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二年，隋通事舍人郑仁基女年十六七，容色绝姝，当时莫及，文德皇后访求得之，请备嫔御，太宗乃聘为充华。诏书已出，策使未发。魏征闻其已许嫁陆氏，方遽进而言曰：“陛下为人父母，抚爱百姓，当忧其所忧，乐其所乐。自古有道之主，以百姓之心为心，故君处台榭，则欲民有栋宇之安；食膏粱，则欲民无饥寒之患；顾嫔御，则欲民有室家之欢。此人主之常道也。今郑氏之女，久已许人，陛下取之不疑，无所顾问，播之四海，岂为民父母之道乎？臣传闻虽或未的，然恐亏损圣德，情不敢隐。君举必书，所愿特留神虑。”太宗闻之大惊，手诏答之，深自克责，遂停策使，乃令女还旧夫。左仆射房玄龄、中书令温彦博、礼部尚书王珪、御史大夫韦挺等云：“女适陆氏，无显然之状，大礼既行，不可中止。”又陆氏抗表云： “某父康在日， 与郑家往还，时相赠遗资财，初无婚姻交涉亲戚。”并云：“外人不知，妄有此说。”大臣又劝进。太宗于是颇以为疑，问征曰：“群臣或顺旨，陆氏何为过尔分疏？”征曰：“以臣度之，其意可识，将以陛下同于太上皇。”太宗曰：“何也？”征曰：“太上皇初平京城，得辛处俭妇，稍蒙宠遇。处俭时为太子舍人，太上皇闻之不悦，遂令出东宫为万年县，每怀战惧，常恐不全首领。陆爽以为陛下今虽容之，恐后阴加谴谪，所以反复自陈，意在于此，不足为怪。”太宗笑曰：“外人意见，或当如此。然朕之所言，未能使人必信。”乃出敕曰：“今闻郑氏之女，先已受人礼聘，前出文书之日，事不详审，此乃朕之不是，亦为有司之过。授充华者宜停。”时莫不称叹。
贞观三年，诏关中免二年租税，关东给复一年。寻有敕：“已役已纳，并遣输纳，明年总为准折。”给事中魏征上书曰：“伏见八月九日诏书，率土皆给复一年，老幼相欢，或歌且舞。又闻有敕，丁已配役，即令役满折造，余物亦遣输了，待明年总为准折。道路之人，咸失所望。此诚平分百姓，均同七子。但下民难与图始，日用不足，皆以国家追悔前言，二三其德。臣窃闻之，天之所辅者仁，人之所助者信。今陛下初膺大宝，亿兆观德。始发大号，便有二言，生八表之疑心，失四时之大信。纵国家有倒悬之急，犹必不可，况以泰山之安，而辄行此事！为陛下为此计者，于财利小益，于德义大损。臣诚智识浅短，窃为陛下惜之。伏愿少览臣言，详择利益。冒昧之罪，臣所甘心。”
简点使右仆射封德彝等，并欲中男十八已上，简点入军。敕三四出，征执奏以为不可。德彝重奏：“今见简点者云，次男内大有壮者。”太宗怒，乃出敕：“中男已上，虽未十八，身形壮大，亦取。”征又不从，不肯署敕。太宗召征及王珪，作色而待之，曰：“中男若实小，自不点入军；若实大，亦可简取。于君何嫌？过作如此固执，朕不解公意！”征正色曰：“臣闻竭泽取鱼，非不得鱼，明年无鱼；焚林而畋，非不获兽，明年无兽。若次男已上，尽点入军，租赋杂徭，将何取给？且比年国家卫士，不堪攻战。岂为其少？但为礼遇失所，遂使人无斗心。若多点取人，还充杂使，其数虽众，终是无用。若精简壮健，遇之以礼，人百其勇，何必在多？陛下每云，我之为君，以诚信待物，欲使官人百姓，并无矫伪之心。自登极已来，大事三数件，皆是不信，复何以取信于人？”太宗愕然曰：“所云不信，是何等也？”征曰：“陛下初即位，诏书曰：‘逋租宿债，欠负官物，并悉原免。’即令所司，列为事条，秦府国司，亦非官物。陛下自秦王为天子，国司不为官物，其余物复何所有？又关中免二年租调，关外给复一年。百姓蒙恩，无不欢悦。更有敕旨：‘今年白丁多已役讫，若从此放免，并是虚荷国恩，若已折已输，令总纳取了，所免者皆以来年为始。’散还之后，方更征收，百姓之心，不能无怪。已征得物，便点入军，来年为始，何以取信？又共理所寄，在于刺史、县令，常年貌税，并悉委之。至于简点，即疑其诈伪。望下诚信，不亦难乎？”太宗曰：“我见君固执不已，疑君蔽此事。今论国家不信，乃人情不通。我不寻思，过亦深矣。行事往往如此错失，若为致理？”乃停中男，赐金瓮一口，赐珪绢五十匹。
