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宗威容俨肃，百僚进见者，皆失其举措。太宗知其若此，每见人奏事，必假颜色，冀闻谏诤，知政教得失。贞观初，尝谓公卿曰：“人欲自照，必须明镜；主欲知过，必藉忠臣。主若自贤，臣不匡正，欲不危败，岂可得乎？故君失其国，臣亦不能独全其家。至于隋炀帝暴虐，臣下钳口，卒令不闻其过，遂至灭亡，虞世基等，寻亦诛死。前事不远，公等每看事有不利于人，必须极言规谏。”
贞观元年，太宗谓侍臣曰：“正主任邪臣，不能致理；正臣事邪主，亦不能致理。惟君臣相遇，有同鱼水，则海内可安。朕虽不明，幸诸公数相匡救，冀凭直言鲠议，致天下太平。”谏议大夫王珪对曰：“臣闻，木从绳则正，后从谏则圣。是故古者圣主必有争臣七人，言而不用，则相继以死。陛下开圣虑，纳刍荛，愚臣处不讳之朝，实愿罄其狂瞽。”太宗称善，诏令自是宰相入内平章国计，必使谏官随入，预闻政事。有所开说，必虚己纳之。
贞观二年，太宗谓侍臣曰：“明主思短而益善，暗主护短而永愚。隋炀帝好自矜夸，护短拒谏，诚亦实难犯忤。虞世基不敢直言，或恐未为深罪。昔箕子佯狂自全，孔子亦称其仁。及炀帝被杀，世基合同死否？”杜如晦对曰：“天子有诤臣，虽无道，不失其天下。仲尼称：‘直哉史鱼，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世基岂得以炀帝无道，不纳谏诤，遂杜口无言？偷安重位，又不能辞职请退，则与箕子佯狂而去，事理不同。昔晋惠帝贾后将废愍怀太子，司空张华竟不能苦争，阿意苟免。及赵王伦举兵废后，遣使收华，华曰：‘将废太子日，非是无言，当时不被纳用。’其使曰：‘公为三公，太子无罪被废，言既不从，何不引身而退？’华无辞以答，遂斩之，夷其三族。古人有云：‘危而不持，颠而不扶，则将焉用彼相？’故‘君子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张华既抗直不能成节，逊言不足全身，王臣之节固已坠矣。虞世基位居宰辅，在得言之地，竟无一言谏诤，诚亦合死。”太宗曰：“公言是也。人君必须忠良辅弼，乃得身安国宁。炀帝岂不以下无忠臣，身不闻过，恶积祸盈，灭亡斯及！若人主所行不当，臣下又无匡谏，苟在阿顺，事皆称美，则君为暗主，臣为谀臣，君暗臣谀，危亡不远。朕今志在君臣上下，各尽至公，共相切磋，以成治道。公等各宜务尽忠谠，匡救朕恶，终不以直言忤意，辄相责怒。”
贞观三年，太宗谓司空裴寂曰：“比有上书奏事，条数甚多，朕总粘之屋壁，出入观省。所以孜孜不倦者，欲尽臣下之情。每一思政理，或三更方寝。亦望公辈用心不倦，以副朕怀也。”
贞观五年，太宗谓房玄龄等曰：“自古帝王多任情喜怒，喜则滥赏无功，怒则滥杀无罪。是以天下丧乱，莫不由此。朕今夙夜未尝不以此为心，恒欲公等尽情极谏。公等亦须受人谏语，岂得以人言不同己意，便即护短不纳？若不能受谏，安能谏人？”
贞观六年，太宗以御史大夫韦挺、中书侍郎杜正伦、秘书少监虞世南、著作郎姚思廉等上封事称旨，召而谓曰：“朕历观自古人臣立忠之事，若值明主，便宜尽诚规谏，至如龙逄、比干，不免孥戮。为君不易，为臣极难。朕又闻龙可扰而驯，然喉下有逆鳞。卿等遂不避犯触，各进封事。常能如此，朕岂虑宗社之倾败！每思卿等此意，不能暂忘，故设宴为乐。”仍赐绢有差。
