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夫人之生也，有贤不肖焉。若乃其恶可以诫世，其善可以示后，而死之日名无得而闻焉，是谁之过软？盖史官之责也。
【译文】
人的一生，有孝贤的，有不肖的。如果一个人的罪恶可以警诫世人，或者他的好处可以作为后人示范，而死了的时候他的名字不能流传下来，这是谁的错误？是史官的责任。
【原文】
观夫文籍肇创，史有《尚书》，知远疏通，网罗历代。至如有虞进贤，时宗元凯；夏氏中微，国传寒泥；殷之亡也，是生飞廉、恶来；周之兴也，实有散宜、阂夭。若斯人者，或为恶纵暴，其罪滔天；或累仁积德，其名盖世。虽时淳俗质，言约义简，此而不载，｝酮孰甚焉。
【译文】
考察开创性的文献典籍，历史有《尚书》，通今达古，包罗列代。至于如虞舜举贤，时人尊崇八元八恺；夏代中衰，国家传给了寒促；殷代将亡，出现了飞廉、恶来；周代兴起，因为有了散宜生、阂夭。像这些人，有的为恶纵暴，罪恶滔天；有的仁德深厚，名声盖世。虽然当时习俗淳厚质朴，崇尚言约义简，但这些都不记载，没有比这更大的缺失了。
【原文】
泊夫子修《春秋》，记二百年行事，《三传》并作，史道勃兴。若秦之由余、百里奚，越之范氢、大夫种，鲁之曹沫、公仪休，齐之窝戚、田攘直，斯并命代大才，挺生杰出。或陈力就列，功冠一时；或杀身成仁，声闻四海。苟师其德业，可以治国字人；慕其风范，可以激贪励俗。此而不书，无乃太简。
【译文】
到了孔夫子修《春秋》，记载二百年内史事，三《传》并起，史书勃兴。如秦国的由余、百里奚，越国的范氢、大夫种，鲁国的曹沫、公仪休，齐国的窝戚、田攘直，这些都是著名于一世的大才，杰出人物。他们有的贡献了自己的力量，身居大任，功绩冠于一时；有的杀身以成仁，声名传于四海。假如追随他们的德业，可以治国抚民；仰慕他们的风范，可以阻遏贪欲，振奋风俗。这些都不写，不是太简略了吗。
【原文】
又子长著《史记》也，驰鹜穷古今，上下数干载。至如皋陶、伊尹、傅说，仲山甫之流，并列经浩，名存子史，功烈尤显，事迹居多。益各采而编之，以为列传之始，而断以夷、齐居首，何握凝之甚乎？既而孟坚勒成《汉书》，牢笼一代，至于人伦大事，亦云备矣。其间若薄昭、杨仆、颜驯、史岑之徒，其事所以见遗者，盖略小而存大耳。夫虽逐糜之犬，不复顾兔，而鸡肋是弃，能无惜乎？当三国异朝，两晋殊宅，若元则、仲景，时才重于许、洛；何祯、许询，文雅高于扬、豫毋。而陈寿《国志》、王隐《晋史》，广列诸传，而遗此不编。此亦网漏吞舟，过为迂阔者。
【译文】
再有司马子长著《史记》，驰骋所达，极古穷今，上下达数千年之久。至于如皋陶、伊尹、傅说、仲山甫之类，都名列于经典，流传于子书史籍，功绩特别显著，事迹很多。为什么不分别采集进而编著，以作为列传之始，却确定伯夷、叔齐作为开头，怎么拘谨局促到这种程度？接着班孟坚编成《汉书》，包罗一代，至于有关伦理道德的大事，也可以说是详备了，其中如薄昭、杨仆、颜驯、史岑等人，他们的事迹之所以被遗漏，大概是为了略去小事而保存大事吧。可是虽说追逐糜鹿的猎狗不再看兔子，但把鸡肋丢弃了，能一点都不可惜吗？当三国政权并列，两晋疆域有异的时代，如桓元则、张仲景，才名在魏国很受重视；何祯、许询，其文雅在东晋受到称赞。而陈寿《三国志》、王隐的《晋书》，广泛编列各种列传，却把这些人遗漏不编。这也是网眼大得漏掉了吞舟之鱼，过于疏忽了。
【原文】
观东汉一代，贤明妇人，如秦嘉妻徐氏，动合礼仪，言成规矩，毁形不嫁，哀坳伤生，此则才德兼美者也。董祀妻蔡氏，载诞胡子，受辱虏廷，文词有余，节概不足，此则言行相乖者也。至蔚宗《后汉》，传标《列女》，徐淑不齿，而蔡淡见书。欲使彤管所载，将安准的？
【译文】
看东汉一代，贤明的妇女，如秦嘉的妻子徐氏，行为合乎礼仪，言语可成模范。