贞观五年，治书侍御史权万纪、侍御史李仁发，俱以告讦谮毁，数蒙引见，任心弹射，肆其欺罔，令在上震怒，臣下无以自安。内外知其不可，而莫能论诤。给事中魏征正色而奏之曰：“权万纪、李仁发并是小人，不识大体，以谮毁为是，告讦为直，凡所弹射，皆非有罪。陛下掩其所短，收其一切，乃骋其奸计，附下罔上，多行无礼，以取强直之名。诬房玄龄，斥退张亮，无所肃厉，徒损圣明。道路之人，皆兴谤议。臣伏度圣心，必不以为谋虑深长，可委以栋梁之任，将以其无所避忌，欲以警厉群臣。若信狎回邪，犹不可以小谋大，群臣素无矫伪，空使臣下离心。以玄龄、亮之徒，犹不可得伸其枉直，其余疏贱，孰能免其欺罔？伏愿陛下留意再思。自驱使二人以来，有一弘益，臣即甘心斧钺，受不忠之罪。陛下纵未能举善以崇德，岂可进奸而自损乎？”太宗欣然纳之，赐征绢五百匹。其万纪又奸状渐露，仁发亦解黜，万纪贬连州司马。朝廷咸相庆贺焉。
贞观六年，有人告尚书右丞魏征，言其阿党亲戚。太宗使御史大夫温彦博案验其事，乃言者不直。彦博奏称，征既为人所道，虽在无私，亦有可责。遂令彦博谓征曰：“尔谏正我数百条，岂以此小事，便损众美。自今已后，不得不存形迹。”居数日，太宗问征曰：“昨来在外，闻有何不是事？”征曰：“前日令彦博宣敕语臣云：‘因何不存形迹？’此言大不是。臣闻君臣同气，义均一体。未闻不存公道，惟事形迹。若君臣上下，同遵此路，则邦国之兴丧，或未可知！”太宗瞿然改容曰：“前发此语，寻已悔之，实大不是，公亦不得遂怀隐避。”征乃拜而言曰：“臣以身许国，直道而行，必不敢有所欺负。但愿陛下使臣为良臣，勿使臣为忠臣。”太宗曰：“忠良有异乎？”征曰：“良臣使身获美名，君受显号，子孙传世，福禄无疆。忠臣身受诛夷，君陷大恶，家国并丧，独有其名。以此而言，相去远矣。”太宗曰：“君但莫违此言，我必不忘社稷之计。”乃赐绢二百匹。
贞观六年，匈奴克平，远夷入贡，符瑞日至，年谷频登。岳牧等屡请封禅，群臣等又称述功德，以为“时不可失，天不可违，今行之，臣等犹谓其晚”。惟魏征以为不可。太宗曰：“朕欲得卿直言之，勿有所隐。朕功不高耶？”曰：“高矣。”“德未厚耶？”曰：：厚矣。”“华夏未安耶？”曰：“安矣。”“远夷未慕耶？”曰：“慕矣。”“符端未至耶？”曰：“至矣。”年谷未登耶？”曰：“登矣。”然则何为不可？”对曰：“陛下功高矣，民未怀惠。德厚矣，泽未旁流。华夏安矣，未足以供事。远夷慕矣，无以供其求。符端虽臻，而罻罗犹密。积岁丰稔，而仓廪尚虚。此臣所以窃谓未可。臣未能远譬，且借近喻于人。有人长患疼痛，不能任持，疗理且愈，皮骨仅存，便欲负一石米，日行百里，必不可得。隋氏之乱，非止十年。陛下为之良医，除其疾苦，虽已乂安，未甚充实，告成天地，臣窃有疑。且陛下东封，万国咸萃，要荒之外，莫不奔驰。今自伊、洛之东，暨乎海、岱，萑莽巨泽，茫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道路萧条，进退艰阻。宁可引彼戎狄，示以虚弱？竭财以赏，未厌远人之望；加年给复，不偿百姓之劳。或遇水旱之灾，风雨之变，庸夫邪议，悔不可追。岂独臣之诚恳，亦有舆人之论。”太宗称善，于是乃止。
贞观七年，蜀王妃父杨誉，在省竞婢，都官郎中薛仁方留身勘问，未及予夺。其子为千牛，于殿庭陈诉云：“五品以上非反逆不合留身，以是国亲，故生节目，不肯决断，淹留岁月。”太宗闻之，怒曰：“知是我亲戚，故作如此艰难。”即令杖仁方一百，解所任官。魏征进曰：“城狐社鼠皆微物，为其有所凭恃，故除之犹不易。况世家贵戚，旧号难理，汉、晋以来，不能禁御，武德之中，以多骄纵，陛下登极，方始萧条。仁方既是职司，能为国家守法，岂可枉加刑罚，以成外戚之私乎！此源一开，万端争起，后必悔之，将无所及。自古能禁断此事，惟陛下一人。备豫不虞，为国常道，岂可以水未横流，便欲自毁堤防？臣窃思度，未见其可。”太宗曰：“诚如公言，向者不思。然仁方辄禁不言，颇是专权，虽不合重罪，宜少加惩肃。”乃令杖二十而赦之。
贞观八年，左仆射房玄龄、右仆射高士廉于路逢少府监窦德素，问北门近来更何营造。德素以闻。太宗乃谓玄龄曰：“君但知南衙事，我北门少有营造，何预君事？”玄龄等拜谢。魏征进曰：“臣不解陛下责，亦不解玄龄、士廉拜谢。玄龄既任大臣，即陛下股肱耳目，有所营造，何容不知？责其访问官司，臣所不解。且所为有利害，役工有多少，陛下所为善，当助陛下成之；所为不是，虽营造，当奏陛下罢之。此乃君使臣、臣事君之道。玄龄等问既无罪，而陛下责之，臣所不解；玄龄等不识所守，但知拜谢，臣亦不解。”太宗深愧之。
