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初，太宗谓侍臣曰：“隋炀帝广造宫室，以肆行幸。自西京至东都，离宫别馆，相望道次，乃至并州、涿郡，无不悉然。驰道皆广数百步，种树以饰其傍。人力不堪，相聚为贼。逮至末年，尺土一人，非复己有。以此观之，广宫室，好行幸，竟有何益？此皆朕耳所闻，目所见，深以自诫。故不敢轻用人力，惟令百姓安静，不有怨叛而已。”
贞观十一年，太宗幸洛阳宫，泛舟于积翠池，顾谓侍臣曰：“此宫观台沼并炀帝所为，所谓驱役生民，穷此雕丽，复不能守此一都，以万民为虑。好行幸不息，民所不堪。昔诗人云：‘何草不黄？何日不行？’‘小东大东，杼轴其空。’正谓此也。遂使天下怨叛，身死国灭，今其宫苑尽为我有。隋氏倾覆者，岂惟其君无道，亦由股肱无良。如宇文述、虞世基、裴蕴之徒，居高官，食厚禄，受人委任，惟行谄佞，蔽塞聪明，欲令其国无危，不可得也。”司空长孙无忌奏言：“隋氏之亡，其君则杜塞忠谠之言，臣则苟欲自全，左右有过，初不纠举，寇盗滋蔓，亦不实陈。据此，即不惟天道，实由君臣不相匡弼。”太宗曰：“朕与卿等承其余弊，惟须弘道移风，使万世永赖矣。”
贞观十三年，太宗谓魏征等曰：“隋炀帝承文帝余业，海内殷阜，若能常处关中，岂有倾败？遂不顾百姓，行幸无期，径往江都，不纳董纯、崔象等谏诤，身戮国灭，为天下笑。虽复帝祚长短，委以玄天，而福善祸淫，亦由人事。朕每思之，若欲君臣长久，国无危败，君有违失，臣须极言。朕闻卿等规谏，纵不能当时即从，再三思审，必择善而用之。”
【 译文】
贞观初年，太宗对侍臣说：“隋场帝大规模营造宫室，以供他纵情出游，从长安到洛阳，离宫别馆，顺着道路依次排列，就是到并州、琢郡，也没有一处不是这样。驰道都有几百步宽，道路两边种树来修饰。百姓的人力、物力不能承受，共同聚集起来去作盗贼。到了隋朝末年，一尺土一个人，已不再属于隋场帝所有了。由此看来，多修宫室，爱好出游，到底有什么好处？这都是我亲耳听到，亲眼看见的，用它来深切地警惕自己。所以我不敢轻易使用人力，只想让老百姓得到安宁，没有怨恨，不发生叛逆的事而已。”
贞观十一年，太宗驾临洛阳宫，在积翠池里乘舟游玩。他回头对侍臣说：“这些宫、苑、台、沼都是隋场帝建造的，他驱策役使人民，尽量建造这些雕饰华丽的东西，但又不能守住这样一座都城，为百姓作想。他喜好不停地出游，人民不能忍受劳役和摊派。古代诗人说：‘什么草不枯黄，什么日子不奔忙？' ‘东方远近各国中，布帛都被搜括空。’说的正是这种情况，终于使天下的人生怨叛乱，自己死了国家也灭亡了，现在他的宫室苑囿全都属于我所有了。隋朝彻底败亡，难道仅是君主没有道义，也是由于辅佐大臣不贤良。如宇文述、虞世基、裴蕴这帮人，占据高的官位，享受优厚的薪水，受帝王的委任，但只会花言巧语，巴结逢迎，蒙蔽阻塞帝王的视听，想要他们的国家不出现危亡，不可能有这样的道理。”司空长孙无忌上奏说：“隋朝灭亡的原因，就他们的君主来说，是杜绝阻塞了忠诚正直的言论；就他们的臣子来说，是只图保全自己。左右的人有过失，开始不督察检举，盗贼滋生蔓延，又不据实上奏。根据这点，那就不仅是天意要灭隋，也实在是由于他们君臣之间不相互帮助纠正过失的结果。”太宗说：“我与你们承接了隋代留下的弊端，必须发扬光大正道，改变社会风气，让万代永远得到好处。”
贞观十三年，太宗对魏微等臣子说；“隋场帝继承文帝遗留的事业，国内富足，如果能够常占据关中，怎么会败家亡国？他终于不顾惜百姓，出游没有限度，直接到江都去，不接受董纯、崔象的劝阻，身死国灭，受到天下人的耻笑，纵然说帝位的长久与短暂，全依托在上天，然而善就得福，恶就得祸，也决定于人的行为。我经常想到这些，如果要君臣长久相安，国家没有危险破败，君王有违理过失，臣子必须尽量说出来。我听到你们的规劝，即使不能当时就听从，经过再三思考忖度，一定会选择好的意见而采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