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初，有上书请去佞臣者，太宗谓曰：“朕之所任，皆以为贤，卿知佞者谁耶？”对曰：“臣居草泽，不的知佞者，请陛下佯怒以试群臣，若能不畏雷霆，直言进谏，则是正人，顺情阿旨，则是佞人。”太宗谓封德彝曰：“流水清浊，在其源也。君者政源，人庶犹水，君自为诈，欲臣下行直，是犹源浊而望水清，理不可得。 朕常以魏武帝多诡诈， 深鄙其为人，如此，岂可堪为教令？”谓上书人曰：“朕欲使大信行于天下，不欲以诈道训俗，卿言虽善，朕所不取也。”
贞观十年，魏征上疏曰：
臣闻为国之基，必资于德礼，君之所保，惟在于诚信。诚信立则下无二心，德礼形则远人斯格。然则德礼诚信，国之大纲，在于君臣父子，不可斯须而废也。故孔子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又曰：“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文子曰：“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诚在令外。”然而言而不信，言无信也；令而不从，令无诚也。不信之言，无诚之令，为上则败德，为下则危身，虽在颠沛之中，君子之所不为也。
自王道休明，十有余载，威加海外，万国来庭，仓廪日积，土地日广，然而道德未益厚，仁义未益博者，何哉？由乎待下之情未尽于诚信，虽有善始之勤，未睹克终之美故也。昔贞观之始，乃闻善惊叹，暨八九年间，犹悦以从谏。自兹厥后，渐恶直言，虽或勉强有所容，非复曩时之豁如。謇谔之辈，稍避龙鳞；便佞之徒，肆其巧辩。谓同心者为擅权，谓忠谠者为诽谤。谓之为朋党，虽忠信而可疑；谓之为至公，虽矫伪而无咎。强直者畏擅权之议，忠谠者虑诽谤之尤。正臣不得尽其言，大臣莫能与之争。荧惑视听，郁于大道，妨政损德，其在此乎？故孔子曰“恶利口之覆邦家者”，盖为此也。
且君子小人，貌同心异。君子掩人之恶，扬人之善，临难无苟免，杀身以成仁。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义，惟利之所在，危人自安。夫苟在危人，则何所不至？今欲将求致治，必委之于君子；事有得失，或访之于小人。其待君子也则敬而疏，遇小人也必轻而狎。狎则言无不尽，疏则情不上通。是则毁誉在于小人，刑罚加于君子，实兴丧之所在，可不慎哉！此乃孙卿所谓“使智者谋之，与愚者论之，使修洁之士行之，与污鄙之人疑之，欲其成功，可得乎哉？”夫中智之人，岂无小惠？然才非经国，虑不及远，虽竭力尽诚，犹未免于倾败；况内怀奸利，承颜顺旨，其为祸患，不亦深乎？夫立直木而疑影之不直，虽竭精神，劳思虑，其不得亦已明矣。
夫君能尽礼，臣得竭忠，必在于内外无私，上下相信。上不信，则无以使下，下不信，则无以事上，信之为道大矣。昔齐桓公问于管仲曰：“吾欲使酒腐于爵，肉腐于俎，得无害霸乎？”管仲曰：“此极非其善者，然亦无害于霸也。”桓公曰：“如何而害霸乎？”管仲曰：“不能知人，害霸也；知而不能任，害霸也；任而不能信，害霸也；既信而又使小人参之，害霸也。”晋中行穆伯攻鼓，经年而弗能下，馈间伦曰：“鼓之啬夫，间伦知之。请无疲士大夫，而鼓可得。”穆伯不应，左右曰：“不折一戟，不伤一卒，而鼓可得，君奚为不取？”穆伯曰：“间伦之为人也，佞而不仁，若使间伦下之，吾可以不赏之乎？若赏之，是赏佞人也。佞人得志，是使晋国之士舍仁而为佞。虽得鼓，将何用之？”夫穆伯，列国之大夫，管仲，霸者之良佐，犹能慎于信任、远避佞人也如此，况乎为四海之大君，应千龄之上圣，而可使巍巍至德之盛，将有所间乎？