贞观十年，越王，长孙皇后所生，太子介弟，聪敏绝伦，太宗特所宠异。或言三品以上皆轻蔑王者，意在谮侍中魏征等，以激上怒。上御齐政殿，引三品已上入坐定，大怒作色而言曰：“我有一言，向公等道。往前天子，即是天子，今时天子，非天子耶？往年天子儿，是天子儿，今日天子儿，非天子儿耶？我见隋家诸王，达官已下，皆不免被其踬顿。我之儿子，自不许其纵横，公等所容易过，得相共轻蔑。我若纵之，岂不能踬顿公等！”玄龄等战栗，皆拜谢。征正色而谏曰：“当今群臣，必无轻蔑越王者。然在礼，臣、子一例，《传》称，王人虽微，列入诸侯之上。诸侯用之为公，即是公；用之为卿，即是卿。若不为公卿，即下士于诸侯也。今三品以上，列为公卿，并天子大臣，陛下所加敬异。纵其小有不是，越王何得辄加折辱？若国家纪纲废坏，臣所不知。以当今圣明之时，越王岂得如此。且隋高祖不知礼义，宠树诸王，使行无礼，寻以罪黜，不可为法，亦何足道？”太宗闻其言，喜形于色，谓群臣曰：“凡人言语理到，不可不伏。朕之所言，当身私爱；魏征所论，国家大法。朕向者忿怒，自谓理在不疑，及见魏征所论，始觉大非道理。为人君言，何可容易！”召玄龄等而切责之，赐征绢一千匹。
贞观十一年，所司奏凌敬乞贷之状，太宗责侍中魏征等滥进人。征曰：“臣等每蒙顾问，常具言其长短。有学识，强谏诤，是其所长；爱生活，好经营，是其所短。今凌敬为人作碑文，教人读《汉书》，因兹附托，回易求利，与臣等所说不同。陛下未用其长，惟见其短，以为臣等欺罔，实不敢心伏。”太宗纳之。
贞观十二年，太宗谓魏征曰：“比来所行得失政化，何如往前？”对曰：“若恩威所加，远夷朝贡，比于贞观之始，不可等级而言。若德义潜通，民心悦服，比于贞观之初，相去又甚远。”太宗曰：“远夷来服，应由德义所加。往前功业，何因益大？”征曰：“昔者四方未定，常以德义为心。旋以海内无虞，渐加骄奢自溢。所以功业虽盛，终不如往初。”太宗又曰：“所行比往前何为异？”征曰：“贞观之初，恐人不言，导之使谏。三年已后，见人谏，悦而从之。一二年来，不悦人谏，虽黾勉听受，而意终不平，谅有难色。”太宗曰：“于何事如此？”对曰：“即位之初，处元律师死罪，孙伏伽谏曰：‘法不至死，无容滥加酷罚。’遂赐以兰陵公主园，直钱百万。人或曰：‘所言乃常事，而所赏太厚。’答曰：‘我即位来，未有谏者，所以赏之。’此导之使言也。徐州司户柳雄于隋资妄加阶级。人有告之者，陛下令其自首，不首与罪。遂固言是实，竟不肯首。大理推得其伪，将处雄死罪，少卿戴胄奏法止合徒。陛下曰：‘我已与其断当讫，但当与死罪。’胄曰：‘陛下既不然，即付臣法司。罪不合死，不可酷滥。’陛下作色遣杀，胄执之不已，至于四五，然后赦之。乃谓法司曰：‘但能为我如此守法，岂畏滥有诛夷。’此则悦以从谏也。往年陕县丞皇甫德参上书，大忤圣旨，陛下以为讪谤。臣奏称上书不激切，不能起人主意，激切即似讪谤。于时虽从臣言，赏物二十段，意甚不平，难于受谏也。”太宗曰：“诚如公言，非公无能道此者。人皆苦不自觉，公向未道时，都自谓所行不变。及见公论说，过失堪惊。公但存此心，朕终不违公语。”
贞观十二年，太宗东巡狩，将入洛，次于显仁宫，宫苑官司多被责罚 。侍中魏徽进言曰：“陛下今幸洛州，为是旧征行处，庶其安定，故欲加恩故老。城郭之民未蒙德惠，官司苑监多及罪辜。或以供奉之物不精，又以不为献食，此则不思止足，志在奢靡。既乖行幸本心，何以副百姓所望？隋主先命在下多作献食 ，献食不多，则有威罚。上之所好，下必有甚，竞为无限，遂至灭亡。此非载籍所闻，陛下目所亲见，为其无道，故天命陛下代之。当战战傈裸，每事省约，参踪前列 ，昭训子孙，奈何今日欲在人之下？陛下若以为足，今日不营足矣 。若以为不足，万倍于此，亦不足也。”太宗大惊曰：“非公，联不闻此言，自今已后，庶几无如此事。”
【 译文】
贞观二年，隋朝通事舍人郑仁基的女儿年方十六七岁，是个容貌美丽的绝代佳人，当时没有谁比得上她。文德皇后访寻到后，请求留在后宫，作为妃殡，太宗聘此女，封为充华。诏书已发，但册封的使者尚未出发。魏徽听说这个女子已经许配给陆家，就急忙进宫见太宗说：“陛下作为百姓的父母，抚爱百姓，应当以百姓的忧虑为忧，以百姓的欢乐为乐。自古以来，有道德的君主，把百姓的心愿作为自己的心愿，所以君主住楼台亭榭，就想到百姓应有房屋安身；君主吃着美味佳肴，就想到百姓应该没有饥寒交迫的担忧；眷顾妃殡之时，就要想到百姓也有娶妻成家的欢乐。这是国君的处常之道。今郑氏的女儿，很久以前已许配给别人，陛下聘娶她时没有怀疑，也没有询问，此事传播到全国各地，难道是作为百姓父母的国君应有的道义吗？我听说的虽然还不十分准确，但深恐它会损害圣上的美德，事情不敢隐瞒。君王的一举一动，都一定要记录下来，我所希望的是陛下特别留神思考。”