太常卿韦挺尝上疏陈得失，太宗赐书曰：“所上意见，极是谠言，辞理可观，甚以为慰。昔齐境之难，夷吾有射钩之罪，蒲城之役，勃鞮为斩袂之仇，而小白不以为疑，重耳待之若旧。岂非各吠非主，志在无二。卿之深诚，见于斯矣。若能克全此节，则永保令名。如其怠之，可不惜也。勉励终始，垂范将来，当使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古，不亦美乎？朕比不闻其过，未睹其阙，赖竭忠恳，数进嘉言，用沃朕怀，一何可道！”
贞观八年，太宗谓侍臣曰：“朕每闲居静坐，则自内省，恒恐上不称天心，下为百姓所怨。但思正人匡谏，欲令耳目外通，下无怨滞。又比见人来奏事者，多有怖慑，言语致失次第。寻常奏事，情犹如此，况欲谏诤，必当畏犯逆鳞。所以每有谏者，纵不合朕心，朕亦不以为忤。若即嗔责，深恐人怀战惧，岂肯更言！”
贞观十五年，太宗问魏征曰：“比来朝臣都不论事，何也？”征对曰：“陛下虚心采纳，诚宜有言者。然古人云：‘未信而谏，则以为谤己；信而不谏，则谓之尸禄。’但人之才器各有不同，懦弱之人，怀忠直而不能言；疏远之人，恐不信而不得言； 怀禄之人， 虑不便身而不敢言。所以相与缄默，俯仰过日。”太宗曰：“诚如卿言。朕每思之，人臣欲谏，辄惧死亡之祸，与夫赴鼎镬、冒白刃，亦何异哉？故忠贞之臣，非不欲竭诚。竭诚者，乃是极难。所以禹拜昌言，岂不为此也！朕今开怀抱，纳谏诤。卿等无劳怖惧，遂不极言。”
贞观十六年，太宗谓房玄龄等曰：“自知者明，信为难矣。如属文之士，伎巧之徒，皆自谓己长，他人不及。若名工文匠，商略诋诃，芜词拙迹，于是乃见。由是言之，人君须得匡谏之臣，举其愆过。一日万机，一人听断，虽复忧劳，安能尽善？常念魏征随事谏正，多中朕失，如明镜鉴形，美恶必见。”因举觞赐玄龄等数人勖之。
贞观十七年，太宗问谏议大夫褚遂良曰：“昔舜造漆器，禹雕其俎，当时谏者十有余人。食器之间，何须苦谏？”遂良对曰：“雕琢害农事，纂组伤女工。首创奢淫，危亡之渐。漆器不已，必金为之；金器不已，必玉为之。所以诤臣必谏其渐，及其满盈，无所复谏。”太宗曰：“卿言是矣。朕所为事，若有不当，或在其渐，或已将终，皆宜进谏。比见前史，或有人臣谏事，遂答云‘业已为之’，或道‘业已许之’，竟不为停改。此则危亡之祸，可反手而待也。”
【 译文】
唐太宗仪表威武，面容严肃，百官中进见的人，都举止失当。太宗知道大家这样，每天接见臣下启奏事情，必定做出和颜悦色的样子，希望听到臣子的直言规谏，知道政治教化的得失。贞观初年，太宗曾对王公大臣们说：“一个人想看到自己的面容，必须要有一面明镜；一个国君想知道自己的过失，必须借助于忠臣。国君如果自以为贤能，；臣子又不匡正，想不陷入危亡失败的境地，怎么可能呢？所以，国君失掉国，臣子也不能单独保全他的家。至于像隋场帝那样残暴淫虐，臣下都闭口不说话，终于使自己听不到自己的过失，结果国破身亡，他的大臣虞世基等人，不久也被诛杀。前朝的事情不远，你们今后凡看到我作的事不利于百姓的，一定要直言规劝。”贞观元年，唐太宗对侍臣说：“正直的国君任用了奸邪的臣子，不能使国家达到治平；忠正的臣子侍奉邪恶的国君，也不能使国家达到治平；只有正直之君遇到忠正之臣，如同鱼得到水，这样天下就可安定。我虽然不聪明，幸而有你们多次匡正补救，希望凭借你们耿直的进言，使天下达到太平。”谏议大夫王硅说：“我听说木头经过墨线就能锯直，国君采纳规谏就会圣明。所以，古代的圣明君主一定有直言谏净的臣子七个，向国君进言不被采纳就要以死相谏。陛下开启圣明的思虑，采纳鄙陋之人的意见，愚臣处在这个没有忌讳的朝代，实在愿尽自己愚劣的能力。”太宗称赞王硅的话对。下令从今以后宰相进宫筹商国家大事，一定让谏官跟随进去，让他参与，预先了解国家大事，如果有所规谏，一定虚心采纳。
