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初，太宗谓萧瑀曰：“朕少好弓矢，自谓能尽其妙。近得良弓十数，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也。’朕问其故，工曰：‘木心不正，则脉理皆邪，弓虽刚劲而遣箭不直，非良弓也。’朕始悟焉。朕以弧矢定四方，用弓多矣，而犹不得其理。况朕有天下之日浅，得为理之意，固未及于弓，弓犹失之，而况于理乎？”自是诏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书内省，每召见，皆赐坐与语，询访外事，务知百姓利害、政教得失焉。
贞观元年，太宗谓黄门侍郎王珪曰：“中书所出诏敕，颇有意见不同，或兼错失而相正以否。元置中书、门下，本拟相防过误。人之意见，每或不同，有所是非，本为公事。或有护己之短，忌闻其失，有是有非，衔以为怨。或有苟避私隙，相惜颜面，知非政事，遂即施行。难违一官之小情，顿为万人之大弊。此实亡国之政，卿辈特须在意防也。隋日内外庶官，政以依违，而致祸乱，人多不能深思此理。当时皆谓祸不及身，面从背言，不以为患。后至大乱一起，家国俱丧，虽有脱身之人，纵不遭刑戮，皆辛苦仅免，甚为时论所贬黜。卿等特须灭私徇公，坚守直道，庶事相启沃，勿上下雷同也。”
贞观二年，太宗问黄门侍郎王珪曰：“近代君臣治国，多劣于前古，何也？”对曰：“古之帝王为政，皆志尚清静，以百姓之心为心。近代则唯损百姓以适其欲，所任用大臣，复非经术之士。汉家宰相，无不精通一经，朝廷若有疑事，皆引经决定，由是人识礼教，治致太平。近代重武轻儒，或参以法律，儒行既亏，淳风大坏。”太宗深然其言。自此百官中有学业优长，兼识政体者，多进其阶品，累加迁擢焉。
贞观三年，太宗谓侍臣曰：“中书、门下，机要之司，擢才而居，委任实重。诏敕如有不稳便，皆须执论。比来惟觉阿旨顺情，唯唯苟过，遂无一言谏诤者，岂是道理？若惟署诏敕、行文书而已，人谁不堪？何烦简择，以相委付？自今诏敕疑有不稳便，必须执言，无得妄有畏惧，知而寝默。”
贞观四年，太宗问萧瑀曰：“隋文帝何如主也？”对曰：“克己复礼，勤劳思政，每一坐朝，或至日昃，五品已上，引坐论事，宿卫之士，传飧而食，虽性非仁明，亦是励精之主。”太宗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此人性至察而心不明。夫心暗则照有不通，至察则多疑于物。又欺孤儿寡妇以得天下，恒恐群臣内怀不服，不肯信任百司，每事皆自决断，虽则劳神苦形，未能尽合于理。朝臣既知其意，亦不敢直言，宰相以下，惟即承顺而已。朕意则不然，以天下之广，四海之众，千端万绪，须合变通，皆委百司商量，宰相筹画，于事稳便，方可奏行。岂得以一日万机，独断一人之虑也。且日断十事，五条不中，中者信善，其如不中者何？以日继月，乃至累年，乖谬既多，不亡何待？岂如广任贤良，高居深视，法令严肃，谁敢为非？”因令诸司，若诏敕颁下有未稳便者，必须执奏，不得顺旨便即施行，务尽臣下之意。
贞观五年，太宗谓侍臣曰：“治国与养病无异也。病人觉愈，弥须将护，若有触犯，必至殒命。治国亦然，天下稍安，尤须兢慎，若便骄逸，必至丧败。今天下安危，系之于朕，故日慎一日，虽休勿休。然耳目股肱，寄于卿辈，既义均一体。宜协力同心，事有不安，可极言无隐。傥君臣相疑，不能备尽肝膈，实为国之大害也。”