太宗听了魏徽的话，非常吃惊，亲自写诏书答复他，深深地自我责备，于是停止派遣册封的使者，下令将郑氏女送还给她的旧夫。左仆射房玄龄、中书令温彦博、礼部尚书王硅、御史大夫韦挺等说：“郑氏女许配陆家，没有确切的证据，隆重的礼仪既然举行，不可中途停止。”此外，陆氏也上表说：“我的父亲陆康在时，与郑家过从，有时互相馈赠资财，当初没有婚姻交涉约为亲戚。”并说：“外人不知道实际情况，妄自有这样的传说。”大臣们又劝太宗娶郑氏女。太宗于是很狐疑，就问魏微说：“群臣或许是顺从旨意，陆氏为何过于这样分辩？”魏微说：“依我考虑，陆氏的本意可以知道，他把陛下等同于太上皇。”太宗说：“为什么呢？”魏微说：“太上皇刚平定京城的时候，得到辛处俭的妻子，稍稍蒙受宠爱。辛处俭当时任太子舍人，太上皇听到此事很不高兴，就下令将辛处俭调出东宫任万年县令。辛处俭常怀恐惧之心，经常担心不能保全头颅。陆爽认为陛下现在虽然宽容了他，但担心以后暗加谴责贬官，所以再三自我表白，本意就在这里，不值得奇怪。”太宗笑着说：“外边人的想法或许是这样。然而我所说的话，没有能够使人一定相信。”于是发出诏书说：“现在听说郑家的女儿，过去已接受别人礼聘，先前发出诏书的时候，对此事没有详细审查，这是我的不是，也是有关官署的过失。授充华的诏册应停止执行。”当时的人没有一个不称赞感叹。
贞观三年，唐太宗下诏：关中免除二年租税，关东免除一年赋税谣役。不久又有文书说：已抽调服役的壮丁仍遣发服役，已缴纳的租税，仍献纳完毕，明年再合计作为依据折算。给事中魏微上书说：“我看到八月九日的诏书，全国都免除赋税摇役一年，老人幼童相互欢庆，全都载歌载舞。现又听到有文书说，成年男子已调配服役的，就令他们服役期满后折算租税，其余物资也交纳完毕，等到明年合计起来作为依据折算。百姓之中，有的感到失望。这种作法实在是把百姓看成一样，都和自己的儿子相同。但愚昧的人很难在开头与他们商量事情，他们每天用度不够，都认为是国家追悔前言、反复无常造成的。我私下听说这样的话，上天辅佐的是仁慈的人，百姓帮助的是守信义的人。现在陛下刚刚继承帝位，亿万百姓都在观望你的德行。才发出庄重的圣旨，就有改变圣旨的话，这会使全国上下产生疑心，认为陛下像春夏秋冬失去秩序那样不守信义。纵使国家有巫须解救的危难，也一定不能这样做，何况凭着泰山一般安稳的局面而随便作出这种事里替陛下想出这种办法的人，在财利上有一些好处，在德义上却大大有损。我的确智慧浅薄、才识短缺，但私自为陛下惋惜。但愿陛下稍为浏览一下我的奏章，仔细选择有益的事去做。冒昧上书的罪，我甘心承受。”简点使、右仆射封德彝等人，都想在中男当中将十八岁以上的全部抽调入军。文书发出三四次，魏微都执意上奏，认为不能这样做。封德彝再次上奏说：“现听简点使说：‘次男当中大有身体强健的人。”，太宗非常生气，、就发出诏令说：“中男以上，虽然没有满十八岁，身体健壮、体形高大的，也抽调。”魏微又不服从，不肯签署文书。太宗就召见魏微与王硅，做脸做色地对待他们，说：“中男当中如果真是矮小的，自然不抽他们入军，如果身形结实壮大，也可以抽取。这对于你有什么妨碍？过分做得这样固执，我不理解你的用意！”魏微严肃地回答说：“我听说，放千池中的水来捞取鱼，不是得不到鱼，明年就再没有鱼了；焚毁树林来打猎，不是得不到野兽，而明年就再也没有野兽了。如果次男以上全部抽去参军，田租赋税和各种摇役，将从哪里去获取供给？况且，近年国家的卫戍兵士，不能攻击作战，难道是因人数少吗？只是因为对他们失去应有的待遇，就使兵士没有作战的心绪。如果多多抽点人，仍去充当杂使，人数虽多，终究没有用处。如果精心选拔身体健壮的成年男子，以礼相待他们，人人都会百倍勇敢，又何必在于人多？陛下常说，我当国君，以诚恳信义待人，想使官吏、百姓都没有矫诈虚伪之心。自从陛下即位以来，大的事情才处理三几件，就全是不讲信义的，再用什么来取信于百姓呢？”太宗惊愕地说：“你所说的不守信义，是哪些事呢？”魏徽说：“陛下刚即皇帝位，发的诏书说：‘拖欠的田租、积久的债务，以及亏欠的官家物资，全部免除。’当即命令主管部门将它列为治事条款。秦王府是国家官署，也不算官物，陛下从秦王当上天子，国家官署不算作官物，其余东西还有什么可作官物呢？另外，关中免二年田租户调，关外免除一年的赋税摇役，百姓蒙受皇恩，没有一人不欢欣喜悦。结果又有文书说：‘今年临时征集的壮丁许多已服役期满，如果从现在起开始免除摇役赋税，都是空受国恩。假若已经折合或已经缴纳租税的，现在仍全部收取上缴，所应免除的都从明年开始。’