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无墓祭，先儒备言之。其最明切者，晋博士傅纯曰：“圣人制礼，以事缘情。制冢椁以藏形，而事之以凶；立庙祧以安神，而奉之以吉。送形而往，迎精而反。此墓庙之大分，形神之异制也。至于室庙寝礻方，所以广求神之道，而独不祭于墓，明非神之所处也。”韩昌黎《丰陵行》亦云：“臣闻神道尚清静，三代旧制存诸书。墓藏庙祭不可乱，欲言非职知何如。”又程子谓：生不野合，死不墓祭。唐顺之亦云：墓祭非古也。按《周礼。小宗伯》虽有“成葬而墓祭”之文，乃葬日孝子先归虞祭，而使有司在墓，一祭地神，实非祭先祖。《冢人》所云凡祭墓为尸，《檀弓》所云有司设尊于墓左亦然。其祭先祖于野者，特《曾子问》望墓为坛以时祭耳，然亦以宗子出奔，庶子不敢主祭于庙故然。其吊丧而不及殡者，则亦先之墓，主人之待之也，即位于墓左，妇人墓右，成踊尽哀，此又因赴吊不及而然，皆非常礼也。《史记》武王上祭于毕。马融以毕为文王墓地名，其后武王、周公亦皆葬此。然司马贞、林有望以为祭毕星而非祭墓。又按《竹书纪年》纣六祀，文王初亻龠于毕。则文王已祭毕，非墓祭可知也。惟《吴越春秋》曰：夏少康恐禹墓之绝祀，乃封其庶子于越，号曰无余，居于秦余，春秋祠禹墓于会稽，似夏时已有墓祭。然《吴越春秋》作于后汉赵长君，其文多撮取《左氏》、《国语》、《史记》附会成篇，未可信也。盖三代以上，本无墓祭，故辛有见被发祭野者而以为异。欧阳公谓：五代礼坏，寒食野祭而焚纸钱。论者引为近代墓祭之始。按寒食上冢，本唐开元二十年制，诏令编入五礼，永为常式，事见《旧唐书》，则非起于五代，而其实并非起于唐。（宪宗元和七年诏：常参官寒食拜墓，在畿内者听假日往还，他州府奏取进止。）《孟子》东郭番间之祭，虽属设词，然其时必已有此俗。《史记》：孔子没鲁，世世相传，以岁时奉祠孔子冢。是春秋、战国时已开其端。秦起寝殿于墓侧。西汉渭北原庙月出衣冠，颜师古曰：从高帝陵寝出衣冠，月一游之也。苏武自匈奴还，诏奉一太牢谒武帝园庙。元帝追念萧望之，每遣使祭其冢。此西汉时墓祭也。光武令诸功臣王常、冯异、吴之等，皆过家上冢，又遣使者祭窦融父冢。明帝遂有上陵之制，（永平元年春正月，帝率公卿已下朝于园陵如元会仪。每正月上丁祀郊庙毕，以次上陵，百官、四姓亲家、妇女、公主、诸正大夫、外国侍子、郡国计吏皆会陵。八月饮酎礼亦如之）。蔡邕见灵帝谒原陵，乃曰：“吾闻古不墓祭。朝廷有上陵之礼，始谓可损，今见威仪，察其本意，乃知孝明皇帝至孝恻隐，不易夺也。”此则上陵之创为朝制，自东汉明帝始。盖自西汉时早有上冢之俗，明帝遂因以定制耳。其他如楼护为谏议大夫，使郡国过齐，上书求上先人冢。鲍永椎牛上苟谏冢。魏武祭桥玄墓，又赐徐晃牛酒，令上先人墓。庞德公亦有上冢事。两汉以来，见于史书者不一而足。盖又因上陵之制，士大夫仿之，皆立祠堂于墓所，庶人之家不能立祠，则祭于墓，相习成俗也。孔子云：死归土谓之鬼。周丰云：墟墓之间，未施哀于民而民哀，以生者之哀，事死者之鬼，亦情之自然而不容已者也。李济翁《资暇录》记唐时寒食出城拜扫，虽已即吉者，仍用丧服，白衫麻鞋。此盖犹沿古时凶祭之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