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太平兴国四年取燕败还之后，七月刘廷翰及契丹战于遂城西，大败之，斩首三百级。《辽史》不载此事，而云十月太保矧思与宋兵战于火山，败之。《宋史》太平兴国五年三月，潘美败契丹兵于雁门，杀其驸马侍中萧咄李，获都指挥李重诲。十一月，关南与契丹战，大败之。此事《辽史》俱不载，但云十一月宋兵夜袭营，萧干等战退之。《辽史》乾亨四年四月帝自将南伐，至满城，不利，太尉奚瓦里〔原漏“瓦”字〕中流矢死，统军使善补为敌军所围，斜轸救出之。而《宋史》是年不载此事，但有五月崔彦进败契丹于唐兴，潘美败契丹于雁门。《宋史》咸平二年九月，镇定都部署言败契丹兵于廉良路，杀获甚众。十二月，冀州言败契丹兵于城南，杀千馀人。契丹又攻威虏军，本军击败之，杀其酋帅。三年正月丁亥，范廷召等追契丹至莫州，斩首万余级。此事《辽史》皆不载。《宋史》咸平四年十月，张斌奏破契丹兵于长城口。十一月，王显奏破契丹兵，杀二万人，获统军铁林等。是岁辽统和十九年，并不载此事，但云十一月宋兵出益津关来侵，招古击败之。《辽史》统和二十年四月，太和达里底败宋兵于梁门，萧挞凛破宋兵于泰州。而《宋史》咸平五年并无交兵之事，但在契丹大林寨王昭敏来降。历观数事，宋之胜也辽不言败，辽之胜也宋亦不言败，彼此各夸其功而讳其辱（盖国史本如此）。至和景德元年澶渊之战，《宋史》则有威虏军大破契丹；挞览与契丹主及其母攻定州，宋兵于唐河击其游骑；石普、高继祖击败契丹数万骑于岢岚军；契丹攻瀛州，李延渥败之，杀伤十馀万；契丹兵至澶州，其大帅挞览耀兵出阵，中伏弩死。而《辽史》是年则云：与宋兵战于唐兴，大败之；萧挞凛与宋兵战遂城，大败之；攻瀛州，不克；耶律课里遇宋兵于州，败之，萧排押获宋田逢吉、郭守荣等；次澶渊，萧挞凛中伏弩死。二史所记一时之事，惟挞凛中弩死相合。瀛州之战，《宋史》谓杀伤十馀万，《辽史》但云攻瀛州不克，其馀则各言胜而不言败。此皆修史者仅据国史原文，而不暇互相参订故也。又如遣使议和一事，《宋史》谓太祖开宝八年三月，契丹遣使克沙骨慎思，以书来讲和，《辽史》谓景宗保宁六年三月，宋遣使来讲和。则未知孰先遣使也。又《辽史》圣宗统十二年八月乙酉，宋遣使求和，不许。辛酉，宋又遣使求和，不许。而《宋史》淳化五年并无遣使讲和之事至澶渊之盟，《辽史》谓宋遣使遗王继忠弓矢，密请求和，圣宗诏继忠与使者会，许和，宋乃遣曹利用来，即遣韩巳持书报聘。而《宋史》则谓契丹驻阳城，因王继忠致书于莫州，继忠又驰奏谓契丹请和，乃使曹利用往议，契丹即遣韩巳来。则又未知孰先求和也。大抵交战请则讳言败，和则讳言先，两朝修国史时，固已各自争雄如此耳。其列传内更有不相合者。《宋史。尹继伦传》：契丹入寇，李继隆以兵万余护辎重赴威虏军，契丹将于越谍知之，率数万骑将邀于路，遇继伦，不顾而去。继伦曰：“寇以我兵少，蔑视我耳。彼若捷，则乘胜驱我而北；不捷，亦且泄怒于我，无遗类矣。今当卷甲疾趋，出其不意。”乃命衔枚夜行，至徐河，天未明，于越方与继隆对阵未战，继伦从后急击，杀其皮室一人，众惊溃，于越方食，乘善马先遁，众大溃。契丹自是不敢窥边，其平居相戒曰：“当避黑面大王。”按于越乃契丹大官之号，其时为于越者乃休哥也。而《辽史。休哥传》并不言徐河败绩之事。《宋史。富弼传》：弼在契丹议岁币，辽主欲用献字，否则用纳字。弼执不可。辽使刘六符等来，宋竟以纳字与之。是宋之输岁币仅言纳也。《辽史》本纪及刘六符、耶律仁先传，则谓六符等至宋，定岁币进贡名，宋从之，岁币称贡。则宋竟用贡字矣。此又其各自讳败称雄著也。他如一康保裔也，《宋史》作康保裔，《辽史》则曰康昭裔。一萧挞凛也，《辽史》作萧挞凛，《宋史》则曰挞览。于越乃官名，非人名也，《尹继伦传》则曰契丹于越，下又云越去大军四五里，则竟似姓于名越者矣。此又皆南北传闻之讹，而不暇审订者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