箕子施八条之约以化东夷，故柔谨之风异于三方。自卫满以中土人杂扰其间，时有叛逆之事，然终不能为大害。汉之玄菟、唐之熊津，其已事也。日本去高丽已远，未沾箕子之化，而又为海外最大之国，其喜盗轻生好杀，天性固然。然亦无意中国，有时为害者，中国之人诱而致之也。洪武初，方张二伪既平，余党未诛者悉亡命入海，纠日本人入寇，以故尔时倭患最多，虽信国备海，筑沿海五十九城，莫能弭也。太祖招蜒户岛人渔丁贾竖尽籍为兵，海上恶少皆得衣食县官，而方张余党亦老且死，沿海诸郡稍得休息。然而华人习知海夷金宝之饶，番人亦习海口道里远近曲折，解构之奸，由此而生。宣宗许其贡市，限以贡期，约以人数，凡贡不如期，人船逾数，却而不受，或私挟兵器者，即以寇论。然而夷人得我邮符方物戎器满载而来，绐官兵以入贡，即不如期，守臣不敢诘，苟幸无事，为请俯顺夷情，主客之司亦画可条奏，但云后不为例，其实彼此再至，亦复如是，不敢却、不敢诘也。虽朝廷以为无事，而夷人所至，肆恣杀掠，已不可禁。加以世宗时，有市舶中官，颠倒夷使位次，坐其所私之人，于正使上，席间，授以兵器，纵其相杀，戕我备倭将臣，大掠旁海，言官上言，祸起市舶，礼部遂请罢市舶，不知所当罢者，乃市舶太监，非市舶也。市舶之利，在中国数世，亦如东之马市、西之茶市，所以通华夷之情，迁有无之货，收徽税之利，使归于上，减戍守之费以宽民力。又以禁海贾、抑奸商，使无向导之忧，自市舶罢，而诸弊悉出，诸法尽壤。外交内诇，几无宁日。海舶一至，奸商阑入其货，不肯与直，夷人无如之何，不得已而投贵官之家，久之，贵官亦不偿直，夷人乏食，不得已而为盗。贵官利其亟去，辄为危言以撼有司，趣兵讨盗，实殴之也。及兵将出，又漏言番人，且为好语啖之以没前货而市后恩，由是夷人又最恨贵官，而思掠其赀，相与盘踞海岸，徘徊观望，内之凶徒逸囚猾吏黠僧及失职不得志，群不逞者，皆为之羽翼，攻城掠邑，劫库纵囚，无不满志矣。加以朝廷之上出师命将用舍非人，赏罚不衷，戮力用命者往往得罪，奸贪败衂者率皆漏网，是以兵出无功，祸久不解，数郡萧条，瀛壖坵墟，夷人久亦饱肉扬帆而去，叫呼啸聚者，十有八九当中土奸人，虽时复剿抚，莫能殄绝。晚年海滨稍靖，而中州沸扰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