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宋范晔）
夜阅《后汉书》，记一二则：
母有呼子以字者，张劭母呼劭曰元伯，赵苞母呼苞曰威豪是也。
袁安之玄孙闳，以奉高之字称于世，见《郭泰传》及《黄宪传》。而闳《传》但云字夏甫，不言奉庙，然则东汉人已有二字者矣。（按此处有后来补记云：袁闳字夏甫，袁阆字奉高，乃别一人。今范《书》于黄宪郭林宗《传》阎字皆误作闳，后人遂沿其谲，予已孜正之。然东汉人却有二字者，隗嚣将王元字惠孟，见嚣《传》注引《三辅决录》；而《马援传》称之曰王游翁。王延寿字文考，而注引《博物志》称之曰王子山。（尊客自记））
韩融与苟爽郑玄同以高隐名，见申屠蟠等传；而融附见其父韶传，乃仅言其官终太仆，余无一事可纪。陈重雷义之交谊，与张劭范式并称；而《袁敞传》乃载雷陈二人为人请托，此史家散文见意处。（陈雷事钱竹汀廿二史孜异中亦言之）
咸丰戊午（一八五八）十一月初四日
夜读《后汉书》，记二则：
和熹邓后之贤，亚于明德。史于后纪中，盛赞其徽美，然迹其有不肯立平原王，安帝已长，终不还政，俱有可议。史故于《安帝赞》中，指其计金授官诸弊政，而有哲妇家索之讥。又于周章杜根传中，一言其贪孩抱立殇帝，又平原王疾本非痼，以前既不立，恐后为怨，乃立安帝。一言其临朝权在外戚。乃知史讳之于纪而散见他纪传中，盖以邓为贤后不欲加贬，固善善从长之义也。至史称邓隙淳谨冤死。然据林传，则擅专之罪已著，而周章至欲矫诏诛之，想见其人，当优于窦宪而绌于马廖矣。
顾亭林论蔡邕之颂胡广黄琼，几于老韩同传，即使幸成《汉书》，必为秽史。然此颂乃系熹平六年，灵帝思感二人，图画于省内，诏邕为之颂，是其应制之作，非由于己，不得为讥。予按邕尝议以和安顺桓四帝无功德，宜去其庙号，董卓从而奏行，此真小人无忌惮之尤。夫礼祖有功而宗有德，然列朝既已加崇，岂得一旦臣子妄议斥革。况当卓之世，帝可废可杀，太后可弑，而先帝独不可滥膺一宗号乎！是其调媚奸臣，削弱王室，无君之心，莫此为甚。汉法擅议宗庙者弃市，惜王子师不能以此正言诛之耳。其后唐末苏楷附朱全忠，请改昭宗谥号，至后唐时将正其罪，惜遂忧怖而死，是犹邕作之俑也。
咸丰庚申（一八六○）闰三月初五日
读《后汉书》、《南匈奴传》、《乌桓传》、《鲜卑传》。范史于外国传殊不经意，盖蔚宗生江右，不知西北事，故诸传多失考核。然叙致严谨，接续分明，自是良史。章怀注甚荒略，视以前之注优劣悬绝，固以草草终卷故也。又读《西羌传》序论、《西域传》序论，辞义并精。其论西羌，追咎赵充国之迁先零于内地，马文渊之徙当煎于三辅；论匈奴，致罪窦宪燕然之捷，不复南单于于阴山，而更立北单于于故庭，遂令南虏久居河西，终乱华夏，皆识见绝高，不仅为当时中原未复，创深索虏言耳。
九月二十三日