壮丁遣散还乡后，才改变征收赋税的办法，百姓的心中不能没有埋怨。已经征收到了物资，又立即抽点壮丁入伍，把第二年作为免除赋役的开始，用什么来取信于民？还有，共同治国所依靠的，在于刺史、县令这些地方官，平常收取赋税，全委托给他们，到了选拔壮丁时，就怀疑他们有欺诈虚假的行为。希望下属诚恳守信义，不也是很难的吗？”太宗说：“我见你固执不已，怀疑你不了解这些事。现在说国家不守信义，是不了解民间情况，我没有认真思考，过错也是很大的啊。处理事情往往这样错误失策，怎能使国家大治？”于是停止抽点中男入伍，赐给魏徽一口金携，赐给王硅五十匹绢。
贞观五年，治书侍御史权万纪、侍御史李仁发，都因告密攻击陷害别人，多次被太宗引见。于是就任意指斥他人，肆无忌惮地欺骗蒙蔽，使太宗震怒，朝臣不能自安。外边的人明知不对，但没有谁能向太宗争论。给事中魏徽严肃地向太宗启奏说：“权万纪、李仁发都是小人，不识大体，以诬陷中伤别人为正确，以告发攻击他人为正直，凡是被他指责的，都没有罪过。陛下掩盖这两人的短处，接受他们的所有坏话，他们就放肆地施行奸计，攀附君主，欺压臣下，行事大多违背礼法，以此来盗取刚强正直的美名。他们诬房玄龄、斥退张亮，完全没有整肃勉励的作用，白白地损害了陛下的圣明。道路上的人，都发出指责的言论。我揣测陛下的心意，一定不是认为这两人是深谋远虑，可以委任重要的任务，只打算用他们无所避忌的行为来警戒劝勉群臣。纵然陛下相信亲近邪曲不正的人，也不可用小臣来图谋大臣，群臣向来没有矫诈虚假的行为，这样做只会徒然使群臣离心。像用房玄龄、张亮这样的大臣来说，尚且不能申辩自己的曲直，其余那些疏远、位低的臣子，谁能够避免他们的欺蒙诬告？希望陛下注意这种情况再三思考，自从陛下任用这两人以来，他们有一件对国家有增益的事，我就甘心情愿被处死，接受不忠的罪名。陛下纵然未能选拔好人来发扬圣德，难道可以重用奸侯来自遭损害吗？”太宗欣然采纳了魏徽的意见，赐魏微五百匹绢。那权万纪又渐渐露出奸诈面目，李仁发也被解官默退，权万纪被贬到连州当司马，朝廷众臣都互相庆贺。
贞观六年，有人告发尚书右承魏微，说他偏袒亲戚。太宗派御史大夫温彦博去查明处理这件事，据了解是告魏微的人不公正。彦博奏明太宗说，魏徽既然被别人指责，虽然没有拘私偏袒的行为，也有可以责备的地方。于是太宗就叫温彦博对魏徽说：“你规谏匡正我达数百条，何必因为这件小事就损害你以往的许多优点。从今以后，你也不能不检点自己的言行举止。”过了几天，太宗问魏徽说：“近来你在外边，听到有什么不对的事吗？”魏微神态严肃地回答说：“前些日子，温彦博奉命宣读陛下对我说的话：‘为什么不检点言行举止？’这话就大不对头。我听说，君王与臣子意气相合，道义上都是一个鸭体。没有听说过不心存公道，只注意言行举止的。如果君臣之间都遵守这样的道理，那么，国家的兴盛衰亡，也许就不能知道了！”太宗心里一惊，改换脸色说：“先前说出这样的话，不久已觉后悔，实在是大不应该。你也不能因此就心怀隐匿回避。”魏微就下拜并说：“我把身子交给了国家，按照正道行事，一定不敢有什么欺周行为。但愿陛下使我成为一个良臣，不要让我成为一个忠臣。”太宗说：“良臣与忠臣有不同的地方吗？”魏微说：“良臣能使自身获得美名，使君王享有崇高的称号，子孙一代一代的相传，荣华富贵就无止境。忠臣使自身受诛灭，陷君王于极大的恶名。家与国都遭到损失，而他独享有忠臣之名。由此说来，良臣与忠臣之间相差很远啊。”太宗说：“但愿你不要违背这些话，我一定不会忘记国家的根本大事。”于是赐给魏徽二百匹绢。
贞观六年，匈奴被战胜平定，远处的异族来朝贡，吉祥征兆一天天出现，五谷连年丰收，州府大吏等多次请求太宗封禅，群臣等又称颂太宗的功德，以为“时机不可错过，上天的旨意不可违抗，现在举行封禅大典，我们还认为已经太晚了”。只有魏徽认为不行。太宗说：“我希望你直切了当地说出自己的意见，不要有所隐讳。我的功绩不高吗？' ’魏徽说：“功绩高。”太宗说：“德行不厚吗？”魏徽说：“德行厚。”太宗说：“华夏还没有治理好吗？" 魏徽说：“治理好了。”太宗说：“每年五谷不丰收吗？”魏徽说：“丰收了。”太宗说：“那么，为何不能封禅？”魏徽回答说：“陛下的功绩虽高，但百姓心中还未记住您的恩惠，陛下的德行虽厚，恩泽还没有遍施于人。华夏虽安定，还不足以负担得起举行祭告天地大礼的费用。远处的外族虽仰慕，还没有更多的东西来满足要求。