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统元二年间，议改律例，实行以泰西法律治国。论者每借口以《大清律例》不合用为言，殊不知我朝虽由满洲入主华夏，而律例非由满洲带来，乃我华历代相传之法律，皆根据《唐律疏义》三十卷。唐太宗削平天下，合三代至隋各种律书，根据隋定律例，命房玄龄等编为《唐律》。至高宗时，又命长孙无忌等为《疏义》。皋陶之法，虽无专书，后世多本之以为治，递传递嬗，始载之简策，其书虽未必即为皋陶所撰，其法则传之皋陶也。是以历宋元明而至我朝，递加损益，大抵古法重，后法轻。至我朝深仁厚泽，流被天下，所有从前严刑酷法，业已损之又损，几于删去殆尽，其或继周者，亦无可损益矣。而论者犹以为言，殊属莠言乱政。《四库全书》收入《唐律疏义》，并撰《提要》，中有云：「论者谓《唐律》一准乎礼，以为出入得古今之平，故宋世多采用之。元时断狱，亦每引为据。明洪武初，命儒臣同刑官进讲《唐律》，后命刘惟谦等详定《明律》，其篇目一准于唐。至洪武二十二年，刑部请编类颁行，始分吏、户、礼、兵、刑、工六律，而以《名律》冠于篇首。本朝折衷往制，垂宪万年，钦定《大清律例》，明简公平，实永为协中弼教之盛轨。」云云。虽似当时馆臣颂圣之辞，实亦古今天下之公论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