贞观六年，太宗谓侍臣曰：“看古之帝王，有兴有衰，犹朝之有暮，皆为敝其耳目，不知时政得失，忠正者不言，邪谄者日进，既不见过，所以至于灭亡。朕既在九重，不能尽见天下事，故布之卿等，以为朕之耳目。莫以天下无事，四海安宁，便不存意。可爱非君，可畏非民。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魏征对曰：“自古失国之主，皆为居安忘危，处治忘乱，所以不能长久。今陛下富有四海，内外清晏，能留心治道，常临深履薄，国家历数，自然灵长。臣又闻古语云：‘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陛下以为可畏，诚如圣旨。”
贞观六年，太宗谓侍臣曰：“古人云：‘危而不持，颠而不扶，焉用彼相？’君臣之义，得不尽忠匡救乎？朕尝读书，见桀杀关龙逄，汉诛晁错，未尝不废书叹息。公等但能正词直谏，裨益政教，终不以犯颜忤旨，妄有诛责。朕比来临朝断决，亦有乖于律令者。公等以为小事，遂不执言。凡大事皆起于小事，小事不论，大事又将不可救，社稷倾危，莫不由此。隋主残暴，身死匹夫之手，率土苍生，罕闻嗟痛。公等为朕思隋氏灭亡之事，朕为公等思龙逄、晁错之诛，君臣保全，岂不美哉！”
贞观七年，太宗与秘书监魏征从容论自古理政得失，因曰：“当今大乱之后，造次不可致化。”征曰：“不然，凡人在危困，则忧死亡；忧死亡，则思化；思化，则易教。然则乱后易教，犹饥人易食也。”太宗曰：“善人为邦百年，然后胜残去杀。大乱之后，将求致化，宁可造次而望乎？”征曰：“此据常人，不在圣哲。若圣哲施化，上下同心，人应如响，不疾而速，期月而可，信不为难，三年成功，犹谓其晚。”太宗以为然。封德彝等对曰：“三代以后，人渐浇讹，故秦任法律，汉杂霸道， 皆欲化而不能， 岂能化而不欲？若信魏征所说，恐败乱国家。”征曰：“五帝、三王，不易人而化。行帝道则帝，行王道则王，在于当时所理，化之而已。考之载籍，可得而知。昔黄帝与蚩尤七十余战，其乱甚矣，既胜之后，便致太平。九黎乱德，颛顼征之，既克之后，不失其化。桀为乱虐，而汤放之，在汤之代，既致太平。纣为无道，武王伐之，成王之代，亦致太平。若言人渐浇讹，不及纯朴，至今应悉为鬼魅，宁可复得而教化耶？”德彝等无以难之，然咸以为不可。太宗每力行不倦，数年间，海内康宁，突阙破灭，因谓群臣曰：“贞观初，人皆异论，云当今必不可行帝道、王道，惟魏征劝我。既从其言，不过数载，遂得华夏安宁，远戎宾服。突厥自古以来常为中国勍敌，今酋长并带刀宿卫，部落皆袭衣冠。使我遂至于此，皆魏征之力也。”顾谓征曰：“玉虽有美质，在于石间，不值良工琢磨，与瓦砾不别。若遇良工，即为万代之宝。朕虽无美质，为公所切磋，劳公约朕以仁义，弘朕以道德，使朕功业至此，公亦足为良工尔。”
