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门之杨》以下六篇，《序》以为刺诗者五篇。今玩其词，惟《墓门》、《株林》为刺诗耳。《株林》一篇，绝无一语直斥之者，但云：“‘胡为乎至株林？’‘以从夏南故也。’‘然则非株林也，特从夏南耳。’”一问一答，痛疾之意溢於言表。二章又言“说於株野，朝食於株”，则其惟务荒淫，不恤人民，不理政事，显然可见。其言语之妙，与《风墙茨篇》略同，但用笔各异耳。至以《墓门》为“刺陈佗”，则绝不类。陈佗不闻他恶，但争国耳。而篇中绝无一语针对陈佗者。此必别有所刺之人；既失其传，而《序》遂强以佗当之耳。若此果为刺佗，则语皆索然无味，夫人能之矣。吾故读《株林》而知《墓门》之必非刺佗也。盖陈灵之事见於《春秋传》，故得知其事之首尾，因并知其立言之妙；《墓门》所刺之人不见於《传》，故无从知其妙。然则《三百篇》中言语之妙者不知凡几，特其事不见於《传》，无可考耳。吾愿说《诗》者皆缺其所疑，勿强不知以为知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