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元年，封中书令房玄龄为邗国公，兵部尚书杜如晦为蔡国公，吏部尚书长孙无忌为齐国公， 并为第一等， 食邑实封一千三百户。皇从父淮安王神通上言：“义旗初起，臣率兵先至，今玄龄等刀笔之人，功居第一，臣窃不服。”太宗曰：“国家大事，惟赏与罚。赏当其劳，无功者自退；罚当其罪，为恶者咸惧。则知赏罚不可轻行也。今计勋行赏，玄龄等有筹谋帷幄、画定社稷之功，所以汉之萧何，虽无汗马，指踪推毂，故得功居第一。叔父于国至亲，诚无爱惜，但以不可缘私滥与勋臣同赏矣。”由是诸功臣自相谓曰：“陛下以至公，赏不私其亲，吾属何可妄诉。”初，高祖举宗正籍，弟侄、再从、三从孩童已上封王者数十人。至是，太宗谓群臣曰：“自两汉已降，惟封子及兄弟，其疏远者，非有大功，如汉之贾、泽，并不得受封。若一切封王，多给力役，乃至劳苦万姓，以养己之亲属。”于是宗室先封郡王其间无功者，皆降为县公。
贞观十一年，太宗以周封子弟，八百余年，秦罢诸侯，二世而灭，吕后欲危刘氏，终赖宗室获安，封建亲贤，当是子孙长久之道。乃定制，以子弟荆州都督荆王元景、安州都督吴王恪等二十一人，又以功臣司空赵州刺史长孙无忌、尚书左仆射宋州刺史房玄龄等一十四人，并为世袭刺史。礼部侍郎李百药奏论驳世封事曰：
臣闻经国庇民，王者之常制；尊主安上，人情之大方。思阐治定之规，以弘长世之业，万古不易，百虑同归。然命历有赊促之殊，邦家有治乱之异，遐观载籍，论之详矣。咸云周过其数，秦不及期，存亡之理，在于郡国。周氏以鉴夏、殷之长久，遵皇王之并建，维城磐石，深根固本，虽王纲弛废，而枝干相持，故使逆节不生，宗祀不绝。秦氏背师古之训，弃先王之道，践华恃险，罢侯置守，子弟无尺土之邑，兆庶罕共治之忧，故一夫号呼而七庙隳圯。
臣以为自古皇王，君临宇内，莫不受命上玄，册名帝录，缔构遇兴王之运，殷忧属启圣之期。虽魏武携养之资，汉高徒役之贱，非止意有觊觎，推之亦不能去也。若其狱讼不归，菁华已竭，虽帝尧之光被四表，大舜之上齐七政，非止情存揖让，守之亦不可焉。以放勋、重华之德，尚不能克昌厥后，是知祚之长短，必在于天时，政或兴衰，有关于人事。隆周卜世三十，卜年七百，虽沦胥之道斯极，而文、武之器尚存，斯龟鼎之祚，已悬定于杳冥也。至使南征不返，东迁避逼，禋祀阙如，郊畿不守，此乃陵夷之渐，有累于封建焉。暴秦运距闰余，数终百六，受命之主，德异禹、汤，继世之君，才非启、诵，借使李斯、王绾之辈盛开四履，将闾、子婴之徒俱启千乘，岂能逆帝子之勃兴，抗龙颜之基命者也！
然则得失成败，各有由焉。而著述之家，多守常辙，莫不情忘今古，理蔽浇淳，欲以百王之季，行三代之法，天下五服之内，尽封诸侯，王畿千里之间，俱为采地。是则以结绳之化行虞、夏之朝，用象刑之典治刘、曹之末，纪纲弛紊，断可知焉。锲船求剑，未见其可；胶柱成文，弥多所惑。徒知问鼎请隧，有惧霸王之师；白马素车，无复藩维之援。不悟望夷之衅，未堪羿、浞之灾；既罹高贵之殃，宁异申、缯之酷。此乃钦明昏乱，自革安危，固非守宰公侯，以成兴废。且数世之后，王室浸微，始自藩屏，化为仇敌。家殊俗，国异政，强陵弱，众暴寡，疆场彼此，干戈侵伐。狐骀之役，女子尽髽；崤陵之师，只轮不反。斯盖略举一隅，其余不可胜数。陆士衡方规规然云：“嗣王委其九鼎，凶族据其天邑，天下晏然，以治待乱。”何斯言之谬也！而设官分职，任贤使能，以循良之才，膺共治之寄，刺举分竹，何世无人。至使地或呈祥，天不爱宝，民称父母，政比神明。曹元首方区区然称：“与人共其乐者人必忧其忧，与人同其安者人必拯其危。”岂容以为侯伯则同其安危，任之牧宰则殊其忧乐？何斯言之妄也！