贞观二年，唐太宗对侍臣说：“贤明的君主时时想到自己的短处因而越来越好，昏昧的君主庇护自己的短处而永远愚昧。隋场帝爱夸耀自己的长处，庇护自己的短处而拒绝规谏，臣子实在也难于犯颜件旨。虞世基不敢直言，或者不能算很大的罪过。过去商朝的箕子假装疯狂来保全性命，孔子也说他仁。后来隋场帝被杀，虞世基理应与他一起死吗？”杜如晦回答说：“天子有刚正直言的臣子，虽然他无道也不会失掉自己的天下。孔子说：‘史鱼这介人，多么耿直啊！国家有道，他也直得像箭；国家无道，他也直得像箭。’虞世基怎能因场帝无道，不采纳规谏就闭口不说呢？苟且偷安地居于重要官位，又不能自动解除官职请求退位，那与微子装疯而逃去，事情的道理不同。过去晋惠帝、贾后将要废掉憨怀太子时，身为司空的张华竟然不能竭力争谏，曲从惠帝与贾后的旨意来苟免祸患。赵王伦就起兵废掉贾后，派人责备张华，张华说：‘废太子的时候，我不是保持沉默，而是当时说的话没有被采用。，那个使者说：‘你身居三公之职，太子没有罪被废掉，争谏既然未被采纳，为何自己不辞官隐退呢？’张华无言以对，使者杀死他，灭掉他家的三族人。古人说：‘国家危急而不扶持，倾颓而不匡救，那怎么用这种人来辅佐呢？’所以‘君子面临死难而气节不变。’张华说了逃避责任的话不能保全生命，作为臣子的节操本来已经丧失了。虞世基官居垂相，处在能够说话的地位，竟没有一句话直言规劝汤帝，实在也该杀死。”太宗说：“你的话很对。臣子一定要忠良辅佐，才能得到自身安全和国家太平。隋场帝难道不是因为下面没有忠臣，自己又听不到过失，罪恶积累，祸害盈满，灭国亡身的灾难才降到他的身上。倘若国君所做的事情不恰当，臣子又不劝谏帮助，一味阿谈顺从，凡事都说好，那么，国君是昏君，臣子是馅诀之臣，国君昏庸，臣子馅诀，国家危亡不要多长时间。我现在的志向在于使君臣上下齐心，各自尽到最公正之心，共同商量来实现天下大治。你们各人都务必要竭尽忠诚，直言规谏，匡救我的缺点和过失，我一定不会把你们直言规谏看成违逆旨意，动辄发怒责备。”
贞观三年，唐太宗对司空裴寂说：“近来有的臣子上书奏事，条款太多，我总是将它们粘在屋壁上，出出进进都观看思考。所以这样勤勉不知疲倦的原因，是想详尽地了解群臣的思想。我每一想到国家的治理，有时三更才睡觉。也希望你们用心思考，不要懈怠，以符合我的心意。”
贞观五年，唐太宗对房玄龄说：“自古以来，帝王之中多有放纵情性，喜怒无常的，高兴时就任意赏赐无功的人，发怒时就乱杀无罪的人。因此，国家遭受损失，造成混乱，没有不是从这里开始的。我现在从早到晚，无时不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常常希望你们尽情地极力规谏。你们也要接受别人的规谏，怎能因别人的话不符合自己的心意，便立即庇护自己的短处而不采纳呢？假若自己不能接受别人的规谏，又怎能规谏别人呢？”
贞观六年，太宗因御史大夫韦挺，中书侍郎杜正伦，秘书少监虞世南，著作郎姚思廉等人上密封奏章，所奏的事都符合太宗心意，于是太宗召见他们，并对他们几人说：“我一一观察，自古以来的臣子建立忠君报国的事业，如果遇上贤明的君主，就得竭尽忠诚进行劝谏，至于像龙逢、比干那样的忠臣，竟然不能避免刑杀，还祸及妻儿。作一个贤明的国君不容易，当一个忠直的臣子也很难。我又听说龙可驯养而且降服它，不过它的领下有逆鳞，触及逆鳞就会杀人，国君也同样如此。你们几人终不避触犯逆鳞，各进封事上奏。经常都能这样作，我怎会担心国家倾覆！每想到你们忠恳规谏的心意，我没有一刻忘记，所以召你们来设宴共享欢乐。”宴后，又赐给他们数量不等的帛。
