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夫书之立约，其来尚矣。如尼父之定《虞书》也，以舜为始，而云“粤若稽古帝尧”；丘明之传鲁史也，以隐为先，而云“惠公元菇孟子”。此皆正其疆里，开其首端。因有沿革，遂相交互，事势当然，非为滥轶也。过此已往，可谓狂简不知所裁者焉。
协
【译文】
史书定立范围，由来已久。如孔尼父修订《虞书》，从舜开始，却说“考查古帝尧”；左丘明为鲁史作《传》，以鲁隐公为首，却说“惠公的元妃孟子”。这都是划定范围，从头说起。因为有所沿革，就会有所交叉，是事情发展的必然，不算是越出疆界。超过这样的疆界，就可以说是大而无当，不懂裁剪了。
【原文】
夫子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若《汉书》之立表志，其殆侵官离局者乎？考其滥筋所出，起于司马氏。案马《记》以史制名，班《书》持汉标目。《史记》者，载数干年之事，无所不容；《汉书》者，纪十二帝之时，有限斯极。固既分迁之记，判其去取，纪传所存，唯留汉日；表志所录，乃尽牺年，举一反三，岂宜若是？胶住调瑟，不亦谬钦！
【译文】
孔夫子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像《汉书》中所立的《表》、《志》，也许算是侵犯别人范围，离开自己职守了吧？考查首开其端的，起源于司马迁。司马迁《史记》以“史”作为书名，班固《汉书》用“汉”标立题目。《史记》记载数千年的事，无所不包。《汉书》记载汉朝十二代帝王的事，就有这样一个极限。班固把司马迁《史记》分割开，确定取舍，《纪》、《传》所留下的，只有汉代的事，《表》、《志》所采录的，则直到伏羲时代。举一反三，可见得其余。难道能够这样？胶柱鼓瑟，不知变通，岂不谬误？
【原文】
但固之踌驳，既往不谏，而后之作者，咸习其迷。《宋史》则上括魏朝，《隋书》则仰包梁代。求其所书之事，得十一于千百。一成其例，莫之敢移；永言其理，可为叹息！
【译文】
班固的驳杂，是过去的事，无可挽回了，而后代的作者，却都跟着他迷误：《宋史》上含魏代，《隋书》包含梁朝。虽说所含上代之事只占全书的百分之一，但一成了先例，就没有人敢改变，成了合理之举，让人为之叹息。
【原文】
当魏武乘时拨乱，电扫群雄，锋摘之所交，纲罗之所及者，盖唯二袁、刘、吕而已。若进鸡行拭，燃脐就戮，总关王室，不涉霸图，而陈寿《国志》引居传首。夫汉之董卓，犹秦之赵高，昔车令之诛，既不列于《汉史》，何太师之毙，遂独刊于《魏书》乎？兼复减洪、陶谦、刘虞、孙攒生于季末，自相吞噬。其于曹氏也，非唯理异犬牙，固亦事同风马，汉典所具＠，而魏册仍编，岂非流宕忘归，迷而不悟者也？
【译文】
当魏武帝顺应时局，拨乱反正，扫荡群雄的时候，锋芒所向、战火所及的只有二袁、刘表、吕布而已，至于鸽杀汉帝、死后被燃脐的董卓，只与汉皇有关，而与曹操无涉，但陈寿《三国志》却把他放在列传之首。汉代的董卓，犹如秦代的赵高，既然秦代中车府令赵高被诛的事不列入汉史，为什么汉代太师毙命的事就载于《魏书》之中呢？再有减洪、陶谦、刘虞、公孙攒生于汉末，自相吞并，他们对于曹氏，不但原则上毫无共通之处，就是事情也是风马牛不相及。汉史已有详细记载，《三国志•魏志》中仍然编入，这不是放任而不知收束、执迷而不知觉悟吗？
【原文】
亦有一代之史，上下相交，若已见它记，则无宜重述。故子婴降沛，其详取验于《秦纪》；伯符死汉，其事断入于《吴书》。沈录金行，上羁刘主；魏刊水运，下列高王。唯蜀与齐各有国史，越次而载，孰曰枚宜？
【译文】
