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二年，太宗谓侍臣曰：“朕每日坐朝，欲出一言，即思此一言于百姓有利益否，所以不敢多言。”给事中兼知起居事杜正伦进曰：“君举必书，言存左史。臣职当兼修起居注，不敢不尽愚直。陛下若一言乖于道理，则千载累于圣德，非止当今损于百姓，愿陛下慎之。”太宗大悦，赐彩百段。
贞观八年，太宗谓侍臣曰：“言语者，君子之枢机，谈何容易？凡在众庶，一言不善，则人记之，成其耻累，况是万乘之主？不可出言有所乖失。其所亏损至大，岂同匹夫？ 我常以此为戒。 隋炀帝初幸甘泉宫，泉石称意，而怪无萤火，敕云：‘捉取多少于宫中照夜。’所司遽遣数千人采拾，送五百舆于宫侧，小事尚尔，况其大乎？”魏征对曰：“人君居四海之尊，若有亏失，古人以为如日月之蚀，人皆见之，实如陛下所戒慎。”
贞观十六年，太宗每与公卿言及古道，必诘难往复。散骑常侍刘洎上书谏曰：“帝王之与凡庶，圣哲之与庸愚，上下相悬，拟伦斯绝。是知以至愚而对至圣，以极卑而对极尊，徒思自强，不可得也。陛下降恩旨，假慈颜，凝旒以听其言，虚襟以纳其说，犹恐群下未敢对扬，况动神机，纵天辩，饰辞以折其理，援古以排其议，欲令凡庶何阶应答？臣闻皇天以无言为贵，圣人以不言为德，老子称‘大辩若讷’，庄生称‘至道无文’，此皆不欲烦也。是以齐侯读书，轮扁窃议，汉皇慕古，长孺陈讥，此亦不欲劳也。且多记则损心，多语则损气，心气内损，形神外劳，初虽不觉，后必为累。须为社稷自爱，岂为性好自伤乎？窃以今日升平，皆陛下力行所至。欲其长久，匪由辩博，但当忘彼爱憎，慎兹取舍，每事敦朴，无非至公，若贞观之初，则可矣。至如秦政强辩，失人心于自矜，魏文宏材，亏众望于虚说。此才辩之累，皎然可知。伏愿略兹雄辩，浩然养气，简彼缃图，淡焉怡悦，固万寿于南岳，齐百姓于东户，则天下幸甚，皇恩斯毕。”太宗手诏答曰：“非虑无以临下，非言无以述虑。比有谈论，遂至烦多。轻物骄人，恐由兹道。形神心气，非此为劳。今闻谠言，虚怀以改。”
【 译文】
贞观二年，太宗对侍臣说：“我每天坐朝，想要说出一句话，就要考虑这一句话对百姓是否有益处，所以不敢多说话。”给事中兼知起居事杜正伦进奏说：“国君言行必定记录，说的话记录在起居注里面。臣的职务应当兼修起居注，不敢不尽到自己的忠正。陛下如果有一句话违背了道理，那就会对圣德有损千万年，不止是现在对百姓有损害。希望陛下说话谨慎。”太宗非常高兴，赐给他彩绸百段。
贞观八年，太宗对侍臣说：“说话，是有德行的人的重大事情，说话岂是容易的事？一般百姓，说出一句话不好，就有人记住它，成为他的耻辱和损害。何况是一国的群主，不能说话有过失。那损害很大，岂只跟百姓一样？我经常以此作为警戒。隋场帝初次送魏驾幸甘泉宫时，泉水山石称‘捉一些来宫里晚上照明。’心如意，却责备没有萤火虫，下令说：主管官署急忙派遣几千人去捕捉，了五百箱荧火虫到宫旁。小事尚且是这样，何况那些大事呢？" 徽回答说：“国君处于天下最崇高的地位，如果有失误，古人认为像日食月食一样，人们都会看见。确实要像陛下这样警戒慎重。”
贞观十六年，太宗每次和公卿大臣讨论古代的学说，总是反复洁责他们。散骑常侍刘泊上书劝谏说：“帝王和臣下，圣哲的人和平庸愚昧的人，上下悬殊，持的观点绝不相通。由此可知拿极愚蠢的人对极圣智的人，拿极卑贱的人对极尊贵的人，他们徒然想使自己占上风，是不可能实现的。陛下降下恩宠的旨意，给予慈祥的脸色，态度认真地听取别人的言、论，虚心地采纳别人的意见，尚且担心臣下不敢当面对答。何况陛下启动神机，驰骋圣辩，修饰言辞来驳斥别人的理由，援引古义来否定别人的意见，想叫臣下凭借什么来回答呢？臣听说苍天把不说话作为尊贵，圣人把不说话作为美德。老子认为‘真正善辩的人像是言语迟纯一样’, 庄子认为‘真理不须用文采修饰’。这都是不希望繁剧。所以齐恒公读书，轮扁私下非议；汉武帝慕古尊崇儒学，汲黯提意见讥讽。这也是不希望过分。而多记事就会损伤心思，多说话就会损伤元气。内伤心思、元气，外伤形体，精神，即使起初不觉察，将来一定受损害。应该为国家爱惜自己，岂能为了兴趣损伤自己呢？我认为如今天下升平，都是陛下大力治理国家所实现的，想要它长久保持下去，不能依靠言辞通达善辩。只能忘掉那些爱好和厌恶，谨慎进行这方面的取舍，做每件事都踏踏实实，不要否定最高的原则，像贞观初年一样就行了。至于像秦始皇善于强辩，由于自傲而失去人心；魏文帝富于辩材，由于说空话失去众望。这是有口才和善辩的损害，可以非常清楚地知道。希望省去这类雄辩，修养最高的节操和正气，省略那些古代书籍，抑制自己的兴趣爱好，自己保持长寿像南山一样，治理国家像东户时代的太平盛世，那么百姓太幸运了，皇恩就遍及天下了。”太宗亲笔写诏书批复说：“不思虑，不可以治理国家；不说话，不可以阐述治国的谋略。近来和臣下谈论，因而造成繁剧过甚。轻视别人，态度骄傲，恐怕由此产生；形体、精神、心思、元气，不能如此过分烦劳。如听至爽 直的言论，一定虚心改正毛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