贞观八年，太宗谓侍臣曰：“隋时百姓纵有财物，岂得保此？自朕有天下已来，存心抚养，无有所科差，人人皆得营生，守其资财，即朕所赐。向使朕科唤不已，虽数资赏赐，亦不如不得。”魏征对曰：“尧、舜在上，百姓亦云‘耕田而食，凿井而饮’，含哺鼓腹，而云‘帝何力’于其间矣。今陛下如此含养，百姓可谓日用而不知。”又奏称：“晋文公出田，逐兽于砀，入大泽，迷不知所出。其中有渔者，文公谓曰：‘我，若君也，道将安出？我且厚赐若。’渔者曰：‘臣愿有献。’文公曰：‘出泽而受之。’于是送出泽。文公曰：‘今子之所欲教寡人者，何也？愿受之。’渔者曰：‘鸿鹄保河海，厌而徙之小泽，则有矰丸之忧。鼋鼍保深渊，厌而出之浅渚， 必有钓射之忧。 今君出兽砀，入至此，何行之太远也？’文公曰：‘善哉！’谓从者记渔者名。渔者曰：‘君何以名？君尊天事地，敬社稷，保四国，慈爱万民，薄赋敛，轻租税，臣亦与焉。君不尊天，不事地，不敬社稷，不固四海，外失礼于诸侯，内逆民心，一国流亡，渔者虽有厚赐，不得保也。’遂辞不受。”太宗曰：“卿言是也。”
贞观九年，太宗谓侍臣曰：“往昔初平京师，宫中美女珍玩无院不满。炀帝意犹不足，征求无已，兼东西征讨，穷兵黩武，百姓不堪，遂致亡灭。此皆朕所目见，故夙夜孜孜，惟欲清净，使天下无事。遂得徭役不兴，年谷丰稔，百姓安乐。夫治国犹如栽树，本根不摇，则枝叶茂荣。君能清净，百姓何得不安乐乎？”
贞观十六年，太宗谓侍臣曰：“或君乱于上，臣治于下；或臣乱于下，君治于上。二者苟逢，何者为甚？”特进魏征对曰：“君心治，则照见下非。诛一劝百，谁敢不畏威尽力？若昏暴于上，忠谏不从，虽百里奚、伍子胥之在虞、吴，不救其祸，败亡亦继。”太宗曰：“必如此，齐文宣昏暴，杨遵彦以正道扶之得治，何也？”征曰：“遵彦弥缝暴主，救治苍生，才得免乱，亦甚危苦。与人主严明，臣下畏法，直言正谏，皆见信用，不可同年而语也。”
贞观十九年，太宗谓侍臣曰：“朕观古来帝王，骄矜而取败者，不可胜数。不能远述古昔，至如晋武平吴、隋文伐陈已后，心逾骄奢，自矜诸己，臣下不复敢言，政道因兹弛紊。朕自平定突厥、破高丽已后，兼并铁勒，席卷沙漠，以为州县，夷狄远服，声教益广。朕恐怀骄矜，恒自抑折，日旰而食，坐以待晨。每思臣下有谠言直谏，可以施于政教者，当拭目以师友待之。如此，庶几于时康道泰尔。”
太宗自即位之始，霜旱为灾，米谷踊贵，突厥侵扰，州县骚然。帝志在忧人，锐精为政，崇尚节俭，大布恩德。是时，自京师及河东、河南、陇右，饥馑尤甚，一匹绢才得一斗米。百姓虽东西逐食，未尝嗟怨，莫不自安。至贞观三年，关中丰熟，咸自归乡，竟无一人逃散。其得人心如此。加以从谏如流，雅好儒术，孜孜求士，务在择官，改革旧弊，兴复制度，每因一事，触类为善。初，息隐、海陵之党，同谋害太宗者数百千人，事宁，复引居左右近侍，心术豁然，不有疑阻。时论以为能断决大事，得帝王之体。深恶官吏贪浊，有枉法受财者，必无赦免。在京流外有犯赃者，皆遣执奏，随其所犯，置以重法。由是官吏多自清谨。制驭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猾之伍，皆畏威屏迹，无敢侵欺细人。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又频致丰稔，米斗三四钱，行旅自京师至于岭表，自山东至于沧海，皆不赍粮，取给于路。入山东村落，行客经过者，必厚加供待，或发时有赠遗。此皆古昔未有也。
【 译文】