封君列国，藉其门资，忘其先业之艰难，轻其自然之崇贵，莫不世增淫虐，代益骄侈。离宫别馆，切汉凌云，或刑人力而将尽，或召诸侯而共乐。陈灵则君臣悖礼，共侮征舒；卫宣则父子聚麀，终诛寿、朔。乃云为己思治，岂若是乎？内外群官，选自朝廷，擢士庶以任之，澄水镜以鉴之，年劳优其阶品，考绩明其黜陟。进取事切，砥砺情深，或俸禄不入私门，妻子不之官舍。班条之贵，食不举火；剖符之重，居惟饮水。南阳太守，弊布裹身；莱芜县长，凝尘生甑。专云为利图物，何其爽欤！总而言之，爵非世及，用贤之路斯广；民无定主，附下之情不固。此乃愚智所辨，安可惑哉？至如灭国弑君，乱常干纪，春秋二百年间，略无宁岁。次睢咸秩，遂用玉帛之君；鲁道有荡，每等衣裳之会。纵使西汉哀、平之际，东洛桓、灵之时，下吏淫暴，必不至此。为政之理，可以一言蔽焉。
伏惟陛下握纪御天，膺期启圣，救亿兆之焚溺，扫氛祲于寰区。创业垂统，配二仪以立德；发号施令，妙万物而为言。独照神衷，永怀前古，将复五等而修旧制，建万国以亲诸侯。窃以汉、魏以还，余风之弊未尽；勋、华既往，至公之道斯乖。况晋氏失驭，宇县崩离；后魏乘时，华夷杂处。重以关河分阻，吴、楚悬隔，习文者学长短纵横之术，习武者尽干戈战争之心，毕为狙诈之阶，弥长浇浮之俗。开皇在运，因藉外家。驱御群英，任雄猜之数；坐移明运，非克定之功。年逾二纪，民不见德。及大业嗣立，世道交丧，一时一物，扫地将尽，虽天纵神武，削平寇虐，兵威不息，劳止未康。
自陛下仰顺圣慈，嗣膺宝历，情深致治，综核前王。虽至道无名，言象所纪，略陈梗概，安所庶几。爱敬烝烝，劳而不倦，大舜之孝也。访安内竖，亲尝御膳，文王之德也。每宪司谳罪，尚书奏狱，大小必察，枉直咸举，以断趾之法，易大辟之刑，仁心隐恻，贯彻幽显，大禹之泣辜也。正色直言，虚心受纳，不简鄙讷，无弃刍荛，帝尧之求谏也。弘奖名教，劝励学徒，既擢明经于青紫，将升硕儒于卿相，圣人之善诱也。群臣以宫中暑湿，寝膳或乖，请移御高明，营一小阁，遂惜十家之产，竟抑子来之愿，不吝阴阳之感，以安卑陋之居。顷岁霜俭，普天饥馑，丧乱甫尔，仓廪空虚。圣情矜愍，勤加赈恤，竟无一人流离道路，犹且食惟藜藿，乐彻簨簴，言必凄动，貌成癯瘦。公旦喜于重译，文命矜其即叙。陛下每见四夷款附，万里归仁，必退思进省，凝神动虑，恐妄劳中国，以求远方，不藉万古之英声，以存一时之茂实。心切忧劳，志绝游幸，每旦视朝，听受无倦，智周于万物，道济于天下。罢朝之后，引进名臣，讨论是非，备尽肝膈，惟及政事，更无异辞。才日昃，必命才学之士，赐以清闲，高谈典籍，杂以文咏，间以玄言，乙夜忘疲，中宵不寐。此之四道，独迈往初，斯实生民以来，一人而已。弘兹风化，昭示四方，信可以期月之间，弥纶天壤。而淳粹尚阻，浮诡未移，此由习之久，难以卒变。请待斫雕成器，以质代文，刑措之教一行，登封之礼云毕，然后定疆理之制，议山河之赏，未为晚焉。《易》称：“天地盈虚，与时消息，况于人乎？”美哉斯言也。
中书舍人马周又上疏曰：
