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尝患“古今官制纷纭，漫无统纪。”读温公集，其沿革，似可考而知也。因其说，增损之，使后之人有考焉。
三代官制，见于《周官》。简易易知也。秦汉而下，何其纷纷乎？盖西汉以“丞相总百官，而九卿分治天下”之事光武中兴，身亲庶务，事归台阁，尚书始重，而西汉公卿，稍以失职矣（一说汉武帝游晏后庭，尚书始重）。魏武佐汉，初建魏国，置秘书令典尚书奏事。文帝受禅，改秘书为中书，有令有监，而亦不废尚书。然中书亲近而尚书疎外矣（宣帝时，霍山领尚书，上令吏民奏事，不闗尚书。其后奏封事，輙下中书令，不闗尚书，则西汉时中书已重于尚书矣）。东晋以后，天子以侍中常在左右，多与议政事，于是，又有门下而中书权始分矣。唐初，始合三省，中书主出命、门下主封驳、尚书主奉行。其后合中书门下为一，故有同中书门下三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其后又置政事堂，盖以中书出诏令，门下封驳，日有争论，故两省先于政事堂议定，然后奏闻。开元中，张说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自是至宋，莫之能改。唐末，诸司使皆内臣领之枢宻，叅预朝政，始与宰相分权矣。及五代，改用士人枢宻使为腹心之臣，日议军国大事，其权重于宰相。宋太祖，乃以宰相主文事，枢宻使掌武事，谓之“二府”。
周，冡宰无所不统。汉始分入九卿。宫伯则入郎中。令宫正入卫尉。膳人、酒人入少府。司会大府入司农。宫人内宰入大长秋。其后九卿用事、丞相取充位给事。谒者为左右私人，而丞相为外朝。
汉初。凡郡国举秀才亷吏，贡于王庭，多拜为郎，居三署，或至千人属。光禄勲、光禄勲诠（铨？）第郎吏，出为它官，以补员缺。是时未属尚书也。成帝初，置常侍曹尚书一人，主公卿。二千石曹尚书一人，主郡国二千石，盖选曹之所始也。光武诏三公等各举茂才亷吏，改常侍曹为吏部尚书，其时选举，于郡国，属功曹，公府属东西曹，于天台，属吏曹，尚书令掌之。
汉。初入仕者不限年，如刘向、陈咸，以八十为郎。刘辟疆八十为卫尉。公孙弘八十为相。贡禹八十迁御史大夫。赵充国七十为将军。
汉置大夫，专掌议论事。茍疑未决，合中朝之士杂议之。自两府大臣，下至博士议郎，皆得议之。不嫌以卑亢尊，如盐铁议是也。呼韩欵塞卒，用郎中侯应之策，朱博得罪议者五十八人。王嘉得罪议者六十人，故曰“汉集议有公天下之心”。今制亦议，统于一二尊官而已。
唐初。职事官有六省、一台、九寺、三监、十六卫、十率府之属。其外，又有勲官、散官。勲官以赏战士。散官以褒勤。旧，必折馘执俘，然后赐勲。积资累阶，然后进阶，不可妄得，故当时以为荣。髙宗东封，武后预政，求媚于众，始有泛阶。肃宗以后，财力屈竭，勲官不足以劝武功，府库不足以募战士，遂并职事官，通用为赏将帅。出征者皆给空名告身，自开府至郎将，听临事注名，至有异姓王者，于是金帛重而官爵轻，或以大将军吿身，止易一醉。五代等衰益紊。三公端揆，施于军校，衣紫执象，被于胥史，名器之滥，极矣。宋承五代之弊，不能厘正，故台省、寺监、卫率之官，止以辩班列之崇卑，制廪禄之厚薄，多无职业。其所谓“官”，乃古之爵也。所谓“差遣”，乃古之官也。所谓“职者”，乃古之加官也。自余功臣、检校官、散官阶，勲爵邑，徒为烦。文人不复贵，所以鼓舞。群伦曰“官曰差遣，曰职”而已。又迁徙去来，尝无虚日。
唐。六部尚书皆属尚书令。左右仆射，尚书三省之一也。光宅中，以拟周之六卿，过矣。唐以仆射、侍中尚书令为丞相，然皆秦汉之所轻，魏晋以来反为重任。唐因之，故其名不正。
唐制有勲，有阶，有官，有爵。爵以定崇卑。官以分职务。阶以叙劳勋。以叙功，四者各不相蒙。有官卑而勲阶髙者；亦有勲阶卑而官爵髙者。宋朝列衔，凡阶髙官卑，则称“行”；阶卑官髙则称“守”。官与阶等，则无“行、守”字。今制，惟以官为定。为是官，则勲阶同随之，无复叙劳、叙功之意。颜鲁公谓“鱼军容阶，虽开府，官即监门将军。开府特进，并是勋官，用荫，即有髙卑。会燕合，依次序。” 然则，唐之勋官，惟以定荫而已。