读《后汉书》、《光武纪》、《明帝纪》、《章帝纪》、《和帝纪》、《殇帝纪》。《后汉书》中八志，乃晋司马彪《续汉书志》，自来多误为范氏作。国朝朱氏彝尊、钱氏大听、纪氏昀、王氏鸣盛、洪氏颐煊、赵氏翼，皆辨正之，今日为遍录于汲板范书之首。惟钱氏纪氏，谓以司马《书》并于范《书》，始自宋乾兴中孙余靖等奏请，则尚未确。《梁书》及《南史》、《刘昭本传》俱仅云昭注范晔书，而昭自序云：范志全阙，乃借司马《续书》八志，注以补之，分为三十卷以合范史。是合司马《志》于范书，乃始于昭。故《隋书》、《经籍志》云：《后汉书》一百二十五卷，范哗本，梁剡令刘昭注，即今所传帝纪十二卷志三十卷列传八十八卷是也。计共一百三十卷而云一百二十五卷者，写偶误耳。王氏谓章怀太子既用刘昭本《后汉书》，改其注矣，于志仍用昭注者，以注纪传易，注志难，故避难趋易云云。钱氏谓章怀本仅注范《书》，以志系司马书，故仍昭之旧注，不为更易，此说得之。当日有唐文治极盛，亲王朱邸，文学之士甚多，况既有旧注，但加考正，集众手以成完书，何难之有耶？
咸丰辛酉（一八六一年）三月初八日
予于戊午日记，曾疑东汉《袁闳传》言字夏甫，而《黄宪传》又称其字奉高，谓古人有二字，姑见于此。今阅洪氏颐煊《读书丛录》，言奉高是袁阆字。因按范《书》第五十六卷《王龚传》，言龚迁汝南太守，引进郡人黄宪陈蕃等。宪虽不屈，蕃遂就吏，龚不即召见，乃留记谢病去。龚怒，使除其录，功曹袁阆谏曰云云。又云阆字奉高；数辞公府之命，不修异操而致名当时。又按第五十三卷《黄宪传》，言颍川荀淑至袁闳所，章怀于闳下注云一作阆。然则阆字奉高，史书具有明文，而宪传之袁闳，皆为阆字之误。章怀所注者乃是误本。其云一作阆者，乃别据一不误之本。独思宪传与龚传仅隔两卷，章怀又见他本之作阆，乃不能援以改正，反注奉高为闳字，可谓率谬。足见当时东官僚属，各人分注，不相证核也。予于各史自谓于范《书》最留意，乃亦未曾检出，看书卤莽，深可愧汗。自来读史者亦无人纠及，诗文家遂相承用，以奉高为袁闳。夫古人无二字，闳传又言其恬静不事交游，后遂居土室不出，固与《黄宪传》中所言不符。顾非经洪氏指出，世无觉者，甚矣读书之难也！
六月十二日
阅《后汉书》。《灵帝纪》，光和二年中常侍王甫及太尉段并下狱死。并字下当增有罪二字。
《献帝纪》，建安五年，曹操杀董承等夷三族下，当增曹操杀董贵人一句。十九年曹操杀皇后伏氏，杀字当作弑。改皇后传为纪，创于范《书》，明帝后匹也。臣子害母后，何得云杀？（中平六年董卓杀皇太后何氏，杀亦当作弑。）
灵帝崩时，皇子辩即位，皇后临朝，而未腧年改元，谥之曰灵。其时何进为大将军，袁隗为太傅，刘虞为太尉，在幽州，丁宫为司徒，刘宏为司空，不知何人竟能据正直言，加君父以恶谥？三代而下，惟此事最存古道。其陵号曰文陵者，盖以灵帝好文学，尝自撰《皇羲编》五十篇；又诏诸儒正五经文字刻石立于太学门外；又置鸿都门学生；又诏公卿举能通《古文尚书》（按今后汉书各本灵帝纪尚书上皆脱古文二字。）《毛诗》、《左氏》、《谷梁春秋》各一人，悉除议郎；故昭其政治之阙于谥法，而存其好文之美于陵号，谥与陵美恶不想应，尤千古仅事。蔚宗论曰：灵帝之为灵也优哉，从左传君子是以知齐灵公之为灵也句更申一义，语极有味。
