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孔子曰：“唯名不可以假人。”又曰：“名不正则言不顺，"“必也正名乎！'’是知名之折中，君子所急。况复列之篇籍，传之不朽者邪！昔夫子修《春秋》，吴、楚称王而仍旧曰子。此则褒贬之大体，为前修之楷式也。
【译文】
孔子说：“只有名份不能借给人。”又说：“称呼不当则言语不能顺当合理”、“一定要纠正名份上的称呼吧。”由此可知称谓是否符合原则，是君子首先要解决的，更何况列入史籍，传之永远呢？过去孔夫子修《春秋》，吴国、楚国的君主已经称王，书中仍旧称“子”。这就是史书暗含褒贬的大原则，被先贤们引为楷范、模式。
【原文】
马迁撰《史记》，项羽潜盗而纪之曰王，此则真伪莫分，为后来所惑者也。自兹已降，讹谬相因，各讳所施，轻重莫等。至如更始中兴汉室，光武所臣，虽事业不成，而历数终在。班、范二史皆以刘玄为目，不其慢乎？
【译文】
司马迁撰写《史记》，项羽超越名份私自称王，而立为苯纪称“王”，这就是真伪不分，使后人迷惑。从此以后，谬误流传，给帝王所加的名称，轻重不一。如更始帝中兴汉朝，光武帝向其称臣，虽然帝业未成，但历法纪元终归是实际存在，班固、范哗二人的史书都称其为刘玄，不是太轻慢了吗？
【原文】
古者二国争盟，晋、楚并称侯伯；七雄力战，齐、秦俱日帝王。其间虽胜负有殊，大小不类，未闻势穷者即为匹庶，力屈者乃成寇贼也。至于近古则不然，当汉氏云亡，天下鼎峙，论王道则曹逆而刘顺，语国柞则魏促而吴长。但以地处函夏，人传正朔，度长絮短，魏实居多。二方之于上国，亦犹秦缪、楚庄，与文、襄而并霸。蜀昭烈主可比秦缪公，吴大帝可比楚庄王。逮作者之书事也，乃没吴、蜀号溢，呼权、备姓名，谓鱼豢、孙盛等。方于魏邦，悬隔顿尔。惩恶劝善，其义安归？
【译文】
古时候晋、楚二国争夺盟主地位，同称侯伯；一匕雄争战，齐、秦都称帝王。他们虽然有胜负之分，国家有大小之别，没听说衰亡了的，史书就把他们作为平民，失败了的．就作为贼寇。到r近代就不是这样了，当汉代败亡，三国鼎立之时，以仁义治天下而论，是曹魏悖逆而刘蜀顺合，以立国年数而论，是曹魏短促而孙吴长久。但如果按地域是否处于华夏中心，君主是否得到正统帝位的传承而论，衡量比较起来，曹魏又确实占了优势。蜀、吴二国对于魏，也就像秦缪公、楚庄王与晋文公、晋襄公共同称霸（蜀昭烈主刘备可比作秦缪公，吴大帝孙权可比作楚庄王）。到了著史的人笔下，就不称吴、蜀的帝号、溢号，直呼孙权、刘备的姓名（是说鱼豢的《魏略》、孙盛的《魏氏春秋》等），和魏国比较，悬殊顿时如此。史书惩恶劝善的的原则何从体现？
【原文】
续以金行版荡，戎、揭称制，各有国家，实同王者。晋世臣子党附君亲，嫉彼乱华，比诸群盗。此皆苟询私忿，忘夫至公。自非坦怀爱憎，无以定其得失。至萧方等始存诸国名溢，潜帝者皆称之以王。此则赵犹人君，加以王号；祀用夷礼，贬同子爵。变通其理，事在合宜，刁道可观，见于萧氏者矣。
【译文】
后来西晋政权崩溃，戎、羌等五胡称帝，各自建立国家，其实和诸侯王相同。晋代的臣子们偏袒本朝的君主，忌恨五胡搅乱华夏，对他们视同盗贼。这都是不顾原则地顺从自己的私愤，忘记了根本的共同规则。如果不是坦然无私，爱僧出之于公，就不能确定是非得失。到了萧方等的《三十国春秋》，保留各国的帝号、溢号，私自称帝的全部称之为王。就如同赵武灵王虽未称王，同样是君主，史书中就给他加上“王”的称号；祀桓公朝见天子用夷人之礼，《春秋》中就贬称他的爵位为子。变通运用这个道理，处理比较得当，所谓小技艺中也有可取之处，在萧氏这里得到印证了。
