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宗初践阼，即于正殿之左置弘文馆，精选天下文儒，令以本官兼署学士，给以五品珍膳，更日宿直，以听朝之隙引入内殿，讨论坟典，商略政事，或至夜分乃罢。又诏勋贤三品以上子孙为弘文学生。
贞观二年，诏停周公为先圣，始立孔子庙堂于国学，稽式旧典，以仲尼为先圣，颜子为先师，两边俎豆干戚之容，始备于兹矣。是岁大收天下儒士，赐帛给传，令诣京师，擢以不次，布在廊庙者甚众。学生通一大经以上，咸得署吏。国学增筑学舍四百余间，国子、太学、四门、广文亦增置生员，其书、算各置博士、学生，以备众艺。太宗又数幸国学，令祭酒、司业、博士讲论，毕，各赐以束帛。四方儒生负书而至者，盖以千数。俄而吐蕃及高昌、高丽、新罗等诸夷酋长，亦遣子弟请入于学。于是国学之内，鼓箧升讲筵者，几至万人，儒学之兴，古昔未有也。
贞观十四年诏曰：“梁皇侃、褚仲都，周熊安生、沈重，陈沈文阿、周弘正、张讥，隋何妥、刘炫，并前代名儒，经术可纪，加以所在学徒，多行其讲疏，宜加优赏，以劝后生，可访其子孙见在者，录姓名奏闻。”二十一年诏曰：“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谷梁赤、伏胜、高堂生、戴圣、毛苌、孔安国、刘向、郑众、杜子春、马融、卢植、郑玄、服虔、何休、王肃、王弼、杜预、范宁等二十有一人，并用其书，垂于国胄，既行其道，理合褒崇。自今有事于太学，可并配享尼父庙堂。”其尊儒重道如此。
贞观二年，太宗谓侍臣曰：“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难致治。今所任用，必须以德行、学识为本。”谏议大夫王珪曰：“人臣若无学业，不能识前言往行，岂堪大任？汉昭帝时，有人诈称卫太子，聚观者数万人，众皆致惑。隽不疑断以蒯聩之事。昭帝曰：‘公卿大臣，当用经术明于古义者，此则固非刀笔俗吏所可比拟。’”上曰：“信如卿言。”
贞观四年，太宗以经籍去圣久远，文字讹谬，诏前中书侍郎颜师古于秘书省考定五经。及功毕，复诏尚书左仆射房玄龄集诸儒重加详议。时诸儒传习师说，舛谬已久，皆共非之，异端蜂起。而师古辄引晋、宋以来古本，随方晓答，援据详明，皆出其意表，诸儒莫不叹服。太宗称善者久之，赐帛五百匹，加授通直散骑常侍，颁其所定书于天下，令学者习焉。太宗又以文学多门，章句繁杂，诏师古与国子祭酒孔颖达等诸儒，撰定五经疏义，凡一百八十卷，名曰《五经正义》，付国学施行。
太宗尝谓中书令岑文本曰：“夫人虽禀定性，必须博学以成其道，亦犹蜃性含水，待月光而水垂；木性怀火，待燧动而焰发；人性含灵，待学成而为美。是以苏秦刺股，董生垂帷。不勤道艺，则其名不立。”文本对曰：“夫人性相近，情则迁移，必须以学饬情，以成其性。《礼》云：‘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所以古人勤于学问，谓之懿德。”
【 译文】
唐太宗刚登上帝位，就在正殿的左边，设置弘文馆，精选全国通晓儒学的人，让他们以现职兼任学士，给他们精美的饭食，轮流在皇宫里值班，在皇帝朝会的空隙时，领到内殿，讨论古代的典籍，商量谋划施政大事，有时讨论到半夜才停止。太宗又下诏，选那些有功勋的三品以上高级官吏的子孙充当弘文馆的学生。
