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賢論理，不至純粹不止。至于已成之功業，亦隨其時勢節取之，所以誘天下之通才也。春秋之義，實與而文不與者，往往見于經。文之不與者，所以昭彌亂之義、先事之防也。曰實與焉者，所必序定亂之績、後事之勸也。觀孔子錄管仲之功，即義例也。孟子鄙夷管晏，所謂論理之言，至于勸誘齊宣，則有合孔子取管仲之義。蓋論道不觀大指，拘泥章句，亦復無益于世。只管仲一人，孔孟各有低昂，似乎無定論矣。然而天下大亂，不可無長 大戟，斬艾芟除以成煥然一新之世，然後會儒者之說得行乎其間以為善後計。若天下未平，終于傾側擾攘，土崩瓦裂，彼儒者當此，安能別求一世宙以自行其道與其言哉？既食其功，又從而責備焉，拘簡冊之說，阻立功之路，使天下不復有泰定，亦學問之恥也。一部周易，止有過涉滅頂一爻為殺身成仁之義，余皆冒險犯難，忍詬受責以濟屯蹇、致治平，故死生之際，持論不可太刻。後世諸儒論管仲者，舍顯然可據之論語而稱引春秋。按春秋之說不止一端，有雲小白入齊為篡者，有雲以國系小白為當立者。諸儒獨取為篡之說，有以糾書子為得正者，有以去子稱糾為罪齊大夫者，諸儒獨取罪齊之說，何其責人者偏取，恕人者偏不取？則儒者之春秋，未必即游夏不能贊之春秋也。然則不如論語可據也，魯人討公子遂而錄歸父之善，雖罪人之裔，小善亦不可不錄，所必廣為善之途，使人勿自棄也。忠臣義士一念不安，未嘗一刻忘諸心，必改其過，使無憾而後已。先軫所以君雖不討，必自討也。仇牧叱宋萬，先儒誚產乳之犬不憚猛虎，伏雞愛子投命搏狸，精誠之至知其不敵，而有必討之心。荀氏父子，一生一死，先儒謂之異事同仁，蓋以賢者死生莫不有益，無益而死猶無益而生也，惟荀息之事君子無取焉。獻公廢長立少，決彼一言，雖死于其位，乃以不正遇禍，義例所不取。其殊于齊襄莊二君之嬖，僅一閑耳。所以書于經者，取不食其言之義，非謂合乎臣道也。蕭望之之死，古今共憤。然以理論，為大臣者，君子小人之辨何可不明？鄭朋論許史子弟，其事原屬可疑，蓋真有氣節之人，凡事量而後入，必不肯輕用其身，犯當道之怒。以草野之士，無故而指斥權戚，是輕用其身以期一擲者也。輕用其身者，奸人也，其情易見也。且真有學識，亦不肯上書自呈。凡上書自呈者，皆僥幸之徒也。況鄭朋之書，傾側之性炯然可見，望之不察，為其所中，遽欲引以為助，傾邪既露，然後絕之，正易所雲同人于宗，吝道也。庸得免咎乎？且為大臣者，進退知幾之說亦不可不朋也。望之既為石顯所忌，罷其政事，當知元帝不可有為，引身高蹈，豈非伊尹告歸之義？觀其罷前將軍詔書雲，傅朕八年，無他罪過。今事久遠，識忘難明。識忘難明一語，想亦顯等裁定，留此疑案以箝制將來，望之曾來深觀耶？區區欲白宿昔之事，遣子上書，何為也者？當封關內侯時，止宜受其食邑，不宜更受給事中之命，與石顯同給事，尚欲有為哉？此二事者，不能為望之解嘲也。雖然，天下之事，有眾人之是非，有一人之是非。眾人之是非，事之常也；一人之是非，事之不常者也。如上二說，我知望之優為之，所以不能為者，無柰受遺之故，知元帝不可有為而辭之宣帝，何以副麟間列名，與臨終深托之意，既受遺矣，不得不與戚黨中官相持，持正必相忤，相怍必有一斥。既擯斥矣，在他人盡可超然遠去，而受遺之事尚未告成，則受遺之心必不可安，故復自白，以自白而得罪。為望之者，前無可圖之功，退非藏身之地，勢必一死以終受遺之局，是望之之死，不在石顯矯旨圍第之日，而在宣帝彌留托孤之日矣。欲全其身，必貽後世譏評，有愧于經術；欲遂其志，又苦人主不斷，莫竟其施為。孑然一身，枉道不可，尸素又不可，此其絕命之辰也。所以趣和藥，不欲久留，豈畏對簿之辱哉？彼眾人之是非，何可概論也！故為人君者，必有不言之听而後臣民之情始達于上。明孝宗語劉大夏曰，李夢陽指斥戚畹，語言狂易，朕不得已，下詔獄，比奏上，朕試問左右雲何。應曰，付錦衣撻而釋之。朕知此輩得旨即重責致死以快中宮之怒，使朕受殺直臣名。朕以故釋夢陽復職。如孝宗者，所謂不言之听也。石顯頗屈牢獄之語，與錦衣撻釋同出一轍。孝宗察之，元帝不察，士之生世，固有幸不幸也。宋萬之禍，生于博戲。博近于狎，故慢易之心生，一語相攖而𥲑事成，積慢易所致也。景帝以博局提殺吳太子，雖上之行于下，然其釀禍，亦復不小。故知上下之間，不可相戲，是以君臣為謔，禮經戒之。馮衍與鮑永同為更始守境，不時降光武，後永屢立功而衍無所建，遂見屏黜，一廢二十余年。為衍計者，但當清靜自守，省過思愆，讀聖賢之書以進乎道德，擯縱橫之策以遠乎搶攘，則有司高其行，公卿慕其器，可以不仕即求仕，亦不患無成也。乃上書自直，坐朝士以蔽賢之過，坐人主以听讒之失，豈得為有道之士？人不知道，雖才何為？此光武所以終棄之而不惜也。若桓譚班彪，同未大用。譚以上疏言事多違上意，因而擯棄，固無足怪，若班彪者，其為竇融畫策歸漢，不可謂無行陳之功，章奏即稱帝意，不可謂無左右之薦，且言東宮官屬匈奴報答西羌事宜，上皆納用其言矣，而三府屢闢，終于縣令，此何故也？乃知遇合之際，亦甚難言。然彪居之甚安，譚則頗覺其屈，此亦二人優劣之別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