贞观初年，唐太宗对萧璃说：“我从小就喜好弓箭，自认为能全知它的奥妙。最近得了十多张好弓，拿它给造弓的匠人看。匠人说：‘不是好材料。’我问这其中的原故。匠人说：‘木料中心不正，就使木纹歪斜，弓虽然强劲有力，但射出的箭不直，所以不是好弓。’我才领悟到它的道理。我用弓箭平定天下，所用的弓和箭够多了，却还不懂得弓的奥妙；何况我得到天下的时间不长，所懂得的治国道理，本来不如我对弓的了解；品评弓箭尚且失之正确，更何况治国的道理啊！”此后，太宗诏令五品以上京官，轮流在中书内省值宿，每次召见他们，都赐给坐位，与他们一起谈话，询问外面的事，务必知道民间疾苦和政治教化的得失。
贞观元年，唐太宗对黄门侍郎王硅说：“中书省所发出的各种文告，门下省颇有些意见不一致的，有时互相都有错误疏失，而能用不同意见来纠正。原先设置中书省、门下省，本来是互相防止过失错误。人们的意见，常有不同，有正确的也有错误的，本意都为国家大事。但也有人庇护自己的短处，忌讳听到自己的过失，不论别人的话是对是错，便从内心怨恨别人。有的人则苟且从事，回避个人之间的矛盾，互相照顾脸面，明知事情不正当，却立即施行。不敢违背一个长官的小小情面，却顷刻间成为万人的大害。这实在是使国家危亡的做法，你们特别需要注意防止。隋朝时，里里外外的众官，处理事情总是模棱两可，因而遭致祸乱，很多人不能深刻思考这个道理。当时都认为祸事不会轮到自己身上，阳奉阴违，不认为这种做法会带来祸患。后来到大乱暴发，家与国均遭损失，虽然有人逃脱性命，侥幸地免遭杀戮，但也历尽千辛万苦才仅免一死，深受当时舆论的谴责。你们必须灭除私心，一心奉公，坚守正道，处理各种事情时互助启发，不要上下一个腔调啊！”
贞观二年，唐太宗问王硅说：“近代的君臣治理国家多比上古的君臣拙劣，这是什么原因？”王硅回答说：“上古的帝王治国，志趣崇尚清静无为，他们想百姓之所想。近代的君臣则只图损害百姓利益来满足自己的贪欲，所任用的大臣，不再是精通经学儒术的人。汉朝的宰相，没有一个不是精通一门经典的，朝廷如果有疑难问题，大家都能引用经书、史书作出决定，由于这样，人们多懂礼义规范，国家的治理就达到了太平。近代重视武备而轻视儒术，或者参用法令刑律，儒家的道德规范已经遭到损害，淳朴敦厚的民风受到很大破坏。”太宗很赞同王硅的话。从这以后，百官中学识好、有长处，并懂得治国的人，大多晋级，多次提升。
贞观三年，唐太宗对侍臣说：“中书省、门下省，都是掌管军国大事的关键部门。选择有才能的人来担任这些部门的工作，委托给他们的事极为重要，皇帝颁发的命令如有不稳妥、不便施行的，都必须坚持己见直言议论。近来只觉阿谈奉承，顺从上情，唯唯诺诺地草率通过诏令文告，没有一句直言劝谏的话。难道这是正常情况？如果只是签署诏令、颁行文告而已，谁人不可担任？何必劳神费事地选择人才，以重任相委托呢？从今以后，对皇帝颁发的命令有认为不稳妥、不便施行的，都必须坚持自己的意见，不得妄自畏惧，明知不对也保持沉默。”
贞观四年，唐太宗问萧璃说：“隋文帝是什么样的君主？”萧璃回答说：“约束自己，符合礼仪，勤勤恳恳、不怕辛劳地思考治国，每次坐朝理事都很认真，有时到太阳西斜还不休息，凡五品以上官员，他都召见赐坐，与他们一起谈论国事，忘记吃饭时间，侍卫的人只好传餐而食。虽然他的品性不算仁慈明智，也称得上是个奋发有为，想把国家治理好的国君。”太宗说：“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隋文帝这个人性格过于审细，而且不明事理。