若欲令君子小人是非不杂，必怀之以德，待之以信，厉之以义，节之以礼，然后善善而恶恶，审罚而明赏。则小人绝其私佞，君子自强不息，无为之治，何远之有？善善而不能进，恶恶而不能去，罚不及于有罪，赏不加于有功，则危亡之期，或未可保，永锡祚胤，将何望哉！
太宗览疏叹曰：“若不遇公，何由得闻此语！”
太宗尝谓长孙无忌等曰：“朕即位之初，有上书者非一，或言人主必须威权独任，不得委任群下；或欲耀兵振武，慑服四夷。惟有魏征劝朕‘偃革兴文，布德施惠，中国既安，远人自服’。朕从此语，天下大宁，绝域君长，皆来朝贡，九夷重译，相望于道。凡此等事，皆魏征之力也。朕任用岂不得人？”征拜谢曰：“陛下圣德自天，留心政术。实以庸短，承受不暇，岂有益于圣明？”
贞观十七年，太宗谓侍臣曰：“《传》称‘去食存信’，孔子曰：‘民无信不立。’昔项羽既入咸阳，已制天下，向能力行仁信，谁夺耶？”房玄龄对曰：“仁、义、礼、智、信，谓之五常，废一不可。能勤行之，甚有裨益。殷纣狎侮五常，武王夺之；项氏以无信为汉高祖所夺，诚如圣旨。”
【 译文】
贞观初年，有人上书奏请废弃邪债的人，太宗对他说：“我所任命的人，都认为是贤人，你知道邪俊的人是谁呢？”那人回答说：“臣在民间，不能确切知道邪债的人是谁。请陛下假装发怒去试验群臣，如果能够不畏惧陛下盛怒，直言进谏的，就是正直的人；顺从陛下的喜怒迎合心意的，就是邪债的人。”太宗对封德彝说：“流水的清和浊，是决定于它的水源如何。国君是国家政令的发出者，好比源头，百姓像流水一样。国君自身搞诈骗，想要臣下办事正直，就像水源浑浊而希望流水清澈一样，按常理是不可能的。我时常因为魏武帝多搞诡计诈骗，很鄙视他的人品。用这样的方法试探群臣，怎么能够作为施行教化的办法？”他对上书的人说；“我想让最广泛的信义在全国实行，不想拿欺诈的方法教导社会风俗。你说的办法虽然好，但我是不能采纳的。”
贞观十年，魏微上疏说：臣听说治理国家的基础，必定依靠德行礼义；国君的保障，只在于诚实信用。诚实信用建立了，那么臣下没有异心；德行礼义形成了，那么远方的人会来归正。既然如此，那么德行礼义、诚实信用，‘是国家的大纲，关系到君臣父子之间的伦理关系，不能有一刻废弃它。所以孔子说：“国君使用臣下要根据礼义，臣下侍奉国君要凭借忠诚。”又说：“自古以来人都有一死，人民如果对官府不信任，国家就立不住脚。”文子说：“说话要讲信用实行，信用在说话之前就讲求了；发令要有诚意，一定要执行，诚意在发令之后仍要坚持。”那么说到做不到，说话就没有信用；发令不执行，法令就没有诚意。没有信用的言语，没有诚意的法令，对国君来说就会败坏品德，对臣下来说就会招致杀身的危险，即使是在世道衰乱的时候，有德有才的人也不会这样做的。
自从王道美好，有十多年了，威力遍及全国，万方来朝拜，国库一天天充实起来，领土天天扩展。但是道德没有更加深厚，仁义没有更加广博，为什么呢？因为对待臣下的态度没有完全诚实信用，纵然做事有良好开端，却不见能善终的缘故。它的形成是逐渐的，不只一早一晚。过去贞观初年，听到好事惊喜赞叹，到贞观八九年间，还高兴地听取劝谏。自那以后，逐渐厌恶直言规谏；即使勉强容纳，不再像过去那样宽宏大量。正直敢言的人，逐渐避免触犯君王；邪俊的小人，无所顾忌地施展花言巧语。认为同心同德的人是独揽政权，认为忠诚正直的人是诽谤别人。说人家是结党营私，即使他忠实诚信也觉得可疑；说人家是大公无私，即使他弄虚作假也觉得没有过失。坚定刚直的人担心独揽政权的罪名，忠诚直言的人忧虑诽谤别人的过错。甚至毫无事实根据地乱加怀疑，听信谣言而造成疑惑，使正直的人不能完全陈述自己的意见，大臣没有谁能直言规谏。迷惑自己的视听，使理想的准则闭塞，妨碍施政，损害德行，恐怕就在于这里吧？所以孔子说“邪债善辩的口才会倾覆国家”，大概就是针对这种情况而言的。
