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治之道，自草昧而之明备，自明备而趋华竞，不过数年之间。老成简拔多士，多士复为老成，亦不过数十年之简。惟人主之心，始终如一，则百年无弊之征也。盖主心不移则气运亦不移，主心不易则人才亦不易。风俗无陵替之患，人才无卑薄之忧，所以百年无弊耳。要之取法宜正，急务宜明，取三代以下之书为本，自然不能为三代以上之事业，故非五经之指不可取法也。司马光曰，大人用世，必以礼乐正天下，使纲文章粲然有万载之安，岂直一时之功名而已邪？此非三代以下之言也。五经之指，皆因近圣之事以立先王主教，欲其相通，不欲其相戾；欲其相济，不欲其相伤。太平之事，相通相济者也；衰乱之事，相戾相伤者也。欲其相通，故为典礼以养其和平，为伦常以笃其恩爱；不欲相害，故以刑辟治其狱讼，以兵戎除其叛逆，欲使太和之理常在人心，太和之气常在天下，充满洋溢，上达乎天德，下达乎物类，而礼乐可兴也。礼乐者，三纲之规矩绳墨，九畴之门户涂径也。三网不紊，九畴不刓，则人心皆正，嗜欲不炽，庄正齐肃，从容简静，而和气盈于中矣。又能宣人心和气而使不郁，养人心和气而使不戕，故其效也，馨香之德格于祖考，雨露之恩施及方外，莫非大和之所致。周之卜世卜年，岂不由此。故为治者，一代之初宜事事与民休息，不可以禁暴锄奸开苛察之门，惟以仁义为心，则风俗可厚，国脉可久。晋帅以位相让，而一国之民皆和，四邻诸侯遂睦。晋国以平，数世赖之。商之末年，小民相为敌仇，卿士师师非度而大臣出奔，宗庙弗守，乱亡随之。有国家者可使乖戾之风通于上下，以为无与治乱之数而若罔闻乎？盖上有好善之庆，则下蒙其福；上萌不和之心，则下与其祸。理之必然，无可逃者。至于急务之事，宜就世所偏重，随事察之，观其掣肘所在，定是何处。若事事至此掣肘，不可舍此而别求急务。如汉成帝时事事为王氏所碍，唐中叶以后事事为强藩宦竖所碍，鲁自宣公以后事事为三桓所碍。贵者执政，当观时之所碍，若所碍牢不可破，更不必徘徊顾恋，即当纳履去矣。何也？以其不能第三代以上事业也。故曰，为治之道在乎休息。若虑豪强梗化，惟当重礼让而尊贤哲，使教化大行，则豪强自敛。故董子对策亦云，教化以正人心，人心苟正，刑罚可省。后世上下之间所以相驭者，法律而已矣。法律刑名，正礼乐对垒之敌，此重则彼轻，此进则彼退。先王以礼养人，欲其免于用法也。然法以绳人，礼必自绳，故有位之人敢于持法，惮于循礼。贤者在上，不过风裁齐物，未尝谋及大体。贤者在下，不过惶恐趋命，未尝奋其学识。不幸遇不贤，则以法惧人而求其货，以货事人而免其法，不耻无礼，不愧权谲，废弃典型，姗笑正士。其稍能洁白者，亦皆不自为政，不免胥史窃权、幕客鬻货而成其否隔。是以戕贼人生，败坏人伦，愁苫相寻，怨怒并兴，小则告讦日纷，大则寇攘并作。其余窃位固宠、徇私忘公者，皆自足于旦夕之间，而无复指擿，后生小子恬不知怪，所谓邪吏、弊政、僭令、薄民，四者并见，可比尧时四凶也。若以礼义相尚，则邻德而助信，何戾气之有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