太常卿韦挺经常上书陈述治国的得失，唐太宗给他写了一封信说：“得到你所写的奏章，上面都是极为中肯正直的话，言辞和道理都好，看了它，我感到很欣慰。如春秋时齐国发生内乱，管夷吾有射中齐桓公衣钩的罪过；晋国发生的蒲城之役，勃鞋有用剑斩断晋文公衣袖的仇。然而，齐桓公不因射钩之罪怀疑管仲，晋文公对待勃？如像故旧，难道这不是考虑到‘柴犬吠尧，各为其主’，事君无二心的志向吗？你的深厚诚意从奏章中可以看出。如能坚持保全这种节操，就能保持美名；如果松懈下去，不是非常可惜吗！由始至终勉励自己，给后代留下楷模，应该让后世的人看现在的人，也像现在的人看古代的人一样，不是很好吗？我近来没有听到别人议论我的过失，没有看到自己的缺陷，全靠你竭尽忠恳之心，多次向我进献善言，用来浇灌我的心田，你的礴恳忠直一时怎能说得完呢！”
贞观八年，太宗对侍臣说：“我每次闲居静坐，就自己从内心反省，常怕自己的所作所为，上不符天意，下为百姓怨恨。只想得到正直的人来匡扶规谏，希望自己的视听能与外界相通，使百姓不怀怨于心而固结不通。另外，近来看见前来奏事的人，大都心怀恐惧致使语无伦次。普通奏事，情况尚且如此，更何况想直言规谏的，一定会畏慎触犯龙鳞。所以每有前来进谏的，纵然所奏之事不符合我的心意，我也不认为是他忏逆犯上。假若当即对他喝斥责怪，我深怕奏事人心怀恐惧，怎敢再说话呢？”
贞观十五年，唐太宗问魏徽说：“近来朝中大臣都不议论政事，宝是什么原因？”魏微回答说：“陛下虚心采纳臣下意见，本来应亥有说的言然而古人说，‘不信任的人来谏，就会被认为是毁谤自己；信任的人不规谏，就叫尸位素餐。’但是，人的才能器度各不相同。懦弱的人，虽然怀着忠直之心，但不能说出来；被国君疏远的人，担心不受信任因而不敢说；心中只考虑个人棒禄的人，忧虑的是不利于自身，因而不敢说。所以，大家互相保持沉默，随波逐流，苟且度日。”太宗说：“的确像你说的一样。我经常想这件事，臣下虽想进谏，动辄畏惧死亡的祸患，这与那赴鼎镬被烹杀、冒利剑遭砍杀有什么不同啊！所以忠诚贞节的臣子，不是不想竭尽忠诚，而是非常为难。所以大禹听到善言就拜谢，难道不是为这个缘故吗？我现在敞开胸怀，采纳直言规劝，你们不要过分恐怖畏惧，就不敢极力进言。”
贞观十六年，唐太宗对房玄龄说：“能正确了解自己的人就明智，但确实作到很难啊。就像写文章的人和从事技艺的工匠，都自以为有超人之术，别人赶不上。如著名的工匠和文士，互相品评比较，低毁斥责，杂乱无章的文词、低劣的技艺于是就显现出来了。从这说来，国君必须得到辅佐、规谏的臣子，指出他的过失。一天之中，国事纷繁，由一个人去听政决断，虽再三思虑劳神，又怎能件件事都处理好？我经常想到魏徽遇事随时规谏纠正，许多事都切中我的过失，就像明洁的镜子照见自己的形体一样，美丑都必然显现。”于是举起酒杯，赐酒给房玄龄等几人，勉励他们。
唐太宗问谏议大夫褚遂良说：“过去，虞舜制造漆器，大禹雕镂姐，当时规谏舜禹的就有十几人。有关装饰盛食物用的器皿这些小事，何必要苦苦规谏？”褚遂良说：“雕刻器物会贻误农业生产，织造五彩丝带，就会耽误妇女的工作，首先倡导奢侈淫逸之风，这是国家危亡的开始。漆器不断作下去，一定又用金来作。金器不断作下去，一定又用玉来作。所以刚正的臣子一定在事情开始时加以劝阻。等到过失已多得不能再多了，就没有再规谏的必要了。”太宗说：“你说的对啊！我所作的事，如果有不妥当的，有的可能才开始，有的恐怕已快结束，不管哪种情况，都应进言规谏。我近来看前代的史书，有的臣子向国君规谏事情，国君就回答说：‘已经办过了。’或者说：‘已答应过了。’竟然不为此立即停止错误的作法而加以改正。这样下去那国家危亡的灾祸，可以像翻转手掌那样很快到来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