而且君子和小人，外貌相同内心不同。君子掩饰别人的过失，赞扬别人的优点；遇到祸患不随便希望幸免，牺牲生命去成全仁义。小人不以不仁为可耻，不畏惧不义，只要对自己有利，就危害别人保全自己。如果是要危害别人，那么还有什么事做不出来的呢？如今想要求得到国家的治理，总是把国事委托给君子：而国事处置的成功失败，即又去向小人咨询。• 他们对待君子的态度是严厉而疏远，对待小人的态度是随便而亲近。亲近小人就无话不说，疏远君子就使下情不能上达。这样就是褒贬决定于小人，刑罚施加给君子，确实是关系到国家的兴亡，能不慎重吗？这就是荀子所说的：“叫聪明人谋划的事，却和愚蠢的人去决定它；叫品行端正的人实行的事，却和行为污秽卑鄙的人去怀疑它。想要事情成功，能够办到吗？”一般水平的人，哪里没有小聪明？但是他们没有经国济世的才能，考虑问题不能作长远打算，即使竭尽力量和忠诚，还是不能避免国家倾败。何况内心怀有奸邪私利，迎合奉承，这种人成为祸害，不正是很严重吗？树立直的木杆却怀疑它的影子不直，即使竭尽精神，劳费思虑，那事情得不到结果，也已经是明白的了。
国君能够尽到礼义，臣下能够竭尽忠诚，必须决定于对外、对内都没有私心，上下互相信任。国君不信任臣下，就无法任用臣下；臣下不信任国君，就不能侍奉国君。信任作为原则重要啦了所以上天保佑它，吉祥而没有不利。从前齐恒公问管仲说：“我想让杯子里的酒发酸，肉在砧板上发臭，会不会损害霸业啊？”管仲说：“这实在不是好品德，然而也不会损害霸业。”恒公说：“怎样就会损害霸业呢？”管仲说：“不能了解人，损害霸业；了解而不能任用，损害霸业；任用而不能信任，损害霸业；既信任又让小人干预他，损害霸业。”晋国大夫中行氏穆伯攻打鼓国，经过一年都不能攻下，愧间伦说：“鼓城的音夫，我认识他。请不用劳累将士，鼓城就可以得手。”穆伯不答理他。左右的人说：“不费一戟，不伤一兵，鼓国就可以到手，您为什么不干？”穆伯说：“间论的为人，奸债而不仁义，如果派他去把鼓城弄到手，我能够不奖赏他吗？如果奖赏他，这就是奖赏奸债的人。奸债的人得志，这就会使晋国的士人舍弃仁义而去做奸债的事。虽然得到鼓国，又会有什么用呢？”穆伯，是诸候国的大夫，管仲，是霸主的辅佐，他们还能够这样谨慎地讲信用，远远避开奸俊的人，何况身为一统天下的大国君主，继承千秋大业的圣王，却可以让崇高盛大的美德，又再将有间断的情况吗？
如果想让君子小人是非不混淆，必须用德行来安抚他们，拿信用来对待他们，以仁义来劝勉他们，按礼节来节制他们，然后才能喜爱好人好事而憎恨坏人坏事，严明赏罚。小人不能施展他们的奸按，君子努力向上永不懈怠，只用德教而不用刑罚，使天下得到治理的局面，哪里还会远呢？如果喜爱好人好事却不能进用好人，憎恨坏人坏事却不能摒弃坏人，有罪的不受惩罚，有功的不得奖赏，那么国家危亡的日子，或许不能担保，想永远赐福给子孙，更有什么希望呢！太宗看了奏章，感叹说：“如果没有遇到你，从哪里能听到这些话？”
贞观十七年，太宗对侍臣说：“经传上说‘宁肯去掉充足的食物，也要保持人民对国家的信任’，孔子说：‘人民不信任的话，国家根基就不稳。’从前项羽占领咸阳以后，已经控制天下，如果他能够推行汉朝那样的仁信、谁能夺取他的天下？”房玄龄回答说：“仁、义、礼、智、信，称为‘五常’，废弃一种也不行。能够勤恳地推行它，很有补益。殷封王轻视侮弄五常，于是周武王去讨伐他；项羽因为没有仁信，被汉高祖夺取了天下，确实都像陛下说的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