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黍离》一篇，《韩诗》以为“尹吉甫信谗而杀伯奇，其弟伯封求而不得，忧懑不识於物，视黍离离，反以为稷之苗。”今玩其词，乃似感伤时事，殊不见其为遭家庭之变者也。《毛诗序》则以为“周大夫行役至於宗周，过故宗庙宫室，尽为禾黍，闵周室之颠覆而作是诗”，较《韩》说为近理。然玩“心忧”、“何求”之语，乃忧未来之患，亦不似伤已往之事者也。且二家之讹不过以章首言“黍离”、“稷苗”故耳，然作诗者多就其所见以起兴，“蒹葭”、“大杜”，意原不在於物，岂得以章首言“黍稷”遂断以为诗人之旨在是乎哉！细玩此诗词意，颇与《魏风园桃》相类。“黍离”、“稷苗”，犹所谓“园桃”、“园棘”也。“行迈靡靡”，犹所谓“聊以行国”也。“不知我者谓我何求”，犹所谓“谓我士也罔极”，“心之忧矣，其谁知之”也。然则此诗乃末乱而预忧之，非已乱而追伤之者也。盖凡常人之情狃於安乐，虽值国家将危之会，贤者知之愚者不之觉也，是以“不知者”谓之“何求”。《黍离》忧周室之将陨，亦犹《园桃》忧魏国之将亡耳。若待故宫已为禾黍而後忧之，不亦无及於事矣乎？且平王之东也，非由西而东也，当其未立之时畿甸已尽没於戎矣。是以平王以岐、丰地与秦而使自为取之。然秦亦不能有，至其子孙始陆续攻得之。当东迁之初，故国皆戎也，大夫何为而至其地？宋之南渡也？称臣於金，故其臣有衔命至金者。平王未尝乞怜於戎也，大夫安能行役於故国哉！盖缘说《毛诗》者谓《王风》皆周东迁以後之诗，此篇居《王风》之首，当为初迁时所作，有此成见在心，故见章首言“黍稷”遂以为故宫之禾黍耳。其实《王风》不必皆在迁後，读者当玩其词以求其意，不得因此遂定以为行役於故国也。曰：然则季札何以谓为“周之东”也？曰：此不过大概言之耳，非为其必无一二篇在东迁之前也。正如称《大雅》为“文王之德”，而《大雅》岂尽文王之德；称《郑风》为“其细已甚”，而有《缁衣》、《羔裘》；称《唐风》为“思深忧远”，而有《绸缪》、《葛生》；岂得以是为疑也哉！朱子集传虽亦用《序》说，然终未有以见其必然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