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国玺始末见于《辍耕录》载元御史中丞崔所记。至元三十一年，世祖既崩，将迎皇太孙即位。适有国王速脱真以玉出售，与御史杨桓见之，知其为秦玺也，遂献之，桓并考其始末曰：楚以卞和所献之璞琢成璧后，求昏于赵，以纳聘焉。秦昭王请以十城易之而不获。始皇并六国始得之，命李斯篆其文。玉工孙寿刻之（卫宏曰：秦玺，蓝田玉所刻，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太平御览》亦以为蓝田玉所刻）。二世子婴奉玺降汉，汉祖即位，服其玺，因世传之，谓之传国玺。后王莽篡位，玺在长乐宫王太后所，莽使安阳侯王舜迫取之。太后怒，投玺于地，玺遂归莽。及莽败，商人杜吴杀莽，不知取玺，校尉公宾得玺，献于更始。赤眉杀更始，立盆子。盆子降光武，玺归光武。献帝时，董卓作乱，掌玺者投于井。孙坚讨卓，得于井中。袁术夺于坚之妻。术死，荆州刺史徐ギ闻帝在许昌，以玺送之。帝逊位，玺归魏。常道乡公禅，玺又归晋。怀帝遇刘聪之害，玺归聪。聪死，归曜。曜为石勒所灭，玺入于勒。勒灭，入于冉闵。闵败，其将蒋干得之。晋征西将军谢尚购得之，以还东晋。自后宋、齐、梁、陈皆相传。及隋灭陈，玺入于隋。隋亡后，萧后与太子正道并玺并入于突厥。唐太宗以宝玺未获，乃自刻玉曰：“皇天景命，有德者昌。”贞观四年，萧后与正道奉玺归，乃复入于唐。朱温篡唐，玺入于温。庄宗定乱，玺入于后唐。及废帝从珂自焚，玺遂不知所在。至宋哲宗时，咸阳民段义献玉玺（按此玺李公麟以其玉色正青，是秦蓝田玉，其篆法真李斯所为，乃定为真秦玺）。及徽宗为金所虏，宝玺皆入于金，共玺一十有四，内青玉传国玺一，其色正与今出自拾得家者相同，知宋之南迁二百年无此宝玺也。今适当皇太孙将正位之时，而此玺应期而出，实为符瑞云。桓之论如此。按秦玺自冉闵败后，闵将蒋干守邺，乞师于晋。晋将戴施入邺助守，知玺在干所，乃谲得其玺，使何融以迎粮为名，出城潜送征西将军谢尚，尚即以三百骑送建康。见《晋书。载记》及《谢尚传》。此玺归东晋之明证也。然《通鉴》姚苌之擒苻坚也，从坚求传国玺，坚骂曰：“玺已送晋，不可得也！”是时冉闵死未久，玺已为谢尚所得，归于晋矣，苌岂不闻之，何又向坚求玺？刘定之谓：闵亡后，邺入于慕容燕，当是苻坚灭燕，又得之，而谢尚所得者，或晋人饰词，以解白板天子之诮也。则谢尚所得玺尚未可知也。又《南史》：宋武帝克长安，擒姚泓，收其彝器及秦始皇玉玺送建康。而沈约《宋书》不载获玺一事，但云收其彝器土圭之属而已。岂以谢尚已获玺于晋时，疑宋武所获非真，故不复叙耶？然《北史》魏太武于邺城毁佛像，中得二玉玺，文皆“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其一旁刻“魏受汉传国玺”，则玺更似在北，而求未入南，谢尚之所得，真伪益未可信也。即尚所得冉闵之玺果真矣，《南史》侯景之败，以传国玺自随，使赵思贤掌之，曰：“若我死，则沉于江，勿令吴儿得之。”思贤过京口，遇盗，弃之草间，至广陵，以告郭元建，元建取之，使辛术送邺。而《北史》载辛术既送玺至北齐，文宣帝以告太庙，则此玺又入于北齐，而陈、隋两朝俱未尝有也。今杨桓云：历宋、齐、梁、陈、隋皆相传，及隋灭而萧后携以北，至贞观四年复入于唐，不知何所据。此不过欲隐约其词，以见此玺自唐而梁而后唐而石晋及从珂自焚后遂不知所在，而宋哲宗时段义所献者即是此物，乃徽宗北行玺入于金，而今拾得家所藏，乃国初灭金时所得，可信其为真秦玺耳。不知《五代史》田令孜为蜀监军，盗唐传国玺入于蜀而埋之，后王建将称尊号，有欧阳柔得之以献，此一玺也。黄巢破长安，魏州僧传真之师得传国宝，藏之，后唐庄宗将称帝，适传真以之来献，遂即位，此又一玺也。