伏见诏书令宗室勋贤作镇藩部，贻厥子孙，嗣守其政，非有大故，无或黜免。臣窃惟陛下封植之者，诚爱之重之，欲其绪裔承守，与国无疆。何则？以尧、舜之父，犹有朱、均之子。况下此以还，而欲以父取儿，恐失之远矣。倘有孩童嗣职，万一骄逸，则兆庶被其殃，而国家受其败。政欲绝之也，则子文之治犹在；政欲留之也，而栾黡之恶已彰。与其毒害于见存之百姓，则宁使割恩于已亡之一臣，明矣。然则向之所谓爱之者，乃适所以伤之也。臣谓宜赋以茅土，畴其户邑，必有材行，随器方授，则翰翮非强，亦可以获免尤累。昔汉光武不任功臣以吏事，所以终全其世者，良由得其术也。愿陛下深思其宜，使夫得奉大恩，而子孙终其福禄也。
太宗并嘉纳其言。于是竟罢子弟及功臣世袭刺史。
【 译文】
贞观元年，封中书令房玄龄为邢国公，工部尚书杜如晦为蔡国公，吏部尚书长孙无忌为齐国公，并列为第一等功臣，实际封给食邑三千三百户。太宗的叔父淮安王李神通上奏说：“高祖起义的旗帜刚举，我就率兵先来响应，现在房玄龄等都是舞文弄墨的人，功勋列在第一等，我心里暗自不服。”太宗说：“国家的大事，只在于赏赐与惩罚。赏赐和功劳大小相当，无功的人就会自然退下；惩罚与罪恶相符，干坏事的都会畏惧。那就知道赏赐与惩罚不可轻易施行了。现在按照功勋大小行赏，房玄龄等人有运筹帷幌，用计谋安定国家的大功。所以汉朝的萧何，虽然没有在疆场厮杀的功劳。但有指示踪迹、推动战车的作用，因此能够功居第一。叔父是朝廷至亲，我实在不是吝惜封赏，只因为不能祠私情就随便与勋功卓著的臣子同样封赏啊J ”于是各个功臣都相互说：“陛下以最公正的态度对待臣下，赏赐不偏袒自己的亲属，我们还有什么可以妄自申说的。”当初，高祖建置宗室名籍，兄弟、子侄以至再传、三传的子孙，孩童以上封为王的达几十人。至此，太宗对群臣说：“自两汉以来，只是封儿子及兄弟为王，其他疏远的亲属，不是有大功，如汉朝的刘贾、刘泽那样的，都不能受封。如果所有的亲属都封为王，多给他们从事苦力的人数，这就是加重百姓的辛劳困苦，用来养活自己的亲属。”于是，宗室当中过去已封为郡王而其中又没有功劳的，都降为早公。
贞观十一年，唐太宗认为周朝分封宗室子弟，王位传袭八百多年，秦朝废除分封制，到秦二世就灭国，吕后想危害刘氏天下，最后靠宗室子弟的力量获得安定，分封皇亲贤臣，应当是使子孙绵延长久的办法。于是就规定制度，将皇帝子弟荆州都督荆王李元景、安州都督吴王李格等二十一人，又加上功臣司空赵州刺史长孙无忌、尚书左仆射宋州刺史房玄龄等十四人，一并封为世袭刺史。礼部侍郎李百药上了一道奏折议论，用来驳世袭封爵这件事说：我听说，治理国家，保护百姓，是国君通常要做的事；遵重国君使上位之人安定，是百姓应懂得的大道理。想阐述治国安邦的规划，用来发展永久的事业，使它千秋万代不变更，大家的想法是共同的。然而，各个朝代享国的年数有长与短的差别几国家也有安定和混乱的不同。远看古代典籍的记载，论述此事很详细。都说周朝超过了应该享国年数，秦朝没有达到预定期限，两个朝代生存与灭亡的原因，就在建不建立郡国。周朝因借鉴夏朝、殷朝享国长久的经验，遵循古代圣君的治国方针，连结邦国城邑，使它坚如磐石，根基深而国本固，虽然国家的重要法纪松弛废弃，而那些诸侯国与周王却像树木的枝和干，互相扶持。所以使背叛离乱的事情不会发生，宗庙祭祀没有断绝。秦朝违背向古人学习的教诲，抛弃了古代圣君的治国办法，斩断华山来筑城，依仗它的险要，罢却诸侯建置郡守，宗室子弟没有一尺封土作食邑，广大百姓少有共同治国的忧患，所以，一个普通人振臂高呼，秦朝的祖庙便随之毁坏而倒塌。