《献帝记》建安元年，封卫将军董承为辅国将军、伏院等十三人为列侯，按此下四年云卫将军董承为车骑将军，是承未尝为辅国将军。伏完世袭不其侯爵，时己早为列侯。据《献帝伏皇后纪》，建安元年拜完辅国将军，仪比三司，是则此纪当云拜执金吾伏完为辅国将军，封卫将军董承等十三人为列侯，史文传写脱误故也。王氏《十七史商摧》谓董承下衍一为字，尚失之不考。《董卓传》云封卫将军董承、辅国将军伏完等十余人为列侯，亦误。章怀于卓传注引袁宏《后汉记》，误与此同。范氏盖承袁氏之误，其十三人当云十二人。
北乡侯以三月即位，至十月薨，尚未改元，史称少帝。弘雇工以四月即位，九月被废，已两改元。（光喜昭宁。）而北乡侯系枝属，为阎氏所私立，顺帝时尚有追加尊谥之议；弘农王乃灵帝皇长子，继体正位，时年已十七，为贼臣所废弑，谥曰怀王，乃献帝时未有议追尊者。盖王允诛卓后，即遭李郭之乱，未及建议。及李郭平后，曹操专政，操虽名讨卓而实以卓为法，岂尚念弘农之事？献帝危若累卵，自不能追崇其兄也。《献帝本纪》初平元年董卓杀弘农王，杀亦当作弑。
《马融传论》，虽贬其屈节梁氏，然颇有恕辞。盖季长大儒，不欲深斥，故别创议论，为留余地。而辞曲旨晦，其义末安。末后数语，尤为乖谬，全失史家惩劝之旨。蔚宗良史，其议论尤别白忠佞，无少隐贷，独于此传失之，足见作史者不可存私意，而文人自相回护，亦结习使然。
崔氏自□以后，世载名德，烈亦有重名，历位郡守九卿，徒以自廷尉入钱五百万拜司徒一事，遂为千载口实。然同时若段樊陵张温等之登公位，皆先输货财，史家已有明文，其时要尚不止此数人。按《灵帝本纪》，光和元年初开西邸责官，私令左右卖公卿，公千万，卿五百万。至中平六年灵帝崩，其间十二年中，为太尉者则有张显陈球段刘宽许有杨赐邓盛张延张温崔烈曹嵩樊陵马日弹刘虞；为司徒者，则有刘合杨赐阵袁隗崔烈许相了宫；为司空者，则有来艳袁逢张济张温杨赐许相丁宫刘弘。其中或惟杨赐刘宽，以侍讲之恩，尊同帝师，不必以礼钱进，他人未必不由乎此。而古今皆盛传崔烈，为众丑所归，虽由其子以铜臭一语，扬名显亲，作史者遂于其传中故加采色以为写照，盖亦以烈为名士，故责备者多耳。其后李催等陷长安城，烈时为城门校尉战死，是烈且殉国难，终不失为名士。乃蔚宗于《献帝纪》尚书其战殁，而烈传但言为乱兵所杀，岂死节之贤，尚不足洗入钱之臭乎？读史者所当为昭雪焉。烈子钧既以两字雅谵宠其父，而后为西河太守，与袁绍俱起兵山东，弃亲不顾，致陷父于狱，其不为太傅袁隗之绩者几希。烈虽幸脱卓之虎口，钧之罪不足赎也。蔚宗于《李通传论》，深讥其从光武起兵，陷父于死，自湛其族以取封侯，若钧者真证父攘羊之臭人矣。
《灵帝纪》言卖公千万，卿五百万，而《崔烈传》言因傅母入钱五百万。拜日，帝顾谓亲幸者曰：悔不小靳，可至千万。程夫人于傍应曰：崔公冀州名士，岂肯买官？赖我得是，反不知姝耶？按汉拜三公，多由九卿，其以光禄大夫太中大夫将作大匠及诸校尉得之者，十不一二。烈以中平二年拜司徒，去光和元年始开卖爵时已越八载，独仅入例钱之半，盖以名士故减价得之。是其时名士犹值钱也。
灵帝虽私卖公卿，然若本纪，中平五年三月永乐少府樊陵为太尉。六月丙寅大风，太尉樊陵罢。史言陵以入钱得公者，乃居位仅逾月，即以大风策免。收西邸私卖之礼钱，而仍用灾异策免之祖制，直是诈取财货，可发一笑。而陵以九卿出财千万，作公一月，亦云屈矣！