庄宗将入汴，梁主惶惧，置传国宝于卧内，忽失之，已为左右所窃迎唐军矣，此又一玺也。则是时蜀、魏、汴一时已有三玺矣。无论秦玺已不存，即存亦不知孰为秦玺也。又《通考》：后唐末帝自燔时，以传国宝随身共焚，是以晋高祖别制一玺。开运末，耶律德光入中国，少帝遣其子延煦送玺。德光讶其非真，少帝上表，具述始末。德光归，携以出塞。则后唐之传国玺已随从珂自焚，而晋玺又已出塞矣。金初灭辽时，金主意玺在辽主延禧所，延禧诉以兵败失于桑干河。则辽之传国玺又已沉没矣。《金史。宗望传》：宗望追辽主，尽获其妃嫔并传国玺，献于行在。金太祖置之怀中，恭谢天地。不知此又是何玺？意辽主所谓失于桑干河者，即此玺耶？然金主既得之于宗望，何又疑玺在延禧所？此不可解也。又《金太宗纪》：天会三年，斡鲁献传国宝，而宋哲宗时段义所献玉玺，及徽宗所制定命宝，亦俱为金所掳。然金之亡也，金主守绪以传国玺自殉，焚于幽兰轩。此所焚者，未知宗望所得之辽玺，抑或破汴时所得宋哲宗时段义所献之玺耶？然亦已焚于幽兰轩矣，则杨桓又何由知拾得家所出之为真秦玺耶？按王莽建国时，使王舜逼太后索传国玺，太后怒，抵之地，遂缺一角。及汉献帝禅魏时，魏用隶书刻其肩曰“大魏受汉传国之玺。”后由刘聪入于石勒，勒又刻其一边云“天命石氏”。此见于史传及《宝玺篆文图说》，历历可考者。是以宋徽宗验段义所献，检无螭角无缺而疑其非真。即杨桓亦谓：今玺背皆刻螭形蟠屈，凹凸不齐，无地可置字。则桓亦自知其非真也。盖历代各有，制造不同，传闻亦异。《汉书注》卫宏曰：秦玺是李斯所篆，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而《晋书。康帝纪》及杜佑《通典》皆云秦得蓝田玉为玺，文曰“受天之命，皇帝寿昌”，则二说已不同矣。《后汉书。舆服志》注：孙坚所得玺，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晋阳秋》谓蒋干所得为谢尚送于晋者，文曰“昊天之命，皇帝寿昌”。徐广曰：传国玺文曰“受天之命，皇帝寿昌”。则三说更不同矣。蔡京等讲议玉玺官十三员合奉云：“皇帝寿昌”者，晋玺也：“受命于天”者，后魏玺也：“有德者昌”，唐玺也：“惟德允昌”，石晋玺也。《大学衍义补》又云：“受命于天，皇帝寿昌”者，东晋所自刻也。太元之末，得自西燕，历六朝至隋者，乃慕容氏所刻也。开运末没于耶律，后为金人所有者，则以“受天明命，惟德永昌”为文，乃石晋所刻也。杨桓之论亦曰：北齐所刻者，文曰“受命于天，皇帝寿昌”；唐太宗所刻者，文曰“皇天景命，有德者昌”；晋天福所刻者，文曰“受天明命，惟德永昌”。《太平御览》又记郄恢表慕容永所奉之玺，文曰“受天之命，皇帝寿昌”。可见古来所刻传国玺不一，不得以玺文偶与斯篆合，遂指为真秦玺。拾得家所出，盖亦后代续刻之物耳。杨用修谓：杨桓本善篆书，此玺盖即桓伪作，使崔持以迎合皇太妃者。理或然也。奈何明成祖闻传国玺尚在元嗣君所，而屡出师以冀反璧耶？（永乐中，瓦刺马哈木攻杀元主本雅失里，遣使上言，欲献故元传国玺，后仍不至。）《明史》：宣德中，瓦刺部长脱欢得前元玉玺来献，宣宗敕谕曰：“前代传世之久，皆不在此，王既得之，可自留用，不必来献。”英宗复辟，孛来遣使欲献玺，帝亦敕曰：“玺己非真，即真亦不祥物，献否从尔可也。”弘治中，陕西巡抚熊又得一玉玺，孝宗因傅瀚言，亦仅藏之库。其识皆过文皇远矣！姜绍书《韵石斋笔谈》又记：天启四年，临漳县生员王思极等，得玉玺于漳河之滨，其文“受命于天，既寿永昌”。河南抚臣程绍具表进之，上御皇极殿受贺，得玺者仅赏银五两。而魏史贤欲令天下有司赴京庆贺，以尚宝卿姜志礼言而止。成祖且然，固无怪魏阉之张大其事也。（三代以上以禹鼎为重，六朝以上以秦玺为重，盖风尚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