我认为，自古以来的帝王，居君位而统治全国，没有不受命于上天，载名于帝篆的、缔造国家的时候都遇上好运，深切的忧虑只属于刚开创帝业的时候，即使像魏武帝那样靠别人抚养长大，汉高祖押送徒役那样低下的人，不只存心夺取帝位，要推辞它也不能推掉。如果诉讼的百姓不归附，精华已经枯竭，虽然帝尧的政绩光照四海，大舜的美政比齐于日月星辰，不只心中有揖让的想法，就是让他们的子孙守住先辈的基业也是不能的！凭着唐尧、虞舜的美德，尚且不能使他们的后代昌盛。从这知道，帝业享年的长短，一定决定于上天的旨意，国家的兴旺与衰微，与人的治理有关。帝业兴隆的周朝，卜卦得到的结果是传位三十世，享国七百年，虽然衰弱到了极点，然而文王、武王留下的名物制度依然存在，那龟鼎所象征的帝业，早已悬挂决定于上天。至于周昭王巡视南方一去不归，周平王东迁洛邑，避开威逼，祭祀的礼仪已经欠缺，京郊的土地不能保存，这就是衰微的开端，它已受到了分封邦国的连累了。暴虐的秦国，虽然国运像附生的鸡距，犹如闰年多余的时日，但周的运数已在阴数的极点。秦朝受命的国君，德行不同于夏禹与商汤，继位的君主，才能不如夏启与成王。即使李斯、王给这般人都建诸侯国，将间、子婴这些人都发干乘兵车，难道能扭转赤帝子的兴起，抗拒刘邦开创基业的使命！
那么，事情的得失成败，各有它的原因。而著书立说的人，大多墨守成规，没有一个不是忘记了今天与古代的区别，分不清轻薄与淳朴，想在百代末季的今天，推行夏、商、周时候的法令制度，把天下五服之内的土地，全部用来分封诸侯，帝王居住的千里王瓷，全作卿大夫的食邑。这就是把结绳计数时代的上古之法，在虞舜、夏禹时代推行，用帝舜时代之法，在汉、魏时代实施，法令制度松弛混乱，是断然可知的。刻船求剑，没有看见它可行；粘柱调弦，演奏乐章，更使人增疑。只知楚庄王问鼎，晋文公请隧，有畏惧霸主兴兵的心理；子婴白马素车投降汉王，不再有诸侯相援。不懂得秦二世为何被赵高杀于望夷宫，不了解后界为何被寒捉杀于桃梧之野；高贵乡公曹髦的灾难，难道与申侯连结增人、犬戎杀死周幽王不同？这就是清明与昏乱的人，各自改变自己的安危，一定不是郡宰与公侯，来造成国家的兴废。况且几代之后，王室衰微，从藩国的宗亲开始，变成了仇敌。一家之内习俗不同，一国之内各自为政，强大的侵犯弱小的，势众的损害人少的，疆界边彼此攻打，武力相侵。狐验地方的战争，使鲁国妇女全用麻束发举哀；蜻陵的战役，秦国一只车轮也没回来。这些只是约略举例，其余多得数不胜数。陆士衡就惊奇若失地说：“继位为王的截夺了九鼎，凶暴残忍之人占据了京城，天下却太平无事，以安待危。”这话何等荒谬！而设置职官，分工理事，任用贤能，作政绩优良的人承担共同治国的重任，贤臣良将，哪个朝代没有。至于使大地呈现吉祥征兆，上天赐给珍贵宝物，百姓称赞贤君慈如父母，国家的治理就像有神明相助。曹元首喜不自禁地说：“与别人共享快乐的人，别人一定急切分担他的忧虑；与别人共济安危的人，别人一定拯救他的危急。”难道能容许当了侯伯就共享安危，任他为州郡长官就忧乐不同？这话何等荒谬！受分封，建邦国，凭借先辈的门第与资望，忘记了先辈们创业的艰辛，轻视世袭得来的显贵，无不世代增加残忍荒淫，一代比一代奢侈骄横。