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盖枢机之发，荣辱之主，言之不文，行之不远。则知饰词专对，古之所重也。夫上古之世，人惟朴略，言语难晓，训释方通。是以寻理则事简而意深，考文则词艰而义释。若《尚书》载伊尹立训，皋陶矢漠，《洛浩》、《康浩》、《牧誓》、《泰誓》是也。周监二代，郁郁乎文。大夫、行人，尤重词命。语微婉而多切，言流靡而不淫。若《春秋》载吕相绝秦，子产献捷，减孙谏君纳鼎，魏绛对戮扬干是也。战国虎争，弛说云涌，人持弄丸之变，家挟飞钳之术。剧谈者以橘班为宗，利口者以寓言为主。若《史记》载苏秦合纵，张仪连衡，范唯反间以相秦，鲁连解纷而全赵是也。
【译文】
言语一经发出，就会决定荣辱，言语没有文采，就不会流传久远。可知修饰言辞以交际应答，是古人就重视的。上古的时候，人人都质朴简略，当时的言语后人难以知晓，通过解释才能明白。所以要探究道理，记事虽然简单，含义却很深刻；要考察文辞，言辞虽然艰涩，意义却很明白。如《尚书）)i己载的伊尹的训，皋陶的漠，以及《洛浩》、《康浩》、《牧誓》、《泰誓》等就是这样。周代借鉴了夏、商二代，文化昌盛，大夫、行人等官，特别重视应对的词令，语言委婉而贴切，言辞流畅华美而不过分。如《春秋》记载的吕相代表晋国和秦国断绝关系的言辞，郑国子产向晋国报告伐陈大捷之辞，减孙达谏劝鲁君不要接纳宋国贿赂的部大鼎的谏辞，晋国魏绛对晋侯解释为什么要杀扬干的仆人的说明等就是如此。战国期间，龙争虎斗，游说之风大起，人人都有舌辩之才，家家都有辩论之术。能言的把诡辩当根本，善辩的以寓言为依据。如《史记》记载的苏秦主张合纵，张仪游说连衡，范雌运用反间计成为秦国巫相，鲁仲连排解纠纷而挽救了赵国等就是这样。
【原文】
逮汉、魏已降，周、隋而往，世皆尚文，时无专对。运筹画策，自具于章表。献可替否，总归于笔札。宰我、子贡之道不行，苏秦、张仪之业遂废矣。假有忠言切谏，《答戏》、《解嘲》，其可称者，若朱云折槛以抗愤，张纲埋轮而献直。秦必之酬吴客，王融之答虏使，此之小辩，曾何足云。是以历选载言，布诸方册，自汉已下，无足观焉。
【译文】
到汉、魏以后，北周、隋代以前，举世都崇尚文采，但却不再需要专对的人才。运筹谋划，出谋划策，都写到章表之中；提出正确主张以代替错误主张，全归入文章。宰我、子贡所擅长的不再流行，苏秦、张仪的事业因此废弃。假如有忠诚中肯的谏言，就成了如《答宾戏》、《解嘲》之类的文赋。其中有值得称道的，如朱云为了抗御汉成帝的愤怒，攀断了栏杆；张纲为了奉献自己的忠直之言，埋起了车轮。秦必酬对吴国使者，王融应答北魏使者。这一类的小小巧辩，哪里值得一说？所以历代选取言论载入史书的，从汉代以后，就没有值得一看的了。
【原文】
寻夫战国已前，其言皆可讽咏。非但笔削所致，良由体质素美。何以核诸？至如“鹑责”、“鹦鸽’，，童竖之谣也。“山木”、“辅车”，时俗之谚也。“蟠腹弃甲”，城者之讴也。“原田是谋”，舆人之诵也。斯皆当询鄙句，犹能温润若此，况乎束带立朝之士，加以多闻博古之说者哉？则知时人出言，史官入记，虽有讨论润色，终不失其梗概者也。
【译文】
探讨战国以前，史书所记载的言语都可以吟咏朗诵，这不全是编写时作了修改的结果，还与当时言语本身质朴优美很有关系。怎么证明呢？至于如“鹑之责之”、“鹦之鸽之”，是儿童奴仆的歌谣；“山木”、“辅车”，是当时民间的谚语扩“蟠腹弃甲”，是筑城民夫所唱；“原田是谋”，为普通众人所诵。这些都是草野之人、低贱之人所诵所唱，尚且如此温润和婉，何况身着朝服立于朝堂之上的人，加上具备很广博的古代的知识呢？因此可知，当时人说出话来，史官载入史书，虽然有所研究润色，但没有失去基本特色。
【原文】
