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礼高贤，是初定天下第一节目，虽朝指未逮，有司以意行之，亦可宣朝政之仁声也。任延任会稽，聘请严子陵等，待以师友之礼。至于龙坵苌则曰，都尉洒埽其门，犹惧辱焉。修书致药，吏使相望于道。盖立国之初，必得宿儒耆德长厚君子用之，规模乃能长久。贤者不必速仕，好贤者不必骤谐，物色求之，久乃相值，所谓聚精会神，契合弥章。若伯牙操●钟，逢门子弯乌号，有自然之感也。明太祖初基，不必尽用军前幕僚，每下郡邑，急征贤士为守令。故治民之官，莫非端士。天下既定，此辈计其功阀，亦皆布列上位，处表率之任，为后来典型，而功效绵延矣。最善者，停科举十余年，专以延访为务。故山砠水涯，翘车之招，先后累毂而至，虽进退不同，而其才足用，其志可则，要皆有益于世。若尔时骤以科举奔走天下，不惟鸿飞冥冥，莫可羁致，展转数年，其人已老，虽安车驷马，征四皓于商山，而精力既竭，无可驱策矣。若夫功名之士，无时无之，养育既久，然后立法收罗，何患无人？岂开国急务乎？且科举既设，即当立法防奸，故有糊名、易书、藩棘、露索诸事。司贡举者皆先待以末世不肖之心而为法督察，非圣明求贤盛事也。明太祖开一科而即停之，以为得贤之道不尽在科举。迨十余年后，在野耆耇求之已尽，人主经明行修、名实相称之指既已昭著四海、深入学者之心，父兄之教不令而习，子弟之职不谋而同，莫不出于笃宾深厚，光明俊伟，内融外洽，识定气充，竞心忒志，销释殆尽，然后取其养育之士而才诸庶位，若榛楛之济济也。夫岂悬一制科之名为的，不问何如人皆可祈中者乎？征聘贡举，要皆有公有私，然而征聘之法，私则有害，公则所收者莫非宿儒耆德、有识有守、知进知退之士，所益甚大。不若贡举者，私之为害不待言，即矢公矢慎，要皆较量文字之业，与三德六行相去总远，以此权之，征聘为优。明太祖迟迟贡举，最为得法，近三百年矣，人材往往闲出，士风不甚大坏，其所由来者善也。夫欲得贤士而委诸列侯郡守，此三代法也。欲有司所举皆贤，必非赏罚所能致。当先以教化正其心志，使所欲有甚于赏，则不同乎世俗之欲；所恶有甚于罚，则不同乎世俗之恶。鲍宣言龚胜为司直郡国，皆慎选举，此必有不赏而劝、不罚而毖者矣。若王鏊请设博学宏词科以救謏闻之陋，亦空言也。自有制科以来，清华之选何尝无人？核实求之足矣，何必更开一窦以长奔竞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