开府仪同三司，谓“置府辟吏”，仪同三公也。
唐制。尚书省有令、有仆射、有左右丞。太宗尝为令后不复设仆射“犹今之尚书也”、左右丞“犹今之侍郎也”。六曹尚书，乃若今诸司乎而实不同。颜鲁公与仆射郭英乂书谓“兴道之会，独八座。尚书欲令下座。”意以为尚书之与仆射，若州佐之与县令乎？今，三廰齐列明，不同刺史，且尚书令与仆射，同是二品，六曹尚书并正三品，又非隔品致敬之类。观此则知，尚书与令仆同为八座也。然英乂于公堂独咄尚伯，则仆射之尊大亦可见矣。
唐翰林院在禁中，乃人主燕居之所。玉堂，承明、金銮殿，皆在其间。应供奉之人，自学士以下，工伎羣官，皆称翰林。医官翰林，待诏之类，虽茶酒亦称翰林司。唐制，自宰相而下，初命皆无宣召之礼。惟学士宣召者，盖学士院在禁中，非内臣宣召，无因得入。又学士院北扉，为其在浴堂之南，便于应召。宋制，学士初拜，自东华门入，至左承天门下马。吏双引至阁门，此亦唐故事也。又宋制。选人不得乘马入宫门。欧阳公初以选，人为馆职，自左掖门下马入馆。当时，谓之歩行学士。然则，唐宋禁中，亦许乘马。又，且引道耶。今制。自两长安门、东西华门外过者，皆下马，虽相臣亦然。
宋初，承五代。三省无专职。台省寺监无定员，类以它官主判。三省长官不预朝政。六曹不厘本务。给舍不领本职。諌议无言责。起居不注记。司諌正言，非特旨供职，亦不任諌诤。其官人之别，有官有职，差遣以登台阁。禁从为显宦。不以官之迟速为荣滞。以“差遣要剧”为贵途，不以“勲阶爵邑”为轻重。名之不正，未有如宋之甚者也。至元丰间始以唐六典定官制。
宋时，两制，皆文学名天下者始应其选。虽一甲三人，亦出知外任，然后召试，欲其知民事也。其余应试，率皆一时赫然有名中外，所谓“制科”是也。故，文学之士不至遗弃。又通知民间利病，以其曾试于外也。国家翰林、侍从亦两制之类，率用髙科。其余则用庶吉士。一甲三人终不外任。庶吉士者，每科或选或不选，留者或多或少，国家之意，本欲使之种学绩文，以为异日公卿之储士。既与此选，自可坐致清要，不复苦心于学。又不通知民事天下，以文学名者，不复得预，遗才颇多，故不若制科之为得也。制科行，人人自奋于学，以求知于上，不待督责矣。
国家之制，革中书升六部，初亦疑之，谓“自古，岂有无宰相而能致理者？”及观宋，南渡专任贼桧，以杀忠良。其后韩侂胄、史弥逺、贾似道，相继盗政。羣小又从而附和之，日入于败乱而不知，非以权重故耶？则今日去之，不为过也。
我朝六部之设，仿周制六典，最为简要有体，然其名犹袭唐宋之旧。唐以三省长官为宰相，谓“中书令门下、侍中尚书令、左右仆射”是也。今中书省已去，特存中书舍人，为七品官职，书翰而已。门下省已去，特存给事中，虽七品而有封驳之权，尚书省不复设令仆，乃升六司尚书分为六部，秩二品，盖即仆射之类也。中书尚书名与古同，其实异矣。
唐宋翰林，极为深严之地，见于诗歌者多矣。国朝翰林院，设于长安门外，为斋宿委积之所。内有东阁，众学士聚焉，为朝退会揖之地。史馆为讲读，史官所聚集，皆无公座，至修史之日，旋设十馆于东角门之右，事竣去之，求如古之深严，未之见也。唯文渊阁，政本所自出，号为深严，其比古之翰林耶？今翰林在外，虽非复唐宋之深严，然非文学之臣不预，无复“工伎茶酒医官”，杂流跬歩。卿相视唐宋为重矣。
文渊阁在奉天殿东庑之东，文华殿之前。前对皇城，深严禁宻。百官莫敢望焉，吏人无敢至其地。阁中趋侍使令，惟厨役耳，防漏泄也。禁宻文书，一小匣在几上，钥之而不合。大学士暮出，钥其门，匙悬门上，恐禁中不时有宣索也。故事禁中不得举火，虽阁老亦退食于外。相传，宣宗一日过城，上令内竖覸阁老何为。曰“方退食于外”。曰“曷不就内食？”曰“禁中不得举火。”上指庭中隙地曰“是中独不可置庖乎？”今，烹膳处是也。自是得会食中堂。又传，一日过城上，瞰阁老何为。曰“方对奕。”“何不闻落子声？”曰“棊以纸上咲。”曰“何陋也！”明日赐象牙棋一副，至今藏阁中。又内阁庭中花台上有芍药三本，相传亦宣宗时植，至今盛开。