东汉尚书之权，重于三公。故自安顺以后，大将军及三公秉政者，皆加录尚书事，始于章帝即位，以赵为太傅，并录尚书事。至安帝延光四年，北乡侯即位，司徒刘为太尉，参录尚书事。云参录者，盖其时阎后临朝，以后兄阎显为车骑将军，专政，必以愿录尚书，故三公仅得参录。其后献帝建安元年，曹操以镇东将军初至洛阳，自领司隶校尉，即录尚书事，遂专汉政。讫于南北朝，凡篡祚移鼎者，无不先录尚书事，称为录公。
《和熹邓后纪论》，有曰建光之后，王柄有归，遂乃名贤戮辱，便孽党进，故知持权引谤，所幸者非己，云云。是称邓后之德，直不亚马后，而安帝为不克负荷。乃《安帝纪论》，则又曰：孝安虽称尊享御而权归邓氏，令自房帷，威不逮远，始失根统，归成陵敝，遂复计金授官，移民逃寇，既云哲妇，亦惟家之索，云云，则全归过于邓后。虽史家美恶，不妨彼此互见，然太相矛盾，未免轻重失伦。哲妇家索之语，用之母后，亦有未合。
自汉以后，蔚宗最为良史，删繁举要，多得其宜。其论赞剖别贤否，指陈得失，皆有特见，远过马班陈寿，余不足论矣。予尤爱者，其中如《儒林传论》、左雄周举黄琼黄碗传论、陈蕃传论、《党锢传序》、李膺范滂传论、窦武何进传论，皆推明儒术气节之足以维持天下，反复唱叹，可歌可泣，令人百读不厌，真奇作也！其他佳制，固尚不乏，而数篇尤有关系。范《书》以外，惟欧阳《五代史》欧宋《新唐书》诸论赞，虽醇疵互见，文亦时病结辖，然究多名篇，可以玩味。范《书》可指驳者甚少，宋人若赵明诚洪迈王楸辈，间及数条。近得王西庄《十七史商榷》洪氏《读书丛录》，考核加详。予偶有所见，注于范《书》中者，往往为二书所已有，深叹后人著书之难。今日无事，静阅诸纪传，取诸条摘出之，皆二书所未及者。非好与昔贤为难，亦读范《书》者所不可少，思为蔚宗之功臣耳。
六月二十六日
《后汉书》、《陈宠传》云，弘崇晏晏。章怀注，晏晏温和也。引《尚书考灵曜》曰，尧聪明文思晏晏。予按聪明文思晏晏，即今《尧典》文钦明文思安安也。此盖是今文家语。范《书》、《何敞传》曰，明公履晏晏之纯德。又曰：陛下履晏晏之姿，足见当时习用此语。晏晏即安安，训温和者非是。《郭躬传》云：父弘，习《小杜律》。注云小杜者，牡周少子延年也。按前《书》，周与延年俱著律令，而弘习小杜者，盖以周持法刻深，延年稍平恕耳。故弘世传法律，皆以宽平称。而躬少传父业，讲授徒众，常数百人。当时盛习经学，广集门徒，以法家讲授者，陆此一事，而徒众如是之盛，亦近人竞为刀笔者之滥觞也。
同治乙丑（一八六五）五月十六日