吉祥的征兆虽然出现，但大小刑网还密布天下。连续几年虽获丰收，但粮仓还空虚。这就是我暗自认为不可以举行封禅的原因。我不能用远的事来比喻，暂且就近借用人作比方。有一个人，十年间长期患病，不能忍受支持，经过治疗疾病刚愈，只剩下皮子包着骨头，就想背一石米，日行一百里路，一定办不到。隋朝的祸乱不止十年。陛下作为‘治疗，这个频遭丧乱的国家的良医，解除了它的疾苦，虽已治平无事，还不很充实，向天地祭告成功，我暗自有疑惑，况且陛下往东边的泰山去举行封禅，各国前来参加盛典的使者都要向那里聚集，遥远边地的人，无不急速赶来。现在从伊、洛二水向东直到东海、泰山，草木丛生，遍布大泽，茫茫千里，百姓稀少，炊烟断绝，鸡鸣犬吠的声音听不到，道路荒凉，前进后退都很艰难。怎么可以招引那些外族人来，把虚弱显示给他们看呢？竭尽财力来赏赐，不能满足远方来人的欲望；增加免除赋役的年份，不能补偿百姓的劳苦。如果碰上水旱灾害，天时变化，那庸人的邪恶议论就是后悔也来不及了。难道只有我一人诚心恳求，也有舆论者的议论。”太宗称道这些话说得好，于是停止封禅。
贞观七年，蜀王妃的父亲杨誉在皇宫禁地追逐蟀女，都官郎中薛仁方将他扣留起来查问，没有来得及处置。杨誉的儿子任千牛，在殿廷上陈奏说：“五品以上的官员，不是反叛之罪就不应当扣留，因我的父亲是皇室亲戚，所以节外生枝，不肯决断，拖延时间。”太宗听了这话，发怒说：“知道是我的亲戚，故意作这样的刁难。”当即下令要打薛仁方一百棍，解除他所任的官职。魏微陈述说：“城墙下的狐狸和神社下的老鼠都是微小的动物，因它们有所依仗，所以除掉它们还不容易。何况官宦之家与皇室亲戚，旧时号称难于治理，东汉、西晋以来，发展到不能禁止驾驭的程度。武德年间，已多有骄横放纵的现象，陛下即位后，才开始衰减。薛仁方既然是履行自己的职责，能为国家执法，怎么能乱给以处罚，以此助长外戚的私欲呢！这个先例一开，各种事端就会纷纷起来，以后一定后悔，那将没有办法来改变了。自古以来，能禁绝外戚骄横的，只有陛下一人。作好准备，防止意外，是治国的普通道理。难道可以在水未横流的时候，就想自己毁掉堤防？我深切思考，没有看出这种作法是可行的。”太宗说：“的确像你所说的那样，先前没有想到。但仁方妄自囚禁人而不申奏，很是专权擅势，虽不该治以重罪，辄应稍加惩罚以示警戒。”于是命令打二十棍后赦免了他。
贞观八年，左仆射房玄龄、右仆射高士廉在路上碰到少监窦德素，问宫城近来又在建造什么。窦德素便将房、高二人寻问一事报告上去。太宗就对房玄龄说：“你只管好南衙的事就行了，我这北边建造一点房屋，干你什么事？”房玄龄等人拜谢太宗表示歉意。魏徽进言说：“我不理解陛下的责备，也不理解房玄龄、高士廉何以要道歉。玄龄既然担任大臣，就是陛下的手腿与耳目，建造房屋，为何不许知道？责备他们询问主管部门，我不理解。况且修建房屋，是有利还是有害，动用多少人工，陛下所作的事如果是好事，应该协助陛下完成它；所作的不对，虽然已开工，当奏请陛下停下来。这就是国君使用臣子、臣子侍奉国君的原则。玄龄等人过问既然没有罪，而陛下责备他们，玄龄等不知道自己掌管的事，只知下拜请罪，我也不能理解。”太宗深感惭愧。
贞观八年，原先桂州都督李弘节有清廉慎守的名声，到他死后，他家出卖宝珠。太宗听说此事，就在朝廷宣布说：“这个人平素所为，宰相都说他清廉，今天既然家中卖珠，推荐的人难道没有罪？一定要严加处理，不能放过。”侍中魏微找个机会对太宗说：“陛下平素说这个人为官不正，没有发现他接受财物的事；今天听说他家卖珠，打算处分推荐的人，我不知有什么理由。从圣朝以来，为国家竭尽忠诚，清廉慎守，始终不渝的人，只有屈突通、张道源罢了。屈突通的三个儿子来应选，只有一匹瘦马；张道源的儿不能生存自立，没有听到陛下有一句话说到他们。如今李弘节为国立功，前后大受陛下赏赐，任职死后，没有人说他贪残，他的妻儿卖珠，不算有罪。明知是为官清廉的，没有任何慰问的话；怀疑那为官贪污的，连带处罚推荐的人，虽说憎恨坏人无可置疑，其实这也是喜欢好人不深厚。我私下考虑，不见这种作法对，恐怕有见识的人听到此事，一定乱加议论。”太宗拍掌说：“匆忙不加思索，就听到你这番话，才知道讲话不容易。都不要追究此事。那屈突通、张道源的儿子，可以各授与一个官职。”