内阁不设公座，惟东西两凳相对耳。天顺初，李文逹自吏部入，欲正南向之位，彭文宪力沮之，谓“宣宗尝御此。”李曰“事久矣。”彭又谓“禁中无南面坐”。李曰“东边会食，曷为南面？”彭又沮之会内，送孔圣像置于中，事乃止。司礼太监至，亦惟东西向。正德初，刘瑾权重西涯，欲尊之，特设一榻于凳之上，亦不敢正也。故事太监至迎之止花台，送之止中门，皆有定限。余初入内阁，西涯以是告曰“是定例也。不可失。”余等守之惟谨。是后，不知何如也。
刘瑾，虽擅权，然不甚识文义，徒利口耳。中外奏疏处分，亦未尝不送内阁，但秉笔者，自为观望。本至，先问此事当云何、彼事当云何，皆逆探瑾意为之。有事体大者，令堂后官至河下问之，然后下笔，故瑾益肆。使人人据理执正，牢不可夺，则彼，亦不敢大肆其恶也。
翰林院故事。经筵初开，讲读、侍从官皆有白金文绮之赐。史成进御，亦进秩加赏。或纂修功多及书成，以事故去，则不沾恩数；或先以事故去，不效劳勚，偶值书成，亦得沾恩数。故有“经筵头，修书尾”之说。
予在翰林，与陆亷伯语及杨文贞。亷伯曰“文贞功之首，罪之魁也。”予问“何为？”亷伯曰“内阁故有丝纶簿。文贞晚年以子稷故，欲媚王振，以丝纶簿付之，故内阁之权尽移中官。余亦不知其然否。及余入内阁，厯朝诏诰底本皆在，非所谓丝纶簿乎？不闻送入，况中官之专与否，不在一簿之存亡也。顾人主信用何如耳。”亷伯之言，不知何所从授，天下皆传之。嘉靖初元，言路大开，谏官纷然争言利害，有谓“文贞居忧，谋夺情起复，遂以丝纶簿奉振。”不知文贞晚年归省墓，未尝居忧也。甚者又谓“文渊阁印亦为司礼监所夺。请追还之。”诏问“印与丝纶簿，今不知安在？令言者自来追理还之。”言者伏罪乃已。
国家“正旦、冬至”圣节，凡大朝会先期，百官皆赴朝天宫习仪或灵济宫，唯翰林独否。相传，宣庙一日召翰林不至，上问故，左右对以“徃习仪所”。上曰“翰林终日侍朕侧，尚何习为，恐其倒拜耶？”自是不复习。相传以为故事。成化中，中官汪直用事。多使逻人诇察诸司不法。是日，学士王献、检讨张泰，方在途投谒，逻人执之。以故事对诏以问内阁时，万安刘煦、刘吉不能执奏。乃云有故事，而考诸故典，不见献、泰。虽免罪，而翰林不习仪之典遂废，惟内阁与东西两房至今不习，盖“宣庙之命史官”失于纪载故也。
前代修史，左史纪言，右史纪动，宫中有起居注。如晋董狐、齐南史，皆以死守职。司马迁、班固皆世史官，故通知典故，亲见在廷君臣言动，而书之后，世读之如亲见当时之事。我朝翰林，皆史官立班，虽近螭头，亦逺在殿下。成化以来，人君不复与臣下接，朝事亦无可纪。凡修史，则取诸司前后奏牍，分为“吏、户、礼、兵、刑、工”，为十馆事。繁者为二馆分派诸人，以年月编次，杂合成之。副总裁删削之，内阁大臣总裁润色，其三品以上，乃得立传，亦多纪出身官阶迁擢而已。间有褒贬，亦未必尽公。后世将何所取信乎？
翰林院地势清切，然品卑禄薄。杨大年久为学士，请外至，云“虚忝甘泉之从，臣终作若敖之馁鬼。从者之病莫兴，方朔之饥欲死。自昔然矣。 ”
前世藏书，分散数处，盖防散佚水火之虞也。宋时，三馆秘阁藏书，凡四处。然亦有盗窃之患。士夫家往往得之，古今一也。
汉以来，重守令。守令亲民，得行其职，故当时循吏为多。虽有刺史部使者，“绣衣直指”之属，间一命之，不专以为治也。唐世，诸道置按察使，后改为采访处置使，治于所部之大郡。既又改为观察。其戎旅之地即置节度使，但令访察善恶，然兵甲、财赋、民俗之事，无所不领，谓之都府，权势不胜其重。元结为道州，谓“诸使诛求二百余。”通阳城守、道州税赋，不时为观察使诮责。韩文公所谓“观察使恒急于其赋，不以情信乎州者也。”然每道不过一使临之而已。宋时，州郡控制，按刺率五六人。又多于唐。元时始立行中书省，设官，皆视中书。我朝沿其制，改为布政，使司各省。布政使二人、叅政二人、叅议二人、按察使一人、副使二人、佥事二人。又有都御史统之。岁命御史。按之，又多于宋。世愈降，官愈繁，政令纷然，守令欲举其职难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