内心不明就察觉不出自己的过失，过于审细就会对人疑虑多端。他是欺负孤儿寡母而得到天下的，所以经常恼怒对他当面敷衍而内心不服的群臣，不肯轻易信任文武百官。事无巨细都要亲自决策处理，虽然劳费精神、辛苦形体，终不能把所有的事处理得合情合理。朝中大臣既知他的心意，也就不敢直言劝谏。宰相以下官员，只是奉承顺旨罢了。我的看法就不是这样。天下这么大，举国之内人口这么多，每天发生的事干头万绪，须要不拘一法，灵活处理，凡事应交文武百官商议，宰相认真筹画，对于所处理的事，能做到稳妥、便利，才可以呈奏施行。怎么把一天中须要处理的许许多多事情，让一个人思考决断呢！况且一天处理十件事，有五件出偏差，处理对的当然好；处理不对的怎么办呢？如此以日继月，乃至连年，错误既然很多，不灭亡还等什么？哪能比得上广泛任用贤士良才，身居高位而详察下情，法令严肃，这样谁敢为非作歹呢？”于是命令所有官署，如果诏救颁发下去有不稳妥或不便施行的，必须坚持己见上报，不能顺从旨意，随即施行。一定要尽到臣子的责任。
贞观五年，唐太宗对侍臣说：“治理国家与养病没有区别。病人感觉疾病已治好，就更加需要将息保护，倘若再触发病根而犯病，一定会导至死亡。治理国家也是这样，天下稍为安定，尤其需要加倍小心，谨慎行事。如果以为太平无事就骄奢淫逸，必定会导至灭亡。现在天下的安危，关系在我的身上，所以我一天比一天谨慎，虽有享受的条件也不去追求享受。然而耳目股肪的作用，寄托在你们身上，既然君臣是一个整体，就应协力同心。事情有不稳妥的地方，应该极力规谏，毫无隐瞒。倘若君臣互相猜疑，不能完全说出肺腑之语，实在是治理国家的大害啊。”
贞观六年，唐太宗对侍臣说：“我看古代的帝王，有兴盛之时也有衰败之时，就像白天之后有夜晚，都是闭塞了自己的耳目，不知当时的政治得失。忠心正直的人不劝谏，奸邪谗诌的人一天天得势，国君已经看不到自己的过失，所以导至灭亡。我居于深宫，不可能完全看到天下的事，因此将了解下情的任务委托给你们，作为我的耳目。不要认为天「太平无事，四海安宁，就不小心在意。《 尚书》 说：‘可爱的不是国君吗？可畏的不是百姓吗？’做国君的，如果有道，百姓就拥戴他做国君；无道，百姓就抛弃不用他。这实在可怕啊！”魏微回答说：“自古以来，丧失国家的君主，都因为在安定时忘记了危险，处在治平时忘记了混乱，所以帝业不能长久。现在陛下拥有天下，国家内外清平安定，能够留心治国方法，常常像面临深渊、足踩薄冰那样小心谨慎地办事，国家的运数，自然绵延久长。我又听古语说：‘君王是船，百姓是水，水能浮起船只，也能覆没船只。’陛下认为百姓的力量可畏，的确是这样。”
贞观六年，皇上对侍臣说：“古人说：‘国家危急而不支持，社樱倾覆而不扶助，怎么用这种人相辅佐？’君臣之间大义重，能够不竭尽忠心去匡救吗？我曾读书，看到夏禁杀关龙逢，汉景帝杀晃错时，未尝不放下书本叹息。你们只要能义正严词地坦率地劝谏，对国家的政治教化有帮助，我决不会因为犯颜违旨，而随便责备你们。我近来临朝处理事情，也有不符合国家法令的，你们认为是小事，就不提出意见。凡是大的事情都是从小事开始，小事不追究，大事就将不可挽救，国家倾危，莫不由此造成。隋场帝残暴，当他被一个普通人杀死时，很少听到全国老百姓中有为他悲痛的。你们为我想到隋朝灭亡的事，我为你们考虑龙逢、晃错是怎样被杀的，君臣之间互相保全，难道不是很好的事吗！”