贞观九年，从北蕃回来的人向朝廷报告：“突厥境内下大雪，人民饥饿，羊马一并死亡。那里的唐人，都逃进山林当强盗，人心混乱，形势险恶。”太宗对侍臣说：“观察古代国君，推行仁义，任用贤良，就天下大治；推行暴政，任用奸邪，就失败。突厥信任的人，我和你们都是看到的，大概没有忠良正直可取的人。领利又不关心百姓，为所欲为。我从人情事理来看他，又怎么能长久呢。”魏微陈述说：“过去魏文侯问李克，诸侯中谁先灭亡？李克回答说：‘吴国先亡。’魏文侯说：‘什么原因？’李克说：‘吴国几战几胜。几胜之后，君主必然骄傲，几战之后，百姓必然疲乏困苦，不灭亡还等什么？’领利适逢隋朝末年中原丧乱，就依仗他人马多，侵入内地，至今尚未停止，这就是他必然灭亡的原因。”太宗认为这话很对。
贞观十年。越王，长孙皇后所生，太子（承乾）的弟弟，聪明绝顶、敏慧超群，太宗特别宠爱。有人对太宗说，三品以上的大臣都轻蔑越王，用意在诬陷侍中魏徽等人，以此激怒太宗。太宗驾临齐政殿，召见三品以上的大臣，让他们坐下后，就大发雷霆，怒容满面地说：“我有一句话，向你们说。以前天子就是天子，现在的夭子就不是天子吗了往年天子的儿子是天子儿，今日天子的儿子就不是天子儿吗？我看隋朝的各个侯王，显赫大官以下的人，都不免被他们捉弄困扰。我的儿子，当然不允许他们放纵骄横，你们所以容易过从，怎么能互相在一起鄙薄蔑视他们。我如果放纵他们，难道不能捉弄困扰诸公里”房玄龄等人被吓得发抖，全部跪下请罪。魏徽神色严厉地劝谏说：“当今的各位大臣，一定没有鄙薄蔑视越王的。不过，在礼仪上，臣下、儿子是同等的。经传上说，帝王身边的人虽然低微，排列在诸侯之上。诸侯，任用他们为公，就是公；任用他们为卿，就是卿。如果不是公卿，就在下侍奉诸侯了。现在三品以上的，地位与公卿同列，都是天子的大臣，陛下所礼敬优待的。纵然他们稍有不对，越王怎能随便加以屈辱了如果国家的法制伦常已废弃败坏，这就不是我所能知道的了。在当今圣明的时代，越王岂能这样做。况且隋文帝不知道礼义，宠爱骄纵诸王，使他的儿子们得以干出无礼的事，不久，就因犯罪而遭到罢默。不能作为榜样，又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呢了”太宗听了魏徽的话后，喜形于色，对群臣说：“但凡人们说话，道理充足周到，就不能不服。我所说的话，在于自身的私爱。魏微所说的，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我刚才大发雷霆，自认为理由充足而且深信不疑，及至听了魏微所说的话，才感到我的话实在没有道理。当国君的说话，真不容易！”于是召见房玄龄等人而狠加责备，赐给魏微一千匹绢。
贞观十年，太宗对侍臣说：“太子的辅导老师，自古以来就难于选取。周成王幼年继位，用周公旦、召公爽为太保、太傅，左右都是贤人，足够用来增长仁义，政治达到太平，被称为圣明君主。到秦朝的胡亥，始皇宠爱他，赵高作他的老师。赵高教以刑法。到胡亥篡位为帝后，就诛功臣、杀亲戚，残酷暴烈不止，很快就灭亡了。由此说来，人的善恶的确由亲近的人那里学来。我二十来岁时交游的人，只有柴绍、窦诞等，他们不是有三种长处的人。到后来我居此帝位，治理天下，虽然赶不上尧、舜的圣明，大约也避免了孙皓、高纬的残暴。从这说来，又不是由亲近的人那里学来，什么原因呢？”魏徽说：“中等智能的人，可以同他作善事，可以同他作恶事，然而上等智能的人，自然不会受其影响。陛下从上天那）匕接受使命，平定盗贼制造的大乱，拯救万民的性命，治国达到太平，难道柴绍、窦诞这些人能够亏损陛下的德行？但经典上说：‘抛弃淫靡的声音，疏远奸邪的人。’亲信的人之间，尤其应特别谨慎。”太宗说：“好。”
贞观十一年，有关官署向太宗报告凌敬贫穷乞讨的情状。太宗责备侍中魏徽等人胡乱推荐人，魏微说：“我们每次蒙陛下询问，都说明了凌敬的优点和缺点。有学识，敢于谏争是他的优点；过分留心生计，喜好经营，是他的短处。现在凌敬替人写碑文，教人读《 汉书》 ，以此作为借口，交换求利，这与我们所说的不同。陛下没有用他的长处，只看见他的短处，便认为我们在蒙蔽您，实在不敢心服啊。”太宗采纳了这个意见。