供临时住宿的离宫别馆，高耸云霄，有的使用人力将尽枯竭，有的邀约诸侯一起寻欢作乐。陈灵公君臣淫乱背礼义，一起海辱微舒；卫宣公父子同娶一妻，最终杀死了寿与极。还说因为自己想治理好国家，难道应该像这样吗？现在内外的众官，都由朝廷选拔、提拔士人百姓来任用，以明净如水的镜子来鉴察，年节慰劳优厚，提高他们的官阶品秩，通过考绩来明确对他们的罢免或提升。这些人进取心强，办事认真，互相切磋，感情深厚。有的人廉洁奉公，棒禄不拿回家中：有的人居官赴任，妻室儿女不进官舍居住；有的人官阶高贵，宁吃干粮也不生火；有的人身负重任，穿的只是补丁粗衣。有的人像南阳太守，仅以破衣遮身；有的人如莱阳县长，家中饭颤满是灰尘。他们知道为国兴利增加财物，多么使人爽心！总而言之，官爵不是世代相袭，任贤之路）’一阔平坦；百姓没有固定主子，依附官吏的感情就不深。这些事是愚昧与聪明人都能分辨的，怎么可以怀疑呢了至于灭国篡位，杀害国君，扰乱伦常，干扰纲纪，春秋二百年间，大概没有安宁的年份。到唯水祭祀，就杀小国之君当祭品；鲁道路平坦，就常常等待着乱伦的幽会。纵然在西汉的哀帝、平帝之时，东汉的桓帝、灵帝之际，下边官吏的荒淫残暴，必定不会达到这种地步。治理国家的道理，可以用一句话去概括它。
陛下掌握纲纪，驾御天下，顺应天运开创大业，于水深火热之中拯救百姓，在宇宙间扫清邪气妖云。开创基业，流传后代，以美德比配于天地；发出号召，施行命令，遥知万物才发言。光明的圣心，永远缅怀前贤古圣。将恢复五等爵位而兴旧时制度，建立邦国来使诸侯相亲。我暗自认为，汉魏以来，分封诸侯的弊病至今余风未尽，尧、舜盛世已成往古，大公无私的道德风尚已经改变。何况晋朝分封诸侯后，又失去驾驭的能力，最终导至诸侯相侵，国土分崩离析，拓跋氏乘机建立后魏，汉人与胡夷杂居相处。国家重新出现关山分割、大河相阻，吴、楚隔绝的分裂局面。习文的，就学纵横家游说之术；习武的，全怀武力争战之心，都是用来作实现阴险野心的阶梯，滋长了浇薄轻浮的风气。隋文帝有幸建国，是借助外戚身分。他驱使和任用天下英豪，却又多猜忌疑惑；他坐享其成，转移北周国运，不是战胜强敌建立的功业。在位时间超过二纪，百姓看不到他的恩德。到了场帝即位，社会道德风气纷乱，人力物力像扫地出门那样接近枯竭。即使上天赋予神功武力，铲平贼乱，军队的威势不减，劳尽心力也不能振兴。
自从陛下尽心顺从太上皇的旨意，继立而登上了皇帝宝位后，一心治国，用深厚的感情致力于政事，综合审察国君治国得失。虽然至善至美的理论不能明白地说出来，我说的话就像理丝抽出头绪一样，能大略陈述一个梗概，实在是我的心愿。敬爱尊长，品德淳厚，勤劳而不知疲倦，这是大舜的孝。向宫中小吏询问国君的健康状况，亲自为国君尝食，这是周文王的美德。每见司法官署审理罪人，尚书奏明案件诉讼情况，大大小小的案情都明白考察，使违法的受到惩处，冤枉的得到伸理，用砍断脚趾的办法代替杀头的罪刑，仁慈的心感到怜悯，不管内心还是外表都一样，这就是大禹见罪人而哭的原因。表情严肃，说话正直，虚心听取并采纳别人的规谏，不简慢卑贱或说话迟钝的人，不抛弃山野之人的意见，这就是帝尧寻求规谏的情况。大大地提倡礼教，勉励求学的人，既通过明经科选，提升贤能之人任高官，又将把那些学识渊博的人任为卿相，这就是圣人循循善诱的方法。臣子们认为宫中炎热潮湿，陛下休息与用膳的地方或者不合适，请求陛下移居到地势高敞明亮的地方，在那里修建一座小小的楼阁。