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朝之制，凡内外文武官所得诰命，皆有撰定文字，各按其品级填写。虽有大势力者，欲增损一字不能，所以杜浮伪之风也。按《宋史。孙洙传》：百官迁叙，用一定之词。洙建言：“群臣进秩，事理各殊，而同用一词。或一门之内，数人拜恩，而格以一律，殊为苟简。”诏自今封赠荫补，每大礼一易，他皆随等撰定。是宋制所谓大礼一易者，盖亦有一定诰词。至明则否。《涌幢小品》云：国朝文臣诰敕穷工极巧，大失丝纶之体。高拱、张居正虽皆有禁，终不能改。惟勋戚武弁，勒为定式，篇篇一律。即王府至重，然亲王而下，圹志亦有定式，未免太泥。“倘有应叙功迹，从何记载乎？则前明之有定式者，惟勋戚武弁，而文臣皆随时撰作，毋怪乎谀词满纸也。（《明史。许士柔传》：故事，赠官诰，属诰敕房中书职掌。崇祯初，追恤被魏奄所害诸忠臣，则翰林能文者亦为之。后中书以为侵官。崇祯三年，仍令诰敕中书为之。）本朝则诰敕不论文武，皆有定式，而碑文、祭文，临时令翰林诸臣撰拟，于禁绝谀伪之中，仍不没人之实，可谓尽善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