也有的作为一代之史，涉及前后代交叉之事，如果已经见于其它史书，就不应重复叙述。所以秦子婴投降沛公，详情在《秦始皇本纪》中查验；孙伯符死于汉代，其事于《三国志•吴书》中记载。沈约撰著《晋书》，却上录蜀汉之主，魏收编写《魏书》，下列北齐之王，而蜀汉、北齐又各有自己的国史，沈、魏越过界限记载别代史事，谁能说这是恰当的呢？
【原文】
自五胡称制，四海殊宅。江左既承正朔，斥彼魏胡，故氏、羌有录，索虏成传。魏本出于杂种，窃亦自号真君。其史党附本朝，思欲凌驾前作，遂乃南笼典午，北吞诸伪，比于群盗，尽入传中。但当有音元、明之时，中原秦、赵之代＠，元氏膜拜稽首，自同臣妾，而反列之于传，何厚颜之甚邪！又张、李诸姓，据有凉、蜀，其于魏也，校年则前后不接，论地则参商有殊，何预魏氏而横加编载？
【译文】
自从五胡称王，四海分裂。江南政权继承了正统，排斥北魏、五胡，所以有记录北方诸政权的《氏羌传》、《索虏传》。北魏本非华夏血统，也私下自称“真君”。它的史书偏袒本朝，想要凌驾前代诸史，于是南面包容晋朝，北面笼括各个伪政权，把他们比作群盗，全部写入潜伪类传记之中。当晋代的元帝、明帝之时，中原的前后秦、前后赵之代，元魏正处于对他们顶礼膜拜，把自己当做臣妾的时候，却反倒列之于正传，何等厚颜无耻之极！再如张宠、李雄等政权，占据凉州、蜀州，对于北魏来说，论年代则前后不相衔接，论地域如参商相隔太远，与元魏有何相干，却横加编载？
【原文】
夫《尚书》者，七经之冠冕，百氏之襟袖。凡学者必先精此书，次览群籍。譬夫行不由径，非所闻焉。修国史者，若旁采异闻，用成博物，斯则可矣。如班书《地理志》，首全写《禹贡》一篇。降为后书，持续前史。盖以水济水，床上施床，徒有其烦，竟无其用，岂非惑乎？昔春秋诸国，赋诗见意，《左氏》所载，唯录章名。如地理为书，论自古风俗，至于夏世，宜云《禹贡》已详，何必重述古文，益其辞费也？
【译文】
《尚书》，是七经之首要，百家之领袖，凡是为学的人必定先精通此书，然后才遍览群籍。否则就像走路不从正路，这样的事没有听说过。修撰国史的人，如果旁采不同见闻，用以编撰博物志，这还是可以的。班固《汉书•地理志》开头全抄《禹贡》一篇。作为后来的史书，是用来接续前代史书的，如果水里加水，床上加床，只会增加繁琐，却没有什么用处，这不是糊涂吗？过去春秋各国，用赋诗来表达意思，《左传）》己载这些事时，只录下篇名。像作为记载地理的书志，论及自古以来的风俗，说到夏代时，应当说《禹贡》中已详细记载即可，又何必重新复述古文，增加书中的累赘呢？
【原文】
若夷狄本系，种落所兴，北貂起自淳维，南蛮出于梁瓤，高句丽以鳖桥获济，吐谷浑因马斗徙居。诸如此说，求之历代，何书不有们雨作之者曾不知前撰已著，后修宜辍，遂乃百世相传，一字无改。盖骄指在手，不加力于千钧；附赘居身，非广形于七尺。为史之体，有若于斯，苟滥引它事，丰其部峡，以此称博，异乎吾党所闻。
【译文】
至于夷狄的起源，种族部落的兴起，如北貂源于淳维，南蛮出自架狐，高句丽因鳖桥得以渡水，土谷浑为马相斗而迁居。诸如此类的传说，查考历代，哪代史书没有？而作史书的人不知道前人已写，后人应该放弃。于是百世传抄，一字不改。多长了一个指头，不会使手上的力气增加；多生了一个瘤子，不能让人的形体变胖。修史的体例与此相似，如果滥引别的事情，以增加书的篇幅，因而号称广博，是我们所没有听说过的。
【原文】
陆士衡有云：“虽有爱而必捐。”善哉斯言，可谓达作者之致矣。夫能明彼断限，定其折中，历选自古，唯萧子显近诸。然必谓都无其累，则吾未之许也。
【译文】
陆士衡说过：“虽有可爱之处也一定舍弃。”此话说得好啊，可说是说出写书人的根本之点了。能够懂得断限，确定标准的，历选自古以来史书，只有萧子显的《南齐书》比较接近。但如果说这方面的毛病一点都没有了，则是我不完全赞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