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四年，李靖击突厥颉利，败之，其部落多来归降者。诏议安边之策，中书令温彦博议：“请于河南处之。准汉建武时，置降匈奴于五原塞下，全其部落，得为捍蔽，又不离其土俗，因而抚之，一则实空虚之地，二则示无猜之心，是含育之道也。”太宗从之。秘书监魏征曰：“匈奴自古至今，未有如斯之破败，此是上天剿绝，宗庙神武。且其世寇中国，万姓冤仇，陛下以其为降，不能诛灭，即宜遣发河北，居其旧土。匈奴人面兽心，非我族类，强必寇盗，弱则卑伏，不顾恩义，其天性也。秦、汉患之者若是，故时发猛将以击之，收其河南以为郡县。陛下以内地居之，且今降者几至十万，数年之后，滋息过倍，居我肘腋，甫迩王畿，心腹之疾，将为后患，尤不可处以河南也。”温彦博曰：“天子之于万物也，天覆地载，有归我者则必养之。今突厥破除，余落归附，陛下不加怜愍，弃而不纳，非天地之道，阻四夷之意，臣愚甚谓不可，宜处之河南。所谓死而生之，亡而存之，怀我厚恩，终无叛逆。”魏征曰：“晋代有魏时，胡部落分居近郡，江统劝逐出塞外，武帝不用其言，数年之后，遂倾瀍、洛。前代覆车，殷鉴不远。陛下必用彦博言，遣居河南，所谓养兽自遗患也。”彦博又曰：“臣闻圣人之道，无所不通。突厥余魂，以命归我，收居内地，教以礼法，选其酋首，遣居宿卫，畏威怀德，何患之有？且光武居河南单于于内郡，以为汉藩翰，终于一代，不有叛逆。”又曰：“隋文帝劳兵马，费仓库，树立可汗，令复其国，后孤恩失信，围炀帝于雁门。今陛下仁厚，从其所欲，河南、河北，任情居住，各有酋长，不相统属，力散势分，安能为害？”给事中杜楚客进曰：“北狄人面兽心，难以德怀，易以威服。今令其部落散处河南，逼近中华，久必为患。至如雁门之役，虽是突厥背恩，自由隋主无道。中国以之丧乱，岂得云兴复亡国以致此祸？夷不乱华，前哲明训，存亡继绝，列圣通规。臣恐事不师古，难以长久。”太宗嘉其言，方务怀柔，未之从也。卒用彦博策，自幽州至灵州，置顺、祐、化、长四州都督府以处之，其人居长安者近且万家。
自突厥颉利破后，诸部落首领来降者，皆拜将军中郎将，布列朝廷，五品以上百余人，殆与朝士相半。惟拓拔不至，又遣招慰之，使者相望于道。凉州都督李大亮以为于事无益，徒费中国，上疏曰：“臣闻欲绥远者必先安近。中国百姓，天下根本，四夷之人，犹于枝叶，扰其根本以厚枝叶，而求久安，未之有也。自古明王，化中国以信，驭夷狄以权。故《春秋》云：‘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自陛下君临区宇，深根固本，人逸兵强，九州殷富，四夷自服。今者招致突厥，虽入提封，臣愚稍觉劳费，未悟其有益也。然河西民庶，镇御藩夷，州县萧条，户口鲜少，加因隋乱，减耗尤多，突厥未平之前，尚不安业，匈奴微弱以来，始就农亩，若即劳役，恐致防损，以臣愚惑，请停招慰。且谓之荒服者，故臣而不纳。是以周室爱民攘狄，竟延八百之龄；秦王轻战事胡，故四十载而绝灭。汉文养兵静守，天下安丰；孝武扬威远略，海内虚耗，虽悔轮台，追已不及。至于隋室，早得伊吾，兼统鄯善，且既得之后，劳费日甚，虚内致外，竟损无益。远寻秦、汉，近观隋室，动静安危，昭然备矣。伊吾虽已臣附，远在藩碛，民非夏人，地多沙卤。其自竖立称藩附庸者，请羁縻受之，使居塞外，必畏威怀德，永为藩臣，盖行虚惠而收实福矣。近日突厥倾国入朝，既不能俘之江淮，以变其俗，乃置于内地，去京不远，虽则宽仁之义，亦非久安之计也。每见一人初降，赐物五匹，袍一领，酋长悉授大官，禄厚位尊，理多糜费。以中国之租赋，供积恶之凶虏，其众益多，非中国之利也。”太宗不纳。
十三年，太宗幸九成宫。突利可汗弟中郎将阿史那结社率阴结所部，并拥突利子贺罗鹘夜犯御营，事败，皆捕斩之。太宗自是不直突厥，悔处其部众于中国，还其旧部于河北，建牙于故定襄城，立李思摩为乙弥泥熟俟利苾可汗以主之。因谓侍臣曰“中国百姓，实天下之根本，四夷之人，乃同枝叶，扰其根本以厚枝叶，而求久安，未之有也。初不纳魏征言，遂觉劳费日甚，几失久安之道。”