【原文】
古者天子庙号，祖有功而宗有德，始自三代，迄于两汉，名实相允，今古共传。降及曹氏，祖名多滥，必无惭德，其唯武王。故陈寿《国志》独呼武曰祖，至于文、明，但称帝而已。自晋已还，窃号者非一。如成、穆两帝，刘、萧二明，梁简文兄弟，兼言孝元帝也。齐武成昆季，兼文宣、孝昭也。斯或承家之僻王，或亡国之庸主，不溢灵、缪，为幸已多，犹曰祖、宗，孰云其可？而史臣载削，曾无辨明，每有所书，必存庙号，何以申劝沮之义，杜渝滥之源者乎？
【译文】
古代天子的庙号，有功的称祖，有德的称宗。从三代开始，直到两汉，庙号和人物行事相符，古今流传。到了曹魏，称祖的大多失实，要说无愧于这一庙号的，大概只有魏武帝。所以陈寿《三国志》，只呼武帝为祖，至于文帝、明帝，只称帝而已。从晋代以后，窃取庙号的不止一人。如晋朝的成、穆二帝，刘宋、萧齐的两个明帝，梁朝的简文帝兄弟（兼指孝元帝），北齐武成帝兄弟（兼指文宣帝、孝昭帝），这些有的是继承祖上基业的邪辟之王，有的是亡国的昏庸之主，不溢为灵、缪，已属万幸，还要称祖称宗，谁能说这合适呢？而史臣编撰史书时，并不加以分辨，每写一个帝王，定要保留他们的庙号，如何申明劝勉和贬责的修史原则，杜绝弄虚作假的根源呢？
【原文】
又位乃人臣，迹参王者，如周之宜父、季历，晋之仲达、师、昭，追尊建名，比诸天子，可也。必若当涂所出，宦官携养，帝号徒加，人望不惬。故《国志》所录，无异匹夫，应书其人，直云皇之祖考而已。至如元氏，起于边朔，其君乃一部之酋长耳。道武追崇所及，凡二十八君。自开辟已来，未之有也。而《魏书•序纪》，袭其虚号，生则谓之帝，死则谓之崩，何异沐猴而冠，腐鼠称璞者矣！
【译文】
还有，有些人地位是臣下，事迹可入王者之列，如周代的古公宜父、季历，晋朝之司马戴、司马师、司马昭，死后追尊名号，按皇帝对待是可以的。而像曹魏的先辈，为宦官，为领养之人，徒然追尊帝号，并无声望，所以《三国志》所记载的，无异于普通人。需要写到其人，直接称皇帝的祖父、父亲而已。至于像元魏，起源于北方边远之地，其君主不过是一个部落的酋长罢了，道武帝追尊帝号，共有二十八代君主，自开天辟地以来，没有这样做的！而《魏书》的《序纪》袭称这些尊号，记他们的生前称帝，记他们的死称为崩。这与沐猴而冠、腐鼠称璞有什么两样？
【原文】
夫历观自古，称谓不同，缘情而作，本无定准。至若诸侯无溢者，战国已上谓之今王；天子见黝者，汉、魏已后谓之少帝。周衰有共和之相，楚就有郑敖之主，赵佗而曰尉佗，英布而曰鲸布，豪杰则平林、新市，寇贼则黄巾、赤眉，园、绮友朋，共云四皓；奋、建父子，都称万石。凡此诸名，皆出当代，史臣编录，无复张弛。盖取叶随时，不藉稽古。及后来作者，颇慕斯流，亦时采新名，列成篇题音第。若王《晋》之《十士》、《寒俊》，沈《宋》之《二凶》、《索虏》，即其事也。唯魏收远不师古，近非因俗，自我作故，无所宪章。其撰《魏书》也，乃以平阳王为出帝，司马氏为潜晋，桓、刘已下，通曰岛夷。夫其馅齐则轻抑关右，党魏则深诬江外，爱憎出于方寸，与夺由其笔端，语必不经，名惟骇物。昔汉世原涉大修坟墓，乃开道立表，署曰南阳降，欲以继迹京兆，齐声曹尹，而人莫之肯从，但云原氏降而已。故知事非允当，难以遵行。如收之苟立诡名，不依故实，虽复刊诸竹帛，终罕传于讽诵也。
【译文】
