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事多而文省，最为简密。其法之尤善者，莫如附书之例。如忠义、文苑等传，一传之内，牵连书者辄数十人，盖人各一传则不胜立，而传此舍彼又嫌挂漏，故各从其类，一一附书，既不没其人，又不伤于冗，此史家剪裁法也。如《陈友定传》后附以元末死事诸臣，凡《元史》所不载者皆具焉。而明初南昌死事之十四人，康郎山死事之三十五人，则类叙于《赵普胜传》后。正统中死土木之难者，惟张辅等另有专传外，其他则类叙于曹鼐等传后。正德中谏南巡被杖者百馀人，则类叙于舒芬、夏良胜、何遵等传后。嘉靖中议大礼被杖之数百人，则类叙于何孟春等传后。李福达之狱坐罪者四十馀人，则类叙于《马寻传》后。皆此法也。又建文从亡诸臣，如台州樵夫、乐清樵夫、河西佣、补锅匠、马二子、云门僧、若耶僧、玉山樵、云庵和尚之类，皆据《从亡录》、《致身录》（史仲彬撰）、《革除录》（宋瑞仪撰）、《忠贤奇秘录》（王诏撰）诸书采入。此等野史，其真伪虽不可知，然皆附于殉节诸贤传后，所谓与其过而去之，毋宁过而存之，又见修史者之用意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