《后汉书》、《方术传》，昔人讥其载唐长房蓟子训左慈等事；阳涉不经，有乖史法。然范氏于《华佗传》末，明言汉世异术之士甚众，虽云不经，而亦有不可诬，故简其美者，列于传末，其下列冷寿光唐虞鲁女生徐登赵炳费长房蓟子训刘根左慈计子勋（此人传仅四十五字，所记只自克死日一事，前人谓即蓟子训，蔚宗误列为两人者是也。）上成公解奴辜张貂趋圣卿编育意寿光侯甘始东郭延年封君达王真郝孟节王和平等二十二人，原本盖皆联缀佗传之后，并不提行，故虽事涉怪异者，亦采附之，不足为蔚宗病也。（其以前之王乔，人事杳冥，亦宜附厕费长房蓟子训之间。）惟傅中所载郭宪谢夷吾李合樊英廖扶公沙穆六人，不宜厕之术士。郭宪风节觥觥，为时名卿。李合樊英公沙穆皆儒者；合历位三公，有忠臣节；英以处士负重名，与郭宪皆当入列传。夷吾所至政绩尤异，穆治县有神明之称，皆当入循吏传。扶操履粹然，宜入独行传。蔚宗纪郭宪之异，只噗酒灭火一事；樊英亦仅称其嗽水灭火，则乐巴亦有此事，何以入之列传乎？至夷吾之觇人将死，合之占知使星，扶之豫测岁荒，穆之无备大水，尤不得以术数概之矣。
同治丙寅（一八六六）正月初八日
读《后汉书》。蔚宗自论此书云：吾杂传论，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约其词句。至循吏以下及六夷诸序论，笔势纵放，实天下之奇作，比方班氏，非但不愧。愚谓范氏此言，自翔非过。然其最佳者，如《郑康成傅论》、《左雄周举黄琼传论》、《陈蕃传论》、《李膺传论》、《宦者传序》、《儒林传论》，兴高采烈，辞深理精，以云奇文，实超前古。次则《曹衰传论》、《丁鸿传论》、《邓彪张禹胡广诸人传论》、《蔡邕传论》、《李固传论》、《张奂传论》、《孔融传论》、《樊英傅论》、（英在方术传。）《张俭传论》、《卢植传论》、《窦武何进传论》，皆抑扬反覆，激烈悲壮，令人百读不厌。它若《李通传论》，则讥其陷父以傲幸；《桓荣传论》，则讥其为学以取荣；《臧洪传论》，则惜其徒死之无益；《郭林宗传论》，则疑其知人之过圣；凡兹卓识，多出恒裁。至于荀爽荀或，实非贞士，而慈明之论，既表其图董之智；文若之论，又褒其为汉之忠，此之立言，犹为过当。盖徇乎流俗之誉，未照其隐遁之情，要亦善善从长，义存匡世，伉慨奋发，可见其心。大抵蔚宗所著论，在崇经学，扶名教，进处士，振清议，闻之者兴起，读之者感慕，以视马班，文章高古则胜之，其风励雅俗，哀感顽艳，固不及也。具斯良史之才，而陷逆臣之辟，事出暧昧，辞尤枝梧，史传所书，显由诬构。近儒王西庄氏力为申辨，载所著《十七史商榷》中，其事甚明，奇冤始雪。盖蔚宗此狱，揆之以事以势，以情以理，皆所必无。《宋书》、《南史》，亦皆游移其辞，本无显据，实由香方之刺，遍及盈廷；人士共仇，证成其狱。所云犬彘相遇之言，母弟饥寒之状，妹妾流涕之诀，皆由忌者横加诬蠛。夫以武子名儒，宣侯名臣，蔚宗承其家学，尝言耻为文士，其闺门无礼，岂至是耶？
蔚宗书中称引其先世之说凡三：《黄宪传论》称曾祖穆侯，《郑康成传论》称王父豫章君，《高凤传论》称先大夫宣侯，皆以见其前人学识品概，非泛泛指称。
蔚宗书本有志，自著于传中凡三。《公主传》云，事在《百官志》；《东平王苍传》云语在《礼乐舆服志》；《蔡邕传》云事在《五行天文志》。乃知当日志亦俱成，章怀谓托谢俨搜撰之言，恐都未确。
七月二十二日
