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自唐虞至今，凡几变矣；要其升降之故，大略有三：
《雅》、《颂》以纪盛德，告成功；而《风》以观政治风俗之得失，故可以经世，可以感人，诗之用也。周衰，楚人始纵其荒唐悠谬之词；汉兴，扬、马、班、张竞陈繁丽；建安以降，益沉溺於风€月露之中；於是诗为浮靡绮丽之词，无适於用，而诗一变。然其言虽无物，犹各自成其为言也。
自沈约始调四声；陈、隋之际，竞尚徘偶；永徽、神龙以後，稳顺声势，谓之律诗遂驱意以就词；於是诗为矫揉造作之物，不畅其情，而诗又一变。其中虽有豪杰之士间出於时，然希古常不胜其从众，其专为古而不为律者，自三唐已不数人；至欲求适於用如《风》、《雅》者，则每名人集中仅十之一二耳。甚矣，风俗移人，虽贤者有所不免也！
然自宋、元以前，虽有高下巧拙之殊，要皆自写其意，自琢其词。自明前後七子出，始揣摩唐人之音响以为诗；钟、谭、钱、吴、王、朱之伦相继而起，其体迭相改易，论亦迭相訾毁，要其大旨皆不出於剿窃，依仿以求工於语言；於是诗为假设伪造之言，无涉於我，而诗又一变，而诗几於亡矣。
余幼奉先人之教，即以达意为诗，不求佳於声音笑貌之间；顾时方尚律，犹未知肆志於古，间一为之，亦不得其蹊径。年二十五，始致力於古诗。馆武安时，尝自选其古唐体诗若干首，题曰《弱弄集》，内黄纪东川为序之。三十以後，渐知究心经学，兼以人事纷赜，疾病循生，不能沉思苦索，颇悔少年所为；然於无聊赖中辄复借诗遣之。馆北皋时，复自订其四十以前诗，题曰《乐饥集》。由是辍吟数年。其後间为时势所激，景物所触，见猎心喜，不能自坚，然仅仅矣。
每自念生平德不进，学不成，徒劳心於区区无用之诗，一何可鄙，而余年已五十，乃合其前後所为诗赋，重删而再录之，凡为赋三首，为诗二百首，题之曰《知非集》。综计少时所作，存者不及十三。时馆於西山之乞伏村也。
嗟夫！世之谈诗者众矣，其高者争於体格之升降，其下者争於面貌之仿佛；贵唐，贵宋，贵初盛，贵中晚，贵建安、正始，贵元嘉、永明，其言不可车载而斗量，然皆非余所知。余独爱顾宁人之言，谓诗当求有用於世，为最得风雅之指归。
昔尝有以文寿人者，受者以之糊壁。作者见之，诉於其乡先达。先达笑曰：“君之文不以糊壁，竟复何用？”呜乎！信斯言也，自汉以来，其诗之不必作，不必存者，盖不可悉数，而况於余乎！以故屡欲焚其稿。顾又自念生平之所阅历，忧乐之情，离合之变，居游之所，往往见之於诗，时一览观，如逢故物，因复踌躇，不忍遽弃。乃於暇日又删其三十首，而区别为三等。择其言情感事，义近於讽谕者，二十有八首，首列之，曰《近古编》。其次抒怀，赠答，游览之作，无足为重轻者，三十有八首，曰《遣兴编》。又其次则声病徘偶之言，大雅所不屑道；其中虽亦间有取义，然以其体既卑，不足复为区别，统列之於一等，凡九十有二首，曰《谐俗编》。而又附以咏物等诗十二首，曰《谐俗附编》。
嗟夫！余之诗既不足为诗，而又无子，异日谁爱惜之者，必将供人之糊壁耳。然以无用之诗，以之糊壁固当。此乃吾曩者误用其心之非，而不得以咎夫弃掷之者也！
──乾隆癸丑仲冬，魏人崔述自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