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昔《诗》、《书》既成，而毛、孔立《传》。传之时义，以训话为主，亦犹《春秋》之传，配经而行也。降及中古，始名传曰注。盖传者转也，转授于无穷；注者流也，流通而靡绝。惟此二名，其归一撰。如韩、戴、服、郑，钻仰《六经》，裴、李、应、晋，训解三史，开导后学，发明先义，古今传授，是日儒宗。
【译文】
过去《诗》、《尚书》写成后，毛公、孔安国分别为其作传，传在当时的含义，是以训话为主。正像《春秋》的传，是配合经文而流行于世的。到了中古，才开始为传取名为“注”。大概“传”的意思就是转，辗转不绝地传授下去；“注”的意思就是流，没有阻碍地流行下去。就是说，这两个名称，宗旨是一致的。如韩婴、大小戴、服虔、郑玄，钻研注释《六经》，裴胭、二李、应韵、晋灼，训解《史记》、《东观汉纪》、《汉书》三史，开导后来的学习者，阐明先人的涵义，古今递相传授，这就是儒家一派。
【原文】
既而史传小书，人物杂记，若挚虞之《三辅决录》贮，陈寿之《季汉辅臣》，周处之《阳羡风土》，常豫之《华阳士女》，文言美辞列于章句，委曲叙事存于细书。此之注释，异夫儒士者矣。
【译文】
接着有不入大道的历史传记，人物杂记的注释，如挚虞注《三辅决录》、陈寿注《季汉辅臣赞》、周处《阳羡风土记》自注、常琼《华阳士女》自注，即既将文饰的语言和美丽的词藻作为正文，又将详细叙述事情经过的内容作为注释。这种注释，和儒家一派就不同了。
【原文】
次有好事之子，思广异闻，而才短力微，不能自达，庶凭骥尾，千里绝群，遂乃掇众史之异辞，补前书之所闽。若裴松之《三国志》，陆澄、刘昭《两汉书》＠，刘彤《晋纪》，刘孝标《世说》之类是也。
【译文】
后来有好事的人，想要增加新奇的学说，但才力短浅，自己无法达到这一目的，希望凭借前人的伟大，而远远超出众人，于是就检拾众史书的不同说法，补充前人书中的缺漏。如裴松之的《三国志》注、陆澄的《汉书》注、刘昭的《后汉书》注、刘彤的《晋纪》注、刘孝标的《世说》注一类就是这样。
【原文】
亦有躬为史臣，手自刊补，虽志存该博，而才网伦叙，除烦则意有所吝，异载则言有所妨，遂乃定彼棒楷，列为子注。若萧大圆《淮海乱离志》，羊街之《洛阳伽蓝记》，宋孝王《关东风俗传》，王韵《齐志》之类是也。
【译文】
也有人自己是史臣，亲手刊补史书，虽然存有博学多识的志向，但缺乏条理次序的才能，要去除烦杂的部分，感情上又舍不得；要全部记载，说法上又有所矛盾，于是就把那些丛杂的东西，列为小注。如萧大圆的《淮海乱离志》、羊街之的《洛阳伽蓝记》、宋孝王的《关东风俗传》、王韵的《齐志》一类就是这样。
【原文】
榷其得失，求其利害，少期集注《国志》，以广承柞所遗，而喜聚异同，不加刊定，您其击难，坐长烦芜。观其书成表献，自比蜜蜂兼采，但甘苦不分，难以味同萍实者矣。陆澄所注班史，多引司马迁之书，若此缺一言，彼增半句，皆采摘成注，标为异说，有昏耳目，难为披览。窃惟范哗之删《后汉》也，简而且周，疏而不漏，盖云备矣。而刘昭采其所捐，以为补注，言尽非要，事皆不急。譬夫人有吐果之核，弃药之滓，而愚者乃重加裙拾，洁以登荐，持此为工，多见其无识也。孝标善于攻缪，博而且精，固以察及泉鱼，辨穷河永。磋乎！以峻之才识，足堪远大，而不能探啧彪、娇，纲罗班、马，方复留情于委巷小说，锐思于流俗短书。可谓劳而无功，费而无当者矣。
【译文】
如果商讨它们的得失，探究它们利弊。那么裴少期集注《三国志》，以扩充陈承作所遗漏的东西，却喜欢聚集各种不同的说法而不加以订正，任其相互矛盾，繁冗芜杂。看他书编成后献给朝廷的表状中，自比如蜜蜂酿蜜，兼采百花。其实是甘苦不分，难以具备萍实那种甘甜如蜜的味道。陆澄所注的班固《汉书》，大多是引用司马迁的《史记》，至于像这本书缺一句，那本书增半句，都采集摘录成注，标举为不同说法。搅乱人的视听，使人难以翻阅。我认为范哗删编《后汉书》，大概可以说是具备了简洁而又周详，疏略而无遗漏的特点。而刘昭搜集他所捐弃的东西，作为补注，都是些不重要的话，不要紧的事。就像有人吐出的果核，丢弃的药渣，而愚蠢的人重新把它们检起来，弄干净进献给人，把这当做精密，其实是更表明他缺乏见识。刘孝标善于纠正谬误，博学而且精专，己经达到可以观察渊中之鱼，辨析“三采”、“己亥”了，可叹啊！以他的才力学识，足可以做出更大的事业，可他却不能去探索班彪、牛娇的隐幽，网罗班固、司马迁的遗逸，反而钟情于流传在街巷里的琐屑浅薄的言论，专心致志于流俗的丛杂小书，可称做劳而无功，费而无当的了。
【原文】
自兹已降，其失逾甚。若萧、杨之琐杂，王、宋之鄙碎，言殊拣金，事比鸡肋，异体同病，焉可胜言。大抵撰史加注者，或因人成事，或自我作故，记录无限，规检不存，难以成一家之格言，千载之楷则。凡诸作者，可不详之？
【译文】
自此以后，这方面的失误愈来愈厉害。如萧大圈、杨街之的琐细芜杂，王韵、宋孝王的粗鄙零碎，所用的语言，不能做到沙里淘金；所记录的事情，就像食之无物的鸡肋，他们体例虽然不同，毛病却是一样，哪里能说得尽。一般撰史加注的人，或是依赖他人之书而成注，或是别出心裁自立新例，记载无所限制，没有规矩体例，难以成为堪为模式的一家之言，千载效仿的典范。所有的史书作者，能不审慎？
【原文】
至若郑玄、王肃，述《五经》而各异，何休、马融，论《三传》而竞爽，欲加商榷，其流实繁。斯则义涉儒家，言非史氏，今并不书于此焉。
【译文】
至于郑玄、王肃，阐述五经而各不相同；何休、马融，讲论《春秋》三传而相互矛盾，要加以商讨，他们的流派分支实在太多。这就涉及到儒家一派，而不是历史学的事，今天在这里就不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