贞观二年，太宗下令停止尊崇周公为前代的圣人，开始在国学中建立奉祀孔子的庙堂。取法先前的制度，尊孔子为前代的圣人，颜渊为前代的老师，庙堂两边陈列的姐豆干戚等礼器的规模，从此齐备了。这一年又广泛收揽天下的儒士。赏赐布帛，供给车马饮食的便利，命令他们到京城来，给他们重要的官职，分配在朝廷中作官的人很多。太学生中通晓一大经以上的，都兼任官职。在国学中修房舍四百多间，国子、太学、四门、俊士也都增加了学生名额，书学、算学各配备博士、学生，使各种技艺都齐备。驻守宫廷的兵士，也配备博士，教他们读经书，有能够通晓经学的，听候向皇帝推荐。而且吐蕃和高昌、高丽、新罗等各族的首领，也派他们的子弟来要求入学的有几百人。在国学之内，读书和讲学的，差不多达万人。儒学的兴盛，是古代没有听说过的。太宗又几次到国学去，命祭酒、博士等学官讲论，讲完后，每人赏赐五匹帛。学生中能通晓经书的，立即提升，委任官职。
贞观十四年太宗下诏说：“梁朝的皇侃、褚仲都，北周的熊安生、沈重、陈朝的沈文阿、周弘正、张讥，隋朝的何妥、刘炫等，都是前代著名的儒家，他们的经学儒术可以取法，加上各处的学生，多数奉行他们对经典义理的讲解和阐述，应给他们优厚的赏赐，用来勉励后辈，可以寻找他们现在的子孙，记下姓名上报给我。”贞观二十一年又下诏说：“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谷梁赤、伏胜、高堂生、戴圣、毛袭、孔安国、刘向、郑众、杜子春、马融、卢植、郑玄、服虔、何休、王肃、王弼、杜预、范宁等二十一人，都用他们的著述传给皇室大臣的子孙。既然奉行他们的主张，理应嘉奖崇敬，今后在太学中祭祀孔子时，可在孔子庙堂中衬祭。”太宗就是这样地尊敬名儒，推重儒学。
贞观二年，太宗对侍臣说：“掌管政事的重要事情，唯独在于得到人才，用人不当，必然难以达到治理。今天用人，必须以道德品行、学问见识为根本。”谏议大夫王硅说：“作臣子的人如果没有学问，不知道古人的言论和行事，怎能担负重大的任务。汉昭帝时，有人冒充是卫太子，聚集观看的有几万人，都感到迷惑。京兆尹隽不疑按春秋时蒯馈那样的事处理。昭帝说：‘公卿大臣，应当用通晓经学儒术而又明白古代大义的人，这本来不是一般舞文弄墨的俗吏所可比拟的。”，太宗说：“确是像你所说的。”
贞观四年，太宗认为儒家的经典书籍，离圣人久远，字句谬误，下令前中书侍郎颜师古在秘书省考核订正五经。到工作完毕，又下令尚书左仆射房玄龄集中很多儒士再加以详细讨论。当时很多儒生接受和学习老师的解释，错误相传已经很久了，都认为颜师古的考订不对，异端邪说像群蜂乱飞一样地流行。颜师古就引用晋、宋以来的古本，循着原文给以明确的回答，引证详细明确，出于众人的之外，众儒士无不赞叹佩服。太宗称赞了很久，赐给颜师古丝织物五百段，又授他通直散骑常侍的官职，把他刊定的经书在全国公布，命令读书的人学习。太宗又认为儒家流派很多，解说经书意义的著作繁杂，下令颜师古和国子祭酒孔颖达等研究经学的人写出五经的正确解释和阐述，共一百八十卷，定名为《 五经正义》 ，交给国学作为教材使用。
太宗曾对中书令岑文本说：“人虽然上天给予了好的品性和气质，必须博学才能有所成就，也就像大蛤本性含水，要等月光照射才喷出水来；木材本性包含火的因素，要靠发火的工具才能燃烧；人的本性中包含着聪明灵巧，要等学业完成才显出美的本质。所以苏秦刻苦学习时用锥刺大腿，董仲舒讲读时放下帷帐。不在道德和技能上勤奋努力，功名就建立不起来。”文本对答说：“人的天赋是相近的，后天的情感是可改变的，必须用学习驾驭情感来成就人的本性。《 礼记》 上说：‘玉石不雕琢就不成其为物件，人不学习就不知道做人的道理。’所以古人勤奋学习，称之为最美的德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