贞观七年，唐太宗与秘书监魏徽闲暇漫谈时讨论自古以来的治国得失，就说：“现在，国家处于大乱之后，短时间内，不可能使风俗淳朴，天下太平。”魏徽说：“不是这样，但凡人在危急困苦之时，就担忧死亡，担忧死亡，就希望国家太平，希望国家太平，就容易教化。那么，大乱之后容易教化，就像饥饿的人容易满足饮食的需要一样。”太宗说：“贤明的人治理国家也要待百年之久，才能使残暴者不为恶，废除刑杀。大乱之后，就企求达到天「太平．怎么可以在短时间内就希望得到啊？”魏微说：“这是按平常人说的，不能用在英明的君主身上。如果英明君主施行教化，上一「协力同心，百姓就会像回声那样迅速地响应，虽然不想求快也会很快地取得成功。一年时间就可能办到，相信不很困难，三年才取得成功，还要说它太晚了。”太宗认为对。封德彝等说：“夏、商、周三代之后，人逐渐浇薄欺诈，所以秦朝治国专用刑法，汉朝将仁义与刑法搀杂使用，都是想使民风纯正而未能实现，怎么能说可以使民风纯正而不愿做呢？如果听信魏徽的话，恐怕会使国家遭到败乱。”魏徽说：“五帝、三王治国时，并没有更换国中的人民而实现了教化。躬行无为而治之道，就成就帝业，躬行仁义之道，就成就王业，这在于当时国君的治理、教化罢了，考察古代典籍的记载，就可以知道。古时黄帝与蛋尤打了七十多次仗，那时混乱极了，战胜凶残的蛋尤后，就致力于教化而使天下太平。九黎族作乱，濒项就出兵征伐他们，战胜之后，并非有失于教化。夏莱淫乱暴虐，而商汤赶走了他，在汤在生之时，就实现了天下太平。商封王无道，周武王讨伐他，到了武王之子周成王时，也达到了天下太平。如果说人愈来愈浇薄欺诈，不能做到纯正朴实，那末到现在应该会变成鬼怪妖精，怎能再来加以教化呢？”封德彝等人找不到话来反驳魏微，然而都还是认为不可能实行。太宗时常采纳魏徽的建议，竭力施行，毫不懈怠，儿年之内，全国上下安康和睦，多年为患的突厥被打败而臣服。于是太宗对群臣说：“贞观初年，人们都持不同意见，说当今之世一定不能实行帝道、王道，只有魏微劝我。我听从魏微的话，不过几年时间，就使得中国安定和睦，远方外族臣服。突厥族自古以来，经常成为中国的劲敌，现在，他们的首领身佩刀剑，在宫禁中值宿警卫，而他们部落中的人民都采用中原衣著。使我终于能够达到这样的境地，都是魏微的功劳。”又回头对魏徽说：“玉，虽有美好的本质，当它还在石头中间，没有碰上技艺高超的玉工琢磨时；与瓦块碎石没有什么区别。倘若碰上技艺高超的玉工，立即就会成为万代流传的无价之宝。我虽然没有玉的美好本质，供你雕刻磨制，但劳你拿仁义来要求我，以道德来光大我，使我的功业达到今天这种程度，你也足以称为技艺高超的玉工啊！”
贞观九年，唐太宗对侍臣说：“过去，刚刚平定隋朝都城的时候，隋宫中的美女及奇珍异宝等玩物，没有哪个庭院不是满满的。隋场帝还感到不满足，征敛索取没完没了，加上他东征西讨，穷竭兵力，好战无厌，百姓实在不能忍受了，于是导致灭亡。这些都是我亲眼所见。所以，我从早到晚努力不怠，只希望清净无为而治，使天下平安无事，终于得以不再大兴摇役，年年五谷丰登，百姓安居乐业。治理国家就像栽树一样，只有树根坚固不动摇，枝叶才会茂盛。国君能够作到清净无为而治，百姓为何不能得到安居乐业的生活呢？”