校读《后汉书》宣秉张湛王丹王良杜林郭丹吴良承宫郑均赵典传一卷。蔚宗作传虽略依时代，而仍以类叙，故往往先后杂糅，自非史法。此卷所区，盖以清节，然自宣秉至承宫，皆世祖显宗时人。惟郑均，肃宗时人，而均一出即归，在朝日少，与诸人迥异。又其平生以至行称，故与毛义垃冢旌显。范氏既于刘平赵孚诸人传序，附见义事，则均亦宜入之彼卷，以著同风，今厕此中，已为不类。尤可异者，赵典生当桓世，行事迥殊，且籍在党人，名列八俊，谢承书中言以阉祸自杀，而范书曰病卒，章怀之注，颇致疑词。然思八俊中如李膺杜密王畅刘佑，皆致位公卿，声气盖世；朱寓荀昱魏朗，亦皆位二千石，卓为名臣。典既丽名，夫岂录录？乃蔚宗于典传绝不及其被党锢。于《党锢传》则但云赵典，名见而已，致令读者异为两人。近儒如钱氏大昕洪氏颐煊，皆沿斯说。考典传，言父戒为太尉，注引谢书亦谓戒之叔子，（叔子者第三子也。）其他出处参证皆同。谢书言与窦武王畅谋诛宦官，而范书《皇甫规传》；称规于桓帝末，讼言典与刘佑尹勋等正直多怨，流放家门，证以范书典传，时方以谏争违旨，免官就国。又传言典为大鸿胪时，以恩泽诸侯，无劳受封，奏请一切削免爵土，是皆其累忤宦官之明证，何得谓非一人耶？如以其先卒为疑，则王畅刘佑，亦皆先碎，谢书言畅亦下狱自杀。而范书畅传以为病卒，又得谓并时有两王畅耶？知谓谢书所称别一赵典，然则赵戒之子有两名典者耶？蔚宗此事，可谓失之眉睫，羼入此卷，弥为不伦。
同治丙寅（一八六六）十二月廿五日
以《群书治要》校《后汉书》。《杨震传》殷周哲王，小人怨詈，则还自敬德，《治要》作洗目改听。案《无逸》皇自敬德，《今文尚书》作况自敬德。《隶释》载汉熹平石经《尚书》残碑，况作兄，兄即古况字，王肃《尚书注》训为滋益。石经用今文，杨震受欧阳尚书，故此疏用今文作况自敬德，因误作洗目改听，皆因形近致讹。章怀注仅引《古文尚书》皇自敬德，后人不解况字，遂改作还字。幸《治要》四字皆误，转可以推求而得。邢励谓思误书亦是一适，此类是也。
同治辛未（一八七一）八月初五日
夜校注《后汉书》郑康成传。惠氏引《高士传》。言墓在高密城西北五十里砺阜，五十当是十五之误。唐史承节所撰《郑公碑》，言在高密县城西北一十五里砺阜山之原是也。
同治壬申（一八七二）二月十一日
夜又大风，校《后汉书》蔡邕仲长统两传。邕著《释诲》中速速方毂，夭夭是加，后人因此疑《诗》之天天是栋，当作夭夭是栋。章怀注方毂为并毂，而夭夭无训。案陆氏《释文》蔌蔌方谷，本无有字，以作方有谷者为非。惠氏士奇谓方毂定出齐鲁诗。阮氏元谓速毂字所传本异，而以毛作谷为借字，当依章怀训方毂为垃毂。近人保山吴氏树声以段懋堂谓钱塘张宾鹤言亲见《蜀石经》作夭夭是栋，遂驳段氏斥蜀本为误之武断，而以毛作天夭为误。谓夭夭者少盛也，夭夭是栋，言民之壮盛者皆被残破，所谓民今之无禄也。毛《传》谓君天之在位栋之，既以君释天矣，在位二字非横添乎？郑《笺》谓天以荐瘥天杀之，王者之政，又复栋破之，既以天之荐瘥释天夭矣，王者之政四字，非横添乎？其说甚辩。慈铭案蔡氏本习鲁诗，所传本容有不同。蔌蔽方谷，《释文》本无有字，今作方有谷，自为衍文。至《释诲》此节，云华离蒂而萎，条去干而枯，女冶容而淫，士背道而辜，人毁其满，神疾其邪，利端始萌，害渐亦牙。速速方毅，夭夭是加，欲丰其屋，乃其家。玩其上下文义，所解当与韩毛谊同。（韩诗同毛，见章怀注。）皆谓小人方逞其得志，而天罚已加，方字与是字对，毂乃谷之误，速乃蔌之借。方谷者，谓方食禄也。速速不必定以夭夭重字为对，古人文皆如是。若如吴说，以天天为壮盛，则何以云夭夭是加乎？天夭是栋者，谓天既天之，而是复栋之也。毛以在位释是字，郑以王者之政释是字，皆不得谓之横添。段氏阮氏以蔡传夭夭为讹字是也。
