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初，太宗谓侍臣曰：“人有明珠，莫不贵重。若以弹雀，岂非可惜？况人之性命甚于明珠，见金钱财帛不惧刑网，径即受纳，乃是不惜性命。明珠是身外之物，尚不可弹雀，何况性命之重，乃以博财物耶？群臣若能备尽忠直，益国利人，则官爵立至。皆不能以此道求荣，遂妄受财物，赃贿既露，其身亦殒，实可为笑。帝王亦然。恣情放逸，劳役无度，信任群小，疏远忠正，有一于此，岂不灭亡？隋炀帝奢侈自贤，身死匹夫之手，亦为可笑。”
贞观二年，太宗谓侍臣曰：“朕尝谓贪人不解爱财也。至如内外官五品以上，禄秩优厚，一年所得，其数自多。若受人财贿，不过数万。一朝彰露，禄秩削夺，此岂是解爱财物？规小得而大失者也。昔公仪休性嗜鱼，而不受人鱼，其鱼长存。且为主贪，必丧其国；为臣贪，必亡其身。《诗》云：‘大风有隧，贪人败类。’固非谬言也。昔秦惠王欲伐蜀，不知其径，乃刻五石牛，置金其后，蜀人见之，以为牛能便金。蜀王使五丁力士拖牛入蜀，道成。秦师随而伐之，蜀国遂亡。汉大司农田延年赃贿三千万，事觉自死。如此之流，何可胜记！朕今以蜀王为元龟，卿等亦须以延年为覆辙也。
贞观四年，太宗谓公卿曰：“朕终日孜孜，非但忧怜百姓，亦欲使卿等长守富贵。天非不高，地非不厚，朕常兢兢业业，以畏天地。卿等若能小心奉法，常如朕畏天地，非但百姓安宁，自身常得欢乐。古人云：‘贤者多财损其志，愚者多财生其过。’此言可为深诫。若徇私贪浊，非止坏公法，损百姓，纵事未发闻，中心岂不常惧？恐惧既多，亦有因而致死。大丈夫岂得苟贪财物，以害及身命，使子孙每怀愧耻耶？卿等宜深思此言。”
贞观六年，右卫将军陈万福自九成宫赴京，违法取驿家麸数石。太宗赐其麸，令自负出以耻之。
贞观十年，治书侍御史权万纪上言：“宣、饶二州诸山大有银坑，采之极是利益，每岁可得钱数百万贯。”太宗曰：“朕贵为天子，是事无所少之。惟须纳嘉言，进善事，有益于百姓者。且国家剩得数百万贯钱，何如得一有才行人？不见卿推贤进善之事，又不能按举不法，震肃权豪，惟道税鬻银坑以为利益。昔尧、舜抵璧于山林，投珠于渊谷，由是崇名美号，见称千载。后汉桓、灵二帝好利贱义，为近代庸暗之主。卿遂欲将我比桓、灵耶？”是日敕放令万纪还第。
贞观十六年，太宗谓侍臣曰：“古人云‘鸟栖于林，犹恐其不高，复巢于木末；鱼藏于水，犹恐其不深，复穴于窟下。然而为人所获者，皆由贪饵故也。’今人臣受任，居高位，食厚禄，当须履忠正，蹈公清，则无灾害，长守富贵矣。古人云：‘祸福无门，惟人所召。’然陷其身者，皆为贪冒财利，与夫鱼鸟何以异哉？卿等宜思此语为鉴诫。”
【 译文】
贞观初年，太宗对侍臣说：“人有明珠，没有不宝贵的，如果拿去弹射鸟雀，岂不是可惜？何况人的性命比明珠贵重，见到金银钱帛不畏惧法网，立即收受，这就是不爱惜性命。明珠是人身外的东西，尚且不能拿去弹射鸟雀，何况性命更加贵重，竟然拿去换取财物么？群臣如果能够全力效尽忠诚正直，有益于国家，利于百姓，那么官职爵位立即可以得到。一律不能用这种受贿的手段求取荣华富贵，随便就收受财物。赃物贿赂暴露以后，自身也将受到损害，确实是可笑的。帝王也是这样，任性放纵，无限度地征用劳役，信任小人，疏远忠诚正直的人，有这其中一件事，岂能不灭亡？隋场帝奢侈而自认为贤能，自身死在普通人的手里，也是可笑。”
贞观二年，太宗对侍臣说：“我曾经说过，贪财的人并不真正懂得吝惜财物。例如内、外朝官五品以上的，傣禄优厚，一年所得到的收入，那数目本来多。如果收受别人的财物贿赂，不过得到几万，一旦暴露出来，傣禄就会被削除，这难道是懂得吝惜财物？看见小的收入却失掉了大的利益。从前公仪休生性喜欢吃鱼，但他不收别人送的鱼，他就能长久吃得上鱼。而且做国君的贪财，必定丧失他的国家；做臣下的贪财，必定丧失他的性命。《 诗经》 说：‘大风生成因为有隧道，贪财的人败坏同类。’这确实不是错误的话。过去秦惠王想征伐蜀国，不知道去蜀国的路径，就雕刻了五头石牛，在牛尾后装着黄金，蜀国人见了，以为石牛会属金。蜀王派遣五个力士拉石牛进蜀。道路修成，秦军随后进攻，蜀国于是灭亡。汉朝大司农田延年贪赃三千万，事发后自杀身死。如此之类的事情，哪里能够记得完工我现在把蜀王作为借鉴别，你们也要记取田延年的教训，不能重蹈覆辙啊。”