贞观十六年，唐太宗对侍臣说：“有的是国君在上昏乱，臣子在下治理；有的是臣子在下作乱，国君在上治理。这两种情况如果碰在一起，哪种严重？”特进魏微回答说：“君王用心管理国家，就能明察臣下的过失，处罚一个人就能警诫上百人，谁还敢不畏俱威严尽力办事呢？如果国君在上面昏庸残暴，忠臣的劝谏不采纳，虽有百里奚、伍子青这样的贤臣在虞国、吴国，也不能匡救祸患，国破身亡的危机也就跟着来了。”太宗说：“如果一定是这样，那北齐的文宣帝是个昏庸残暴的君主，杨遵彦却用正确的方法扶助他治理好北齐，这怎么理解呢？”魏徽说：“遵彦补救暴君的过失，救治了百姓，才使北齐免于祸乱，但他有时候也是非常危急困苦的。这与国君严肃明智，臣子畏惧国法，并敢于直言劝谏，大家都得到国君的信用，是不可同年而语的。”
贞观十九年，唐太宗对侍臣说：“我看自古以来的帝王，骄傲自满而终于遭到失败的，数也数不清。不必远说古代，至于晋武帝平定吴国，隋文帝攻灭陈朝以后，心里越来越骄傲，生活越来越奢侈，他自认为了不起，臣子就不敢再劝谏，国家的政事法度因此松驰紊乱。我自从平定突厥、击败高丽以后，又兼并铁勒，席卷沙漠，设置州、县，边远各族臣服，国家的声威、教化日益扩大。我深恐这种情况会滋长内心的骄傲自满，所以常常约束控制自己，处理国事常忙到夜晚才吃饭，忧虑治国也常常彻夜不眠，坐等天明。每想到臣下有正言直谏，可用来施行于政治教化的，都应当擦亮眼睛，把他们当作良师益友看。这样做，希望可以使时局康宁、行路平安吧！”
唐太宗刚即位的时候，碰上了严霜大旱造成的灾害，粮食价格飞涨，突厥族又不断侵扰边境，许多州、县社会骚乱，很不安定。太宗一心为百姓担忧，精心地治理国家，推崇提倡节俭，大力布施恩德。当时，从京城到河东、河南、陇右一带，灾荒极为严重，一匹绢才换得一斗米。百姓虽然四处逃荒，但没有暖叹哀怨，无不各自相安。到了贞观三年，关中粮食丰收，百姓都回到自己的故乡，竟然没有一人逃散。太宗得人心到了这样的地步。加上他听从和采纳臣子的劝谏就像流水那样顺畅，喜好儒家学术，孜孜不倦地寻求治国人才，务求选择适当的人作官，故改革了过去的弊政，兴立和恢复了规章法度，每碰到一件事，就举一反三，力求避恶从善。当初，建成、元吉的同党，一起谋害太宗的有数百甚至上千人。事变平息后，太宗又任命其中一些人为自己的左右近臣，心地坦然地对待他们，没有怀疑和隔阂，当时评论都认为太宗能果断决定大事，有帝王的气度。他深恨官吏的贪污秽浊行为，有接受钱财而违法行事的官吏，一定从严惩处，绝不赦免。不管在京城还是在外作官，只要犯有贪赃罪的，都要奏明，根据其犯罪情节，以重法处治。由于这徉，官吏大多清廉谨慎。太宗又注意控制驾御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族及奸狡的那些人，都畏惧国法的威力而隐蔽他们的行迹，不敢侵凌欺压平民商人旅客在野外住宿，也不再有盗贼去抢窃，监狱常常空着。马牛成群遍布四野，住宅向外的门也用不着关闭。又连接不断获得丰收，每斗米价只值三四钱，行人旅客从京城到岭表，从山东到东海．都用不着携带干粮，可在沿途取用。进入山东的村落，过往的行客一定得到优厚的供给和接待，有的在离开时，还受到馈赠。这都是自古以来没有过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