贞观十四年，侯君集平高昌之后，太宗欲以其地为州县。魏征曰：“陛下初临天下，高昌王先来朝谒，自后数有商胡称其遏绝贡献，加之不礼大国诏使，遂使王诛载加。若罪止文泰，斯亦可矣。未若因抚其民而立其子，所谓伐罪吊民，威德被于遐外，为国之善者也。今若利其土壤以为州县，常须千余人镇守，数年一易。每来往交替，死者十有三四，遣办衣资，离别亲戚。十年之后，陇右空虚，陛下终不得高昌撮谷尺布以助于中国。所谓散有用而事无用，臣未见其可。”太宗不从，竟以其地置西州，仍以西州为安西都护府，每岁调发千余人防遏其地。
黄门侍郎褚遂良亦以为不可，上疏曰：“臣闻古者哲后临朝，明王创业，必先华夏而后夷狄，广诸德化，不事遐荒。是以周宣薄伐，至境而反；始皇远塞，中国分离。陛下诛灭高昌，威加西域，收其鲸鲵，以为州县。然则王师初发之岁，河西供役之年，飞刍挽粟，十室九空，数郡萧然，五年不复。陛下每岁遣千余人而远事屯戍，终年离别，万里思归。去者资装，自须营办，既卖菽粟，倾其机杼。经途死亡，复在言外。兼遣罪人，增其防遏，所遣之内，复有逃亡，官司捕捉，为国生事。高昌途路，沙碛千里，冬风冰冽，夏风如焚，行人遇之多死。《易》云‘安不忘危，治不忘乱。’设令张掖尘飞，酒泉烽举，陛下岂能得高昌一人菽粟而及事乎？终须发陇右诸州，星驰电击。由斯而言，此河西者方于心腹，彼高昌者他人手足，岂得糜费中华，以事无用？陛下平颉利于沙塞，灭吐浑于西海，突厥余落，为立可汗，叶浑遗萌，更树君长，复立高昌，非无前例，此所谓有罪而诛之，既服而存之。宜择高昌可立者，征给首领，遣还本国，负戴洪恩，长为藩翰。中国不扰，既富且宁，传之子孙，以贻后代。”疏奏，不纳。
至十六年，西突厥遣兵寇西州，太宗谓侍臣曰：“朕闻西州有警急，虽不足为害，然岂能无忧乎？往者初平高昌，魏征、褚遂良劝朕立麴文泰子弟，依旧为国，朕竟不用其计，今日方自悔责。昔汉高祖遭平城之围而赏娄敬，袁绍败于官渡而诛田丰，朕恒以此二事为诫，宁得忘所言者乎！”
【 译文】
贞观四年，李靖攻打突厥领利可汗，打败了他，突厥部落有很多来归降的。太宗诏令讨论安定边境的政策，中书令温彦博建议说：“请在河南一带安置他们。依照东汉光武帝建武年间的事例，安置投降的匈奴在五原塞之下，保全他们的部落，成为坚实的屏障，又不改变他们的习俗，借此安抚他们，一则充实了空虚的地方，二则表示没有猜疑之心。所以这是包含养育的办法。”太宗听从了他的建议。秘书监魏徽说：“匈奴从古自今，没有像这样的衰败，这是上天要剿灭他们，也是由于王室的神算英武。而且他们世代侵犯中国，与中国百姓有冤仇。陛下因为他们投降，不能诛灭他们，应该立即派遣他们回到河北地区，居住在他们的故土上。匈奴是人面兽心，不是我们的同族，强大时必然入侵劫掠，衰弱时就俯首顺服，不顾恩德信义这是他们的天性。秦、汉两代就是这样受他们的祸害，所以不时派出猛将攻击他们，收取他们的河南一带设置郡县，陛下怎么拿内地给他们居住呢？而且现在投降的突厥人几乎达到十万，几年以后，滋生繁育超出几倍，居住在离我们很近的地方，过于靠近都城，这就像隐藏在要害部位的疾病，今后必然成为祸患。尤其不能把他们安置在河南地方。”温彦博说：“天子对待万物，就像上天覆盖、大地承载万物一样，有归附我们的必然要收养他们。现在突厥被打败，剩下的民众来归附，陛下不加以怜悯，抛弃他们而不接纳，这不是天地间的正道。阻绝了外族的诚意，我的意见认为不行，应该在河南地方安置他们。这就是常说的，将要死的让他生存下去，将灭亡的让他存在下去。他们感激我们的大恩，永不会叛逆。”魏徽说：“晋代有魏国遗留下来的异族部落，分散居住在与晋都附近的州郡，郭钦、江统建议把他们逐出塞外，晋武帝不采用他们的建议，几年以后，他们就攻陷了洛阳、长安。