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廷之上，亲有常恩，贤有常任。亲者自亲，不必侵贤之职；贤自为贤，不必赖亲之宠。武王母弟八人，周公、康叔、耼季同登三事，五叔无官，是其义也。春秋之时，天子诸侯不务求贤而专事展亲。在位子弟皆蚤任以权，是以童昏并进，骄奢累积，沈溺放恣之欲，晏安酖毒之病，往往极其所至，而家国俱害，适足为世戒也。春秋之文，公子贯于先君惟世子母弟以今君录之，亲亲之义也。亲亲则直致之，有涉于民，必立法必善后，不以小忿废懿亲。亲亲也，不以私恩贻民患；仁民也，不以爱亲残其民，不以爱民妨其亲。诚信之中自生经制，享崇高之奉，无治民之责。立法善后，无过于此。汉初藩国之制，天子独为置丞相，其王国之官自内史以下，皆得自除。诸王又于许除之外私置御史、廷尉、博士之属，所云内史以下守土之官也，征其租税者也。御史诸官，皆其自置，则法令刑辟选举之权悉不领于天子，是以谓之外重。吴楚之后，一切夺之，山海之利亦不使专，而后合于古，非过刻也。甸师之制，所不可废。惟景王杀佞夫，诚为不友，又在父服之内，恩慕之中，而害先君遗体，故君子深恶之，以为失子行也。郑伯失教，叔段畔逆，二人各有曲直，孔颖达持论甚平。汉诸王擅爵人、赦死罪而天子不禁，已乃堕骨肉之属而抗刭之，笞服其臣，使证其君。故中山有闻乐之泣，君子伤之。六朝则假以重权，权重而禽狝。秦隋则御以严威，威积而草薙。皆失先王之意，而行其私意者也。褚遂良一言而藩服之祸遂得末减，是以君子有取焉。明太祖取天下于元人，故其隐衷惟以防胡为亟。又即位未几，即有奸臣之诛，故其心又以防奸为亟。晚年所以重诸王之权者，盖以外扞元孽，内御奸邪也。此其为心，原与众建诸侯以固盘石之义不同，故一览叶伯臣疏，即以离间致罪，盖大拂其指而疑为宰辅游说，不但非所宜言也，易世而后，为宗社计长久亦当上体高皇之意，徐参贾生等谋国之说。要以权归朝廷，统一大宗，虽以渐图之，不为失时。夫贾生取譬髋髀斧斤，何尝不欲以汉法整齐诸王？但以贾生行之，必有次第，不失礼让之风。鼌错则卤莽急遽，无仁恩和义，所以藩臣倍叛而景帝亦寒心两宫间矣。当建文君即位，未及踰年改元，数月之间即杀一王、废二王，能勿亟乎？不知当时谋国诸臣操斧斤以割髋髀者，何若是峻烈？不惟不得贾生之意，视鼌错为更遽，谓之何哉？谓诸君子为失计固不可，谓得处事之宜，于以安社稷、定国家，免生民于汤火，弭忠贞之诛夷，亦未可许也。大抵后人学问彷佛古人，未审义理之实，不谙缓急之际居多，往往以此误国而身名殉之。故精义之学，尤处事榘矱也。贾生为文帝谋，所以弹压诸侯，了如指掌，以后事观之，无不符合。盖生之计，欲文帝王其两子于淮之南北，自淮以南至江为一国，自淮以北至河为一国，而以帝二子居之以辅翼太子。此二国者，横经中土，三吴、三齐皆在其外，长安之势益固，此胜算也。文帝但从淮北之计，而以地益梁，北至泰山，西至高阳，徙淮阳王武居之，谓之梁王。未尝从其淮以南为一国之计，亦未徒代王参于淮土，是从谊计者半，未从者半也。盖文帝处心积虑，不忍绝淮南厉王之封，欲以故地王其三子，故不从谊计。数年之后卒王之，谊复极陈其祸，当时亦不省也。观后日吴楚反时，止一梁王抗其锋，而江北之王未闻与梁为犄角，以淮南三子，非梁至亲，故不救助也。若文帝徙代王居此，梁代二国手足相救，其抗御吴楚更易为力，且形势既壮，未必不先折其谋，不敢合从西向矣。然后知贾生计果善也。至于藩王自处，亦良有法。河间献王以礼乐为学，史家称其大雅不群。束平孝王远隙以全忠，释累以成孝，遂为古今贤王之首称。北海王睦，因永平中法宪颇峻，乃谢绝宾客，放心音乐，常遣中大夫入朝召而谓之曰，朝廷设问寡人，大夫何词以对？使者曰，大王忠孝慈仁，敬贤乐士。臣虽蝼蚁，敢不以实？睦曰，吁，子危我哉！此乃孤幼时进趣之行也。大夫其对以志意衰惰，声色是娱，犬马是耽。其匿迹若此。此三王者，祸何由至乎？范氏引晏子幅利之说而美明帝节诸子岁租，亦救败保终之笃论也。若淮南王安，文章之士，与畔逆相距悬绝，而为宾客所误，引而即于畔逆，若跬步焉，乐浮华远笃实也。夫浮华则志奢，奢则不孙，宜其于畔逆之路一引即去耳。宗禄之法，苦无善制，明末最受其敝。必也五世之内受禄天子，五世以外亲尽则禄亦尽，听其自为生计，但存厥属，籍以免婚嫁之渎、族类之夷，加以复除身家稍别黎庶尔，此外亦无可如何也。若贾谊之书亦曰，地尽而止，未闻更益以地以待生齿之繁。且汉刘辅、唐李石，未闻养以宗禄也。可类推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