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唐一代，内外官轻重先后不同，有迥相悬绝者。太宗时，马周疏云：朝廷独重内官而轻刺史、县令，刺史多是武夫，或京官不称职者。边远之任，用人更轻。是贞观时已有重内轻外之弊。武后时李峤、唐休秦言：朝廷重内官，轻外职，每除授牧伯，皆再三披诉，所遣外任者，多是贬累之人。今请选贤者分典大州。王嗣立亦言：县令、刺史不加拣择，京官坐负及声称下者乃典州，吏部年老不善刀笔者乃拟县。卢怀慎亦言：比见官犯赃者任以江淮岭碛，粗示惩贬，其人内怀自弃，殉货掊克，益无悛心。以罪吏牧遐方，是谓惠奸而遗远。远州陬邑，何负圣化，而独受其恶政乎？明皇时，张九龄奏言：今刺史，京辅雄望之郡，犹少加选择，江淮、陇蜀、三河大府之外，由京官出者，或身有累，或政无状，用牧守为斥逐之地。或其先附会高位，及势衰，谓之不称京职，出以为州。武夫、流外，积资而得，不计其才。刺史尚尔，何论县令！古者刺史入为三公，郎官出宰百里。今朝廷士入而不出，京师衣冠所聚，声名所出，从容附会，不勤而成，是大利在内而不在外也，智能之士安肯出为刺史县令哉？是时源乾曜以大臣子多任京职，俊率任外官，非平施之道，请以己子三人任京职者出二子于外，以示近始。诏褒之。《倪若水传》亦云：时天下承平，朝廷尊荣，人皆重内任。虽自冗官擢方面，皆自谓下迁。班景倩自扬州采访使入为大理少卿，若水饯之于郊，顾左右曰：“班公是行若登仙，吾恨不得为驺仆。”可见唐初以至开元、天宝内重外轻之风也。及肃、代以后，京师凋敝，俸料寡薄，则有大反是者。《通鉴》：元载当国，以仕进者多乐京师，恶其逼己，乃制俸厚外官而薄京官。京官不能自给，常从外官乞贷。杨绾、常兖虽奏加京官俸岁约十五六万缗，然风会所积，利常在外，京官之贫如故。《唐书。嗣曹王皋传》云：皋为秘书少监，上元中京师饥，斗米值数千。皋乞外官，不允，乃故抵微法，贬温州长史。《李泌传》亦云：是时州刺史月俸千缗，方镇所取无艺，而京官禄薄，自方镇入为八座，至谓罢权。薛邕由左丞贬歙州刺史，家人恨降谪之晚。崔裕甫任吏部员外郎，至求为洪州别驾。其节度使府宾佐有所忏者，荐为郎官。当迁台阁者，皆以不赴取罪去。李泌以为外太重，内太轻，请随官闲剧普增其俸，为窦参沮而止。此距开元、天宝时不及三四十年，而外重内轻相反一至于此，亦可以观世变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