《河广序》云：“宋襄公母归於卫，思而不止，故作是诗也。”朱子《集传》因之，云：“卫在河北；宋在河南。宋桓公夫人生襄公而出归於卫。襄公即位，夫人思之而义不可往，故作此诗。”余按《春秋》闵公二年，狄灭卫，卫人渡河而庐於曹。僖公九年，宋桓公乃卒。则襄公之世卫已在河南，不待杭河而後度也，诗安得作如是言乎！孔氏颖达，严氏粲固已觉其不合，顾不肯变易旧说，乃复曲为之解。孔氏以为假有渡者之词，非喻夫人之向宋渡河也。然则三百篇中何语不可谓之假设，亦何所取义於河而假之乎？严氏以为作於卫未迁之前，桓公犹在。然则夫人非义不可往，乃势不能往，其作此诗，一何无耻也！盖《序》与《传》之为此说，不过一时失於检点，而忘襄公之立在卫渡河以後。学者不肯直抉先儒之误，已非直道而行之正，况欲委曲回护以诬古人而惑後世乎！是所谓“岂徒顺之，又从而为之辞”也。且宋桓，贤君也，其夫人思子而能止乎礼，则亦贤夫人也，以贤夫人而遇贤君，何以得出？夫妇之义重矣，苟非得罪宗庙，不至於出。夫人而贤也，必无可出之罪；无罪而出之，又岂贤君之所为乎！余玩此篇词意，似宋女嫁於卫；思归宗国，而以义自闲之诗。学者以是为说亦可矣，何必诬古人而後足以垂世立教哉！朱子最不取《序》，然其本《序》意以说《诗》者一何多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