前代有翻倒的车子，亡国的鉴诫并不太远。陛下一定要采用温彦博的建议，遣送他们居住在河南地方，这就是所说的畜养野兽给自己留下后患。”温彦博又说：“我听说圣人的主张，没有什么事不通达。突厥剩余下来的民众，把性命交给我们，收容他们居住在内地，用礼法教育他们、选出他们的首领，派他们在宫禁中值宿警卫，他们畏惧皇家的威力，感念恩德，有什么祸患呢？而且光武帝让河南单于的部众居住在内地州郡，作为东汉的屏障辅翼，经历了整整一代，并没有叛逆。”太宗最终采用了温彦博的办法，东自幽州西至灵州，设置顺、枯、化、长四州都督府用来安置突厥部落，突厥人居住在长安的将近一万家。贞观十二年，太宗驾临九成宫。突利可汗的弟弟中郎将阿史那结社率暗中勾结他的部众，支持突利的儿子贺罗鹊在晚上突袭皇帝住宿处，事情失败，都被逮捕杀头。太宗从此认为突厥不可靠，后悔在中国安置他们的部众，于是遣送他们的旧部到黄河以北的地区，让他们镇守原来的定襄城，立李思摩为乙弥泥熟侯利芯可汗统率他们。太宗借这件事对侍臣说：“中国的百姓，确实是天下的根本，外族民众，就同枝叶一样，损伤根本来厚实枝叶，而求平安无事，没有这样的事。当初，不采纳魏徽的建议，感到劳扰破费一天比一天厉害，几乎失去了长治久安的方略。”贞观四年，太宗同侍臣们讨论安置突厥部落的事情，中书令温彦博回答说：“隋文帝兴师动众，浪费府库的财物，为突厥树立可汗，让他们恢复自己的国家。后来突厥不顾恩义不守信用，在雁门围困隋场帝。现在陛下仁慈宽厚，听从他们的意愿，河南、河北两地，任随他们居住，各部落都有酋长，相互之间不统属，势力分散，怎么能成为祸害呢？' ’给事中杜楚客陈述说：“北方的异族是人面兽心，很难用恩德安抚，容易用威力降服。现在让他们的部落分散安置在河南地方，太靠近中原地区，时间一久必然成为祸患。至于像雁门的那次战役，虽然是突厥背弃恩义，但也由于隋场帝昏暴，中国因此大乱，哪能说是恢复了灭亡的国家而招致这次灾祸呢？异族不能扰乱中华，这是前代圣哲的明白训示，恢复灭亡的延续断绝的，是各位圣明君王的一般准则。臣顾虑做事不效法古代，很难得以长久。”太宗嘉奖他的建议。当时正在致力于怀柔政策，就没有听从他的建议。
自从突厥领利被打败后，各部落首领来投降的，都授予将军、中郎将的官职，安置在朝廷中，五品以上的有一百多人，大约占朝中官员的一半。唯有拓拔赤辞不来归附，太宗又派遣使者招抚他，使者在大道上往来不断。凉州都督李大亮认为这样对国事没有好处，只是白白浪费中国的财物，上奏章说：“我听说要安抚远邦必须首先安定近处。中国的百姓是天下的根本，外族的民众好比是枝叶。损害根本来厚实枝叶，而求得平安无事，这是没有的事。自古以来，贤明的帝王，用信义教化中国百姓，用权势驾驭外族民众，所以《 春秋》 上说：‘戎狄好比豺狼，不能够满足它的欲望；中原诸国十分亲密，不可以抛弃。夕自从陛下统治中国，坚固国家的根本，人民安乐，武力强大，全国殷实富足，外族自然归服。现在招抚突厥，虽然他们进入境内，我稍微觉得过于劳扰破费，没有领悟到这样作的好处。然而河西地区的百姓，镇守防御属国外邦，各州县都很荒凉，人口极少，加上由于隋末的战乱，消耗过多。突厥没有讨平之前，还不能安心生产；匈奴微弱以来，才开始恢复农业。如果立即摊派劳役，恐怕造成妨碍损伤。以我的想法，请停止招抚。而且称为荒服的外邦，即使称臣降伏也不要接纳他们。因此，周王室爱护人民排斥外族，竟延续了七百年的岁月。秦始皇轻率发动战争北却胡人，三十年就绝宗灭国。汉文帝养育军队安静防守，天下安定富足；汉武帝显扬威力经略远方，国内空虚损耗，虽晚年在“轮台罪己诏书”中后悔连年对外用兵，但追悔已经来不及了。到了隋代，很早就夺取了伊吾，又兼统治都善。取得这些地方以后，辛劳耗费一天比一天厉害，虚耗国内财物运往外地，终究只有损害而没有好处。远的追溯秦、汉时代，近的观察隋朝，动静安危的情况，都很清楚具体了。伊吾虽然已经称臣归附，但远在沙漠之外，人民不是中原人，土地多是砂石盐碱地。