夫三传之说，既不习于《尚书》，两汉之词，又多违于《战策》。足以验氓俗之递改，知岁时之不同。而后来作者，通无远识。记其当世口语，罕能从实而书。方复追效昔人，示其稽古。是以好丘明者，则偏摸《左传》；爱子长者，则全学史公。用使周、秦言辞，见于魏晋之代；楚汉应对，行乎宋齐之日。而伪修混沌，失彼天然。今古以之不纯，真伪由其相乱。故裴少期讥孙盛录曹公平素之语，而全作夫差灭亡之词。虽言似《春秋》，而事殊乖越者矣。
【译文】
《春秋》三《传》的言语已经不承袭《尚书》，前后《汉书》的言词又大多与《战国策》不同，足以验证民间风俗的递相更改，知道时代风气的变化不一。而后来的作者，一般没有远见，记载当时口语，很少能据实而书。又在仿效古人，表示他们研习了古代。所以爱好左丘明的，就偏于摹仿《左传》；爱好司马迁的则全学《史记》，因而使周代、秦代的言词出现于魏晋之时；楚汉时的应答之语，流行于宋齐之代。故意摹仿上古的质朴，反而失去了真实自然，今和古因此而不纯，真和伪由此而淆乱。因此裴少期讥讽孙盛记载曹操平时说的话，却全是春秋时吴王夫差将亡之时所说的。虽然言语很像《春秋》，事情却完全不一徉。
【原文】
然自晋咸洛不守，龟鼎南迁，江左为礼乐之乡，金陵实图书之府。故其俗犹能语存规检，言喜风流，颠沛造次，不忘经籍。若《梁史》载高祖在围中，见萧正德而谓之曰：“嚷其泣矣，何磋及矣。”湘东王闻世子方等见杀，谓其次子方诸曰：“不有其废，君何以兴。”皆其类也。而史臣修饰，无所费功。其于中国则不然。何者？于斯时也，先王桑梓，剪为蛮貂，被发左社，充物神州。其中辩若驹支，学如郑子，有时而遇，不可多得。而彦莺修伪国诸史，收、弘撰《魏》、《周》立书。必讳彼夷音，变成华语，等杨由之听雀，如介葛之闻牛元，斯亦可矣。而于其间则有妄益文彩，虚加风物，援引《诗》、《书》，宪章《史》、《汉》，遂使沮渠、乞伏＠,儒雅比于元封；拓跋、宇文，德音同于正始。华而失实，过莫大焉。
【译文】
自从西晋都城洛阳失守，政权南迁，江南成了讲究礼乐的地方，金陵成了图书聚集之处，所以东晋的风俗还能做到语言符合规范，喜好古代遗风。尽管颠沛流离之中，仓促不全之时，还是不忘经籍（如《梁史》记载梁高祖萧衍在包围中，见到萧正德，就对他说：“硬咽抽泣呀，又如何来得及呀。”湘东王萧绎听说儿子萧方等被杀，对他的二儿子萧方诸说：“假若不受一些损失，帝王之业如何建立。”都属于此类）。因此史臣修饰文辞时，不需费多少气力。对于中原地区来说就不一样了。为什么？在当时，古代先王的故乡全都成了蛮貂居住之处，少数民族的服饰打扮充满了神州大地。其中像驹支那样的辩才，如郑子那样的学识，有时能够遇到，却不可多得。而崔彦莺修撰十六国史，魏收、牛弘撰《魏书》、《北周书》，定要忌讳少数民族语言，把它变成华语，相当于杨由听懂鸟语，介葛卢分清牛话，这也还是可以的。但其中却有妄自增加的文彩，凭空添上的风貌，援引《诗经》、《尚书》，仿效《史记》、《汉书》，于是使沮渠、乞伏这些政权，其儒雅可以与汉武帝相比，拓跋、宇文这些朝代，诏令完全与正始间的诏令相同，虽然华丽却并不真实，没有比这更错误的了。
【原文】
惟王、宋著书，叙元、高时事，抗词正笔，务存直道，方言世语，由此毕彰。而今之学者，皆尤二子以言多滓秽，语伤浅俗。夫本质如此，而推过史臣，犹鉴者见蟆母多媛，而归罪于明镜也。
【译文】
只有王劲、宋孝王著史书，叙述西魏元氏政权、北齐高氏政权的事，言词正直，文笔公正，力求体现直笔的原则。地方口语，世俗言谈，由此充分显示。而今天的学者，责难这俩人，认为他们的书，语言中大多是污秽渣滓，过分浅薄世俗。其实当时本质就是这样．却把过失推给史臣。就好比从镜子里看到膜母太丑，就归罪于明镜一样。
【原文】