就因爱惜人家的资产，陛下竟制止了臣子们的建议，不吝惜身受寒暑，安心地居住在低下简陋的地方。近年因霜灾歉收，普天之下，饥荒严重，丧乱就开始出现，仓库里也十分空虚。陛下内心怜悯百姓，不断地救济抚恤，竟没有一个人外出逃荒，而陛下还只吃粗劣饭菜，停止赏乐，撤除了悬挂钟罄的架子，说话必然凄惋动容，面庞已大大消瘦。过去，周公旦对外族辗转翻译送来宝物感到欣喜，大禹夸耀他治水取得成功。陛下每看到四方诸侯诚心归附，万里之外，民心趋向于仁厚，还进退思考，聚精会神地考虑问题，恐怕随意劳烦中原百姓，以此来经营远方，不凭借万古的英明声誉，换取一时的众多宝物。心中深切思劳忧虑，行动断绝游玩巡幸，每天清早就设朝理事，听取和接受群臣的意见毫不懈怠，智慧遍察万物，道义普救天下。散朝之后，还召进有名的大臣，共同探讨议论治国的得失，倾尽全部心力，惟一涉及的只是治国大事，再没有别的话。到太阳西斜，一定叫才学渊博的人进宫，赐给清静安闲，畅谈古代典籍，中间有时也写文咏诗，有时也清谈玄理，到深夜还忘记疲劳，夜半还不安寝。这四个方面，独有陛下一人超过以往任何朝代的贤君，这实在是有人类以来，一人做到这样罢了。发扬光大这种美德，用它去淳化民风，明白地告诉天下，相信在一年之内，可以遍布天地之间。但是淳朴敦厚的美德受到阻碍，浮薄诡诈的风气还未改变，这是因为长期形成的，难在短时间内改变。请等到把雕工精美的玉打磨成朴素的器皿，用淳朴敦厚的美德取代浮华轻薄的风气，刑罚搁置的教育一施行，登泰山、祭天地的典礼举行完毕，然后再定分疆治理的办法，讨论赏赐土地、分封诸侯的事也不算晚。《 易经》 说：“天地间万事万物都会盈虚更替，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长停息，何况对于人呢？" 这话多好啊！
中书舍人马周又上疏说：我看见陛下诏书，命宗室亲属和功臣镇守分封的邦国，并传给他们的子孙，使他们世世代代都继守着那里的政权，不是有重大原故，不能罢免。我暗自认为陛下封赐栽培的人，确实爱他们很深，想让他们的后代继承职守，立国永久，可以使世代作官了。为什么这样作呢？凭着尧、舜这样的君父，还有丹朱、商均这样的儿子，何况差于这样以下的人，而想根据父亲的才能品德去推断儿子，恐怕相差得很远罢。倘若有的还在孩童之时就承袭父职，万一骄奢淫逸，那么百姓就会遭受他们的祸害，而国家也会受他们的败坏。想断绝他们的封地与官爵吧，那楚令尹子文死后，让他的孙子复官这样的事例还在；想保留他们的封地与官爵吧，而又有栗辱的过恶已经显露那样事情。与其让这样的人去毒害现在活着的百姓，就宁可对已死去的臣子割恩，这是很明显的道理。既然如此，那么过去所谓被爱重的人，就正好是伤害了他们。我以为适宜分封，食邑世代相等的，一定要有才能品行。根据才能品行才能授职，这就使能力不强的，也可因此而获得免受过失的连累。过去汉光武帝不任命有功之臣去当地方官，所以最终保全了这些功臣一辈子，确是由于他懂得治国的方法。希望陛下认真想想这件事怎样处理才恰当。使大家能得到陛下的大恩，子子孙孙最终也能终享福禄。太宗同时称赞采纳李百药、马周的意见，于是终于取消了宗室子弟及功臣世袭刺史的诏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