贞观四年，太宗对公卿大臣说：“我整天努力不懈怠，不仅是忧虑同情百姓，也是希望使你们长久保持富贵。天不是不高，地不是不厚，我常常小心谨慎，畏惧天地。你们如果能够小心谨慎，奉公守法，经常像我畏惧天地一样，不但百姓安宁，你们自身也经常得到欢乐。古人说：‘贤人多财会损害他的意志，愚人多财会造成他的过错。’这话可以作为高度的警诫。如果询私舞弊，贪污财货，不仅败坏国法，损害百姓，即使在事情尚未暴露的时候，内心也岂能不常常感到恐惧？恐惧既然很多，也有因而导致死亡的。大丈夫岂能随随便便贪污财物，而危害自身性命，使子孙后代常常感到惭愧羞耻呢？你们应该认真思考这些话。”
贞观六年，右卫将军陈万福从九成宫前往京城，违反法规取用释站人家几石麦数。太宗赐给他麦鼓，命令他自己背出去，从而羞辱他。
贞观十年，治书侍御史权万纪上奏说：“宣州、饶州各山有很多银坑，开采它们利润很大，每年可以收入银钱几百万贯。”太宗说：“我是尊贵的天子，这些东西一点也不缺乏。只须好主意建议作好事，对百姓有好处的。而且国家多收入几百万贯钱，怎么比得上得得一个有才有德的人？没有看见你推荐贤人建议好事，又不能审察检举违法的人和事，使权贵豪族震惊敬肃，只会说出租出售银坑获取利润。从前尧、舜把玉璧抛进山林，把明珠投入深谷，因而美名被称颂千载。后汉恒帝、灵帝贪取财物，轻视道义，是近代昏庸的国君。你是想把我当作恒帝、灵帝吗？' ’当天即勒令他停职回家。
户部书戴宵死亡，太宗因为他的住宅破烂简陋，没有祭祀供奉的地方，命令有关部门特别给他建造家庙。
温彦博任尚书右仆射，家里贫穷没有正室，等到死时候，停枢在侧室。太宗听说后很感叹，立即命令有关部门给他造正室，要优厚赠给财物资助办理丧事。
岑文本任中书令，住宅低矮简陋，没有帷帐掩饰。有人劝他买置家产，岑文本叹息说：“我本来不过是一个普通百姓，从来没有出征作战的功劳，只凭文字工作，官职做到中书令，这也是顶点了。享有很高的傣禄，忧惧已经很多，还能再说添置产业吗？" 劝告的人感叹地退了下去。
魏微的住宅里，原来没有正堂。到生病时，太宗正准备建造小殿，就停工用小殿的材料给魏微建造正堂，五天竣工。太宗派遣宫廷使者带着白色褥子和布料被子去赐给魏微，以满足他崇尚节俭的志向。
尚书左仆射杜如晦呈奏说：“监察御史陈师合上奏《 拔士论》 ，说是一个人的思考能力有一定限度，一个人不能兼掌多职，据此非议臣等人。”太宗对戴宵说：“我用最公正的原则治理天下，现在任命房玄龄、杜如晦，不是因为他们是有功劳的旧部下，而是因为他们有才能有德行。陈师合这个人胡乱进行诽谤，只是想离间我们君臣。从前蜀后主昏庸懦弱，齐文宣帝狂暴悖乱，但是国家得到治理，是因为任用诸葛亮、杨遵彦而不猜疑他们。我现在任用杜如晦等人，也还是按照这个办法。”于是把陈师合流放到岭南去。
贞观年间，太宗对房玄龄、杜如晦说：“我听说自古以来帝王能够上合天意，达到天下太平的，都是依靠臣下辅佐的力量。我近来开辟直言劝谏的途径则希望知道百姓的冤屈，想听到臣下的规谏。所有上密奏的人，都是告发各级官吏，事情微不足道，没有值得采纳的。我一一列举前代君王来考察，只要是国君猜疑大臣，那么下情就不能上达，想要臣下竭尽忠心，怎么能够得到呢？而没有见识的人，专门搞谗言中伤，使君臣互相猜疑，实在对国家无益。从今以后，有上书攻击别人小过失的，应当以谗言诬陷人的罪行处罚他。”
魏微任秘书监，有人控告他谋反。太宗说：“魏徽过去是我的仇人，只因为忠于职守，我就提拔任用他。怎么能胡乱讲坏话诬陷？”终于没有追究魏徽，立即杀掉诬告的人。
贞观七年，太宗驾幸蒲州，刺史赵元楷征令老年人穿黄纱单衣，准备在路旁迎接拜见皇帝；并大肆修饰官署的房屋，修整城楼、难谍来馅媚讨好。又暗地饲养百多头羊、几千条鱼，准备送给皇亲贵戚。太宗知道后，召他来斥责说：“我巡察黄河、洛水之间的地方，经过几个州，凡是须用的东西，都是用官府的物资供应。你给我们饲养羊、鱼，雕饰庭院屋宇，这就是已被灭亡的隋朝的坏风气坏习惯，现在不能再实行。你应当理解我的心意，改变旧习惯。”因为赵元楷在隋朝任职时阿谈奉承不正派，所以太宗说这样的话来警戒他。赵元楷感到惭愧害怕，几天不吃东西就死了。
贞观十六年，太宗对侍臣说：“古人说：‘鸟栖在树林里，还担心树林不够高，再在树梢上构巢；鱼潜藏在泉水里，犹然担心泉水不够深，再在水窟底部筑洞穴。但是它们仍然被人所捕获，都是由于贪食诱饵的缘故。’现在臣下接受任命，居于高位，享有厚禄，应当办事忠诚正直，为官公正清廉，那么就没有灾难，长久保持富贵。古人说：‘祸福不定，由人自取。’而损害自身的人，都是因为贪图财利，这和那些鱼、鸟有什么不同呢？你们应该思考这些话，作为鉴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