同治癸酉（一八七三）十一月十八日
校《后汉书》。是日检《张敏传》、《仲长统传》，一切二字，《蔡邕传》所载三互法事，注皆不明。惠氏取小颜说，以一切为权宜。予记近人有详辨之者。因遍翻所有书不得，忽扰之甚，至于倾几碎盘，流汗录指，读书健忘，其苦如是，亦可笑矣。
十一月二十日
《后汉书》、《蔡邕传》，邕上疏有臣年四十有六孤特一身之语，不言其后有子否也。其女文姬传谓曹操愍邕无嗣。案《晋书》、《羊祜传》，祜为蔡邕外孙，讨吴有功，当晋爵土，请以封舅子蔡袭，遂封袭关内侯。是邕有孙，昔人已有言之者。今案《世说》、《轻诋篇》注引《蔡充别传》曰，充祖睦，蔡邕孙也。则邕孙不止一人，尤为明证。充司徒谟之父，《晋书》作克，附见谟传。（邕女文姬。人尽知之。其一女适上党太守泰山羊衙，生女为司马师夫人。晋武帝即位，尊为皇太后，居弘训宫，称弘训太后，殁谥景献皇后，追尊母蔡氏为济阳县君。谥曰穆，即枯之母也，祜传称其贤行，较文姬焉生色矣。）
同治甲戊（一八七四）九月二十日
大抵南朝自刘宋以后，不甚讲考据。范蔚宗《后汉书》足称良史，又承武子家法，最重郑学，而《后汉书》中有三事之失，关于学术不浅。郑君传不举其所注《周礼》而载其《孝经》，致历齐及唐，辩论不决，此一失也。《儒林传序》称《熹平石经》为古文篆隶三体书法，致古今聚讼，此二失也。《卫宏传》言宏作《毛诗》序，致宋以后人集矢《小序》，此三失也。卫宏作序之说，后人虽为辨之，谓是宏别作一书，非指《小序》，然终无以关人之口。且汉人解经，亦渺有名序者。
光绪乙亥（一八七五）五月二十五日
《后汉书》、《巴郡》、《南郡蛮传注》引《代本》曰，廪君之先，故出巫诞（御览引世本作蛋，古无蛋字。）也。又引《代本》曰，廪君使人操青缕以遗盐神，曰婴此即相宜，云（疑当作子。）与女俱生，宜将去，（御览引世本宜将上有弗字，惠氏栋谓去即弃字。）盐神受缕而婴之，糜君即立阳石上应青缕而射之，中盐神，盐神死，天乃大开也。又传文自巴郡南郡蛮本有五姓至麋君于是君乎盐城凡二百有二字，章怀注云此已上并见《代本》。所云《代本》即《世本》，章怀避丈宗讳改之也。惠氏补注言《御览》引《世本》文，大略相同。《世本》有传有记，又有别录，见《新唐书艺文志》，此当是传记或别录之文，盖奉载有四裔事也。自来辑《世本》者，自明及国朝吴氏雷氏孙氏，皆不之及。嘉庆中江都秦氏嘉谟据洪氏论孙辑本，更延顾千里氏补订孜正，较旧增十之六七，褒然成帙，而此尚见遣，盖不知《代本》之即《世本》也。记之以见读书之难。
光绪辛巳（一八八一）十月十四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