那些起来自称属国内附的人，请笼络他们，收容他们，让他们定居在塞外，必然畏惧皇家威力感怀恩德，永远作为属国。这是施行名义上的恩惠而收取实在的利益。近来突厥人口大量流入我国，既不能让他们在江、淮水乡地区居住，以改变他们的风俗，就在内地安置他们，距离京城不远，虽然是宽大仁慈的义举，但也不是长久安定的计策。我常见到一个人初次来归降，就赏赐五匹布帛和一件袍子，酋长们全授予大官，傣禄优厚地位尊贵，必然要造成许多浪费。用中国的租税贡赋，供奉作恶多端的凶恶敌人，他们人数增多，不是中国的好事啊。”太宗不采纳。
贞观十四年，侯君集平定了高昌国之后，太宗想把高昌国划为州县。魏微说：“陛下刚开始统治天下时，高昌国王首先来朝拜。从那以后，多次有做生意的胡人来说高昌国王阻止西域来唐朝贡的人，加上高昌王对大国使节无礼，皇上对他们的讨伐一再增加。如果罪过只追究鞠文泰一人，这也就行了。不如借机安抚高昌国的人民而立高昌王的后代为王，这就是讨伐有罪的统治者，慰间受难的人民，威力恩德遍及边远的外邦，这是治国的良策。现在如果认为他们的国土有利而在那里设置州县，经常必须有一千多人去镇守，几年更换一次。每次来往交换，死亡的会有十分之三四。命令他们准备衣物钱财，离别亲戚，十年以后，陇右地区就空虚。陛下最终没有得到高昌国的一撮谷一尺布来资助中国。这就叫分散有用的资财去治理无用的地方，我看不出它可行的道理。”太宗不采纳，终于在高昌国境内设置西州，还在西州设置安西都护府，每年调遣一千多人防守这个地区。
黄门侍郎褚遂良也认为这样做不行，上奏章说：“我听说古代明智的君主统治天下，聪明的帝王创建基业，必定以华夏为先而以外族为后，广施恩德教化，不去治理遥远的荒服之地。因此，周宣王征伐捡犹，追到边境就返回；秦始皇远筑长城设关防，结果中原分崩离析。陛下诛灭了高昌国，威力及于西域，收了他们的土地，设立州县。然而朝廷的军队刚出发的年头，就是河西地区供给赋役的年份。由于急速运送军用粮草，人民流离失所，十室九空，几个州郡变得萧条荒凉，五年之内也不能恢复。陛下每年派遣一千多人在遥远的地方驻防，他们整年离别亲人，在万里之外渴望返回家园。离去的人的路费行装，要自己筹办，既卖粮食，又卖掉布帛。在途中死亡的人，就更不用说了。加上又遣送犯罪的人去增强那里的驻防力量，遣送的囚犯中又有逃跑的，官府追捕捉拿，为国家横生事端。高昌国的道路，沙漠千里，冬天的风像冰一样寒冷，夏天的风像火烧一样炙热，行路的人去到那里遇到这种情况多数只有一死。《 易经》 说：‘平安时不要忘了危险，太平时不要忘了祸乱’。假设张掖郡有战事，烟尘飞扬，酒泉郡的烽烟升起，陛下岂能得到高昌供给一人的粮米而结束战事呢？终归必须调发陇右各州的军队，极其迅速地攻击敌人。由此说来，这、河西地方现在正是自己的心腹，那高昌国就如别人的手足，怎么浪费中国的财物，去治理无用的土地呢？陛下在沙漠塞外平定领利，在西海地方灭掉吐谷浑。对突厥剩余的部落，为他们树立可汗；对吐谷浑的亡国之民，又为他们树立君长。再为高昌树立国君，并不是没有先例。这就是有罪就讨伐它，既然降服了就让它生存下去。应该选择高昌国中可以树立的人，征召他们，让他们担任首领，派遣他们回到本国。既承受大恩，高昌就将长久地成为中国的屏障辅翼。中国不受侵扰，既富裕又安宁，盛业传给子孙而留给后代。”奏章呈上去，太宗不予采纳。
到贞观十六年，西突厥派兵侵犯西州。太宗对侍臣说：“我听说西州有警急情况，虽然不至于造成危害，然而怎么能不忧虑呢？以往初平高昌时，魏微、褚遂良劝我立鞠文泰的子弟为国君，让高昌依旧成为一个国家，我竟没有采用他们的计策，现在才自悔自责。过去汉高祖遭受平城之围后封赏娄敬，袁绍在官渡战败后诛杀田丰。我经常以这两件事作为鉴诫，难道能够忘记劝谏过我的人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