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以其筆削至嚴也。筆削之嚴，應莫過于纂弒之事，然《春秋》書法實有不可解者。趙盾之不討賊，許止不嘗藥，而皆書“弒君”，固以責有攸歸也。楚王麇之死，據《左傳》公子圍入問疾，縊而殺之，則圍實弒麇也，而經但書“楚子麇卒”。說經者曰︰楚以瘧疾赴，故不書弒。夫弒君而嗣位之人，誰肯以弒赴告列國者？以疾赴遂不書弒，是轉開一規避法也。及楚靈王之被弒也，《左傳》謂王田于乾 ，聞公子比自晉歸作亂，遂自縊，則與被弒者終有間。而經則書“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弒其君虔于乾 ”。一則手弒者，反脫其弒君之罪，一則自縊者，轉坐其臣以弒君之名。又如齊孺子荼之死，據《左傳》乃悼公使朱毛弒之，陳乞不過先廢荼而立悼公耳，其時悼公既立，則不得專坐陳乞罪也。而經書曰“齊陳乞弒其君荼”。豈經之所書者真，而《左傳》所述者不可信耶？抑經但據舊策以書，而必待作傳者之詳其事耶？使無作傳者之詳其事，則首惡者不幾漏網，而從坐者不且覆盆耶？事隔千載，無從訂正，以經為據，當是作傳者誤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