贞观十一年，唐太宗对侍臣说：“我昨天到怀州，有个上密封奏章的人说：‘为什么经常差派山东地区的许多成年男子在苑内建造？今天的摇役，似乎不少于隋代。怀州、洛河以东地区，战乱后余生的百姓不能忍受这种苛政，而田猎还是频繁，这是骄奢淫逸的君主啊！现在又来怀州打猎，忠心的规谏不再到达洛阳了。，四季打猎，既是帝王经常的礼仪，今天在怀州田猎，对百姓秋毫无犯。凡是上书规谏匡正，自有通常标准，臣子可贵在于有劝谏的言词，君主可贵在于能改正过失。像这种毁谤，有点相似于咒骂了。”侍中魏微上奏说：“国家广开正直的言路，所以上密奏的人特别多，陛下亲自翻阅，或许希望臣下的话有可取之处，所以那些想偶然取得成功的人得以放纵他们的恶言。臣子劝谏国君，特别要适当，要慢慢地用委婉的语言进谏。汉元帝曾用醇酒祭祀高祖庙，从长安便门出来，打算乘坐楼船，御史大夫薛广德挡住车驾摘下帽子说：“应该从桥上走，陛下不听我的话，我就自杀，用颈上的血污染车轮，陛下就不能进入祖庙了。’元帝很不高兴。光禄大夫张猛陈述说：‘我听说君主圣明，臣子就正直。乘船危险，过桥安全。圣明的君主不坐危险的车船，广德的话可以听从。’元帝说：‘晓喻别人，不应当就像这样吗？’于是从桥上过去。从这说来，张猛可算是正直的臣子劝谏君王了。”太宗很高兴。
贞观十二年，太宗对魏徽说：“近来我所作的事的得失及政治教化，比以前如何？”魏徽回答说：“如果就恩泽声威所能达到，远处的外族前来朝贡的情况来说，与贞观初年相比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如果从德义与百姓暗中相通，民心高兴诚服来说，比贞观初年又相差很远。”太宗说：“远方外族来归服，应当是由于施与德义，过去的功业为什么反而更大？”魏徽说：“过去天下未安定，常把德义铭记在心，不久，因国内平安无事，逐渐增加骄奢自满的情绪。所以，功业虽然盛大，德义始终赶不上贞观初年。”太宗又说：“所作的事比以前有哪些不同？”魏微说：“贞观初年，担心别人不进言．引导大家规谏。三年以后，见有人进谏，能高兴采纳听从。最近一两年来，不喜欢别人劝谏，虽然努力听取和接受，而内心始终不高兴，确实有为难的样子。”太宗说：“在哪些事情上是这样？”魏徽回答说：“即位的初期，判处元律师死刑，孙伏伽劝谏说：‘按照法律，不至于判死罪，不能容许无节制地处以严酷的刑罚。夕陛下就把兰陵公主园赏赐给他，价值万元钱。有人说：‘孙伏伽所说的是一般的道理，而所赏赐的太优厚。’陛下当时说：‘自我即位以来，没有进谏的人，所以赏赐他。’这就是引导大家进谏。徐州司户柳雄对隋朝留下的人，妄自给予傣禄等级，有人控告他，陛下就命令柳雄自己坦白，不坦白就给他定罪。柳雄始终坚持说是照实办理，竟然不肯坦白。大理寺查究得知柳雄的欺诈，将对柳雄处以死罪，少卿戴胃察奏说，按照法律，只应处以徒刑。陛下说：‘我已对柳雄裁断完毕，只应处以死罪。’戴胃说：‘陛下既然不认为我的话对，请立即把我交到司法部门去。罪不该死，不能乱用酷刑。’陛下很生气地派人去杀柳雄，戴胃拉住不放，反复达四五次，然后赦免了柳雄。干是对司法部门的人说：‘只要能为我这样坚守法制，难道还怕有滥用刑罚杀人夷族的事。’这就是以喜悦的心情来接受劝谏。往年，陕县皿皇甫德参上书触犯圣上旨意，陛下认为是诽谤6 我上奏说，上书不激烈迫切，不能激励国君的意志，激烈迫切就相似于诽谤。当时虽然听从我的话，赏赐了物品二十种，思想上却很不舒服，这是难于接受劝谏。”太宗说：“的确如你说的，除了你是没有人能说出这些话的。人都苦于不能自己察觉毛病，你刚才来讲时，自认为所作的事没有变化，等到听你论说后，我的过失已很惊人。你只要保持这样的忠心，我终究不违背你的话。”
贞观十二年，太宗在东部巡视，快要进入洛阳时，临时住在显仁宫，管理宫苑的官吏，大多被斥责处罚。侍中魏徽进谏说：“陛下现在驾临洛州，是因为这儿是旧时战争进行的地方，希望它安定，所以想多施些恩惠给当地的父老故旧。城郭里的百姓没有受到德泽恩惠，官员与苑囿管理人员已多数受到罪罚。或者认为供奉的物品不精美，或认为不给陛下贡献食物，这就是不考虑知足，一心放在奢侈浪费上。既然违背了巡视的本来心愿，那用什么来满足百姓的心愿呢？隋代的君主先命令下边多献食物，贡献的食物不多，就有严厉的惩罚。上面的人有所喜好，下面的人一定喜好得更厉害，争着这样做而没有限度，终于导至灭亡。这不是从史书的记载上看到的，是陛下亲眼见到的，因为隋代的国君无道，所以上天命令陛下取代他。应该小心谨慎，每件事都要节省简约，加入到前人的行列，明白地训示子孙，怎么今天反而想在前人之下呢？陛下如果认为满足，今日已无异于丰足。如果认为不满足，那比这多一万倍，也不会满足。”太宗大吃一惊说：“不是你，我就听不到这些话，从今以后，希望不会再有这种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