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不可不用，尤不可不养也。天下既定，人主立法养之，养之数年而后可用。不能素养而遽用之，所得当皆奔竞浮华，而称职者少，大任者尤少也。且立法不善，日趋浅薄矫伪，人心风俗不出数年遂可大壤，国家虽有纪纲，莫能维持。故议贡举者不可苟且立法，行贡举者不可苟且得士，其要在士子所习之业，不可苟且求售也。义理精通者，天下贤士也；学问优裕者，天下名士也。造就人才，必从一乡一邑中择学识雅正、心术端方之士以教乡之子弟，其人立教亦以修饬人品、开广器识为务，使贤士居前，名士居后，而后人才可劝。盖为圣为贤，原非俗儒所能授受，又岂应试文字所能兼收？若不必人品器识为先，徒使俗师授以末学，师儒之官应副文书提举学校之职，数年一试，邈不相关人性几何，其能堪此更番迭出，凿削根本乎？董子所云，一郡一国之众对无应书，是王道往往而绝，其积渐固由此也。夫科举之业，亦不能妨为学之功，不善用之，适足害为学之志。夫经义者，端方之士所以自道其志，亦端方之人所操以观士之心术者也。因文字知心术，因心术观事业，经义益精，道德亦富，事业亦伟，故曰与为学之功不相妨也。所以相妨者，以试官为仪的，卷牍为弓矢，一发相值，志满意得，顾视旧学，不啻虚器，自此以后，一生所务，皆在利禄显荣而不及事业。此何故哉？向来急于射策之念，结乎胎骨，不可湔浣，所以大有害于为学之志也。人主之心，果知贤才之生，天所以安定国家，当吾世用之。宗社生民，有所托命，则求贤之志出于至诚，选举之法务求尽善，所得皆有用之士而浮竞不与。应举之人自重其身，以天所笃生自期，不侥幸名利；考试之官亦尽心择士，不以市恩殖货两念夺衡鉴之明也。若谓一代之初，不可无法以系属天下，姑以选举为縻，使天下踊跃奔走，求吾录用。勿使南走越而北走胡，则此求贤之心不出于至诚，故所行之法，一切卤莽，人之应之，亦不以安天下国家为志，各务利禄进取，营私背公，操其柄者亦不必得贤，妄谓所举之士即功名富贵属焉，冀厥身厥子孙皆责其报，如樊鯈所云，率取少年能报恩者，耆宿老儒有意不录。所以奔走贩卖，非法所能禁也。故得其法者，选举虽少，贤才遗佚亦少；不得法者，所举虽多，贤才遗佚更多。皆由君臣上下，未尝敬慎其事也。汉高帝曰，贤士大夫有能从我游者，吾能尊显之。万世而下，犹恨此语未纯，而况苟且牢笼之意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