遍观自古以来史书，称谓不同．根据情况而定．本无一定之规。至于如诸侯无溢号的，战国以前，称之为“今王”；天子被废黝的，汉魏以后，称之为“少帝”。周代衰亡之际，大臣代理朝政，称为“共和”；楚共王被杀，称“夹卜敖”。赵佗称“尉佗”；英布称“黔布”。豪杰你“平林”、“新市”，贼寇则称“黄巾”、“赤眉”；园公、绮里季等四人友好，合称“四皓”；石奋、石建父子，都称“万石”。上述这一类名号，都是当时就有的，史臣编录史书时，不再加以变更。大概符合当时情况，不需借助查考古事。到后来的作史者，对这一类称谓颇为钦慕，也时常采用新的名称，列成篇题（音第，次第的意思）。如王稳《晋书》中的《十士》、《寒俊》，沈约《宋书》中的《二凶》、《索虏》就是这样。只有魏收远不师法古人，近不根据习俗，自我作故，无所依据。他撰写《魏书》，就把平阳王称作“出帝”，称司马氏的东晋为“潜晋”；把从桓玄、刘裕开始的南朝，统统称为“岛夷”。因为讨好北齐就轻视贬抑关右的西魏，为了依附元魏就诬蔑江南的晋、宋。爱憎出于私心，取舍随意下笔，说事必定荒诞不经，称谓只能惊人耳目。过去汉代的原涉，大修坟墓，开墓道，立墓表，署墓道名为“南阳吁”，想要成为“京兆叶”第二，和曹尹齐名，但却没人肯听他，只称“原氏叶”而己。由此可见，事情如果不合理，就难以让人们遵照实行。像魏收这样牵强地设立怪异的名称，不依照应该效法的成例，虽然已经刊刻成书，终究难得被人流传诵读。
【原文】
抑又闻之，帝王受命，历数相承，虽旧君已没，而致敬无改，岂可等之凡庶，便书之以名者乎？近代文章，实同儿戏。有天子而称讳者，若姬满、刘庄之类是也。有匹夫而不名者，若步兵、彭泽之类是也。史论立言。理当雅正。如班述之叙圣卿也，而曰董公惟亮；范赞之言季孟也，至曰魄王得士。习谈汉主，则谓昭烈为玄德。习氏《汉晋春秋》以蜀为正统，其编目叙事皆谓蜀先主为昭烈皇帝，至于论中语则呼为玄德。裴引魏室，则目文帝为曹巫。夫以淫乱之臣，忽隐其讳；倒胃董贤，乱谓院嚣。正朔之后，反呼其名。意好奇而辄为，文逐韵而便作，班固《哀纪述》曰：。宛妾董公，惟亮天功。，'(（魄嚣公孙述传赞》曰：•公孙习吏，魄王得士。”用舍之道，其例无恒。但近代为史，通多此失。上才犹且若是，而况中庸者乎？今略举一隅，以存标格云尔。
【译文】
或者又听说帝王受上帝之命而登基，朝代前后相继，虽然旧君主已死，而他应有的尊敬没有改，岂可将他等同于一般百姓，就直接写他的名字呢？近代的文章在这个问题上，实在如同儿戏。有身为帝王却直呼其名姓的，如姬满、刘庄之类即是这样；有身为平民却不称名字的，如阮步兵、陶彭泽之类就是如此。史论所用言词，理当雅正。而如班固《汉书•叙传》叙董贤，竟然用“董公”、“惟亮”这样的词；范哗《后汉书”传赞》中说魄嚣，甚至说是“魄王得士”。习凿齿谈论蜀汉君主，就称昭烈皇帝为“玄德”（习氏《汉晋春秋》以蜀国为正统，目录中和叙事时都称蜀先主为昭烈皇帝，到了论语中，却称之为玄德）；裴松之引述曹魏帝王，则称魏文帝为曹工。以淫臣乱臣，忽然为其姓名避讳（淫臣指董贤，乱臣指魄嚣）；即位为帝王的，反而直呼其名。只要立意新奇、行文押韵，就信笔而写（班固《汉书。哀帝纪•述》说：“宛妾董公，惟亮天功。＂(（魄嚣公孙述传•赞》说：“公孙习吏，魄王得士”)，取舍的方法，没有固定的体例。但是近代所编的史书，基本上都有这样的失误。上等才智的人尚且如此，何况中等才智的人呢？这里略举一斑，借以示范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