又世之议者，咸以北朝众作，《周史》为工，盖赏其记言之体多同于古故也。夫以枉蚀虚言，都捐实事，便号以良直，师其模楷。如周太祖实名黑獭，魏本索头．故当时有童谣曰：“狐非狐，貉非貉，憔梨狗子啮断索。”又曰：“灌灌头团栗，河中狗子破尔苑。”又西帝下诏骂齐神武，数其罪二十。诸如此事，难可弃遗。而《周史》以为其事非雅，略而不载。赖君惫编录，故得权闻于后。其事不传于《北齐》，因而埋没者，盖亦多矣。是则董狐、南史，举目可求；班固、华娇，比肩皆是者矣。
【译文】
还有，世俗舆论都认为北朝众多史书中，《周史》是写得最好的，大概是赏识它的记载言语的文体大多与古代相同的原因吧。假如因为它虚假文饰的言语，完全抛弃事实，就称它为良史直笔，把它作为楷模（如周太祖其实名叫黑獭，元魏本来叫索头，所以当时有童谣说：“狐不是狐，貉不是貉，憔梨狗子咬断索。”又说：“灌灌头，圆团团，河中狗子破你园。”还有，西魏皇帝下诏骂北齐神武帝高欢，历数他二十条罪状。诸如此类的事情，不应当遗弃。而《周史》认为这些事情不雅，就略而不载。靠王君惫编撰记录，才能使后人得以听说。这一类的事情由于没有在《北齐书》中记载，因而被埋没的，大概还有不少）。如此一来，就使得董狐、南史，到处都是；班固、华娇，摩肩接踵了。
【原文】
近有敦煌张太素、中山郎余令并称著述者，自负史才。郎著《孝传》，张著《隋后略》。凡所撰人语，皆依仿旧辞。若选言可以效古而书，其难类者，则忽而不取。料其所弃者，可胜纪者？
【译文】
近来有敦煌的张太素、中山的郎余令一起以著述被人称道，以有史才自负，郎徐令著有《孝子后传》，张太素著有《隋后略》。所编撰的人物语言，都仿照过去的言词，如果选择言词可以仿效古代的才写，那些难以仿效的，就忽略不取，可以想象，被他们所遗弃的，还能够计算吗？
【原文】
盖江举骂商臣曰：“呼！役夫，宜君王废汝而立职。”汉王怒邮生曰：“竖儒几败乃公事。”单固谓杨康曰：“老奴，汝死自其分。”乐广叹卫珍曰：“谁家生得宁馨儿。”斯并当时侮馒之词，流俗鄙但之说。必播以唇吻，传诸讽诵，而世人皆以为上之二言，不失清雅；而下之两句，殊为鲁朴者，何哉？盖楚汉世隔，事已成古。魏晋年近，言犹类今。已古者即谓其文，犹今者乃惊其质。夫天地长久，风俗无恒，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而作者皆怯书今语，勇效昔言，不其惑乎？苟记言则约附《五经》，载语则依凭《三史》，是春秋之俗，战国之风，与两仪而并存，经千载其如一，奚以今来古往质文之屡变者哉？
【译文】
大概江举骂商臣说：“啊！贱东西，难怪君王要废了你而立职为太子。”汉王对邮食其发怒说；“小子几乎坏了老子的事。”单固对杨康说：“老奴你死得合该。”乐广见了卫珍感叹说：“这是哪家生了这样的孩儿。”这些都是当时的侮辱轻视的语言，民间通俗粗野的说法。如果流传于口头，形之于文字，被人诵读，而大家都认为前面两句不失其清雅，而后面两句特别拙朴，这是为什么呢？原来楚汉和今天相隔时代久远，已成为古事；魏晋和今天年代较近，语言还和今天类似。已经成了古代的事，我们就说它文雅；和今天类似的话，我们就惊讶于它的质朴。天地是永远的，风俗不会固定不变。后人看今天，也就像我们今天看古代。可是写书的人都害怕写出今天的语言，而勇于仿效古代的语言，岂不糊涂吗？
【原文】
盖善为政者，不择人而理。故俗无精粗，咸被其化。工为史者，不选事而书，故言无美恶，尽传于后。若事皆不谬，言必近真，庶几可与古人同居，何止得其糟粕而已？
【译文】
善于治理的人，不选择被治理的对象而能大治，所以无论风俗精粗，都能受到教化；工于编史的人，编写时不要选择事情，所以不管语言美丑，都写下来传至后代。假如事情都不是荒谬的，语言必定接近真实，差不多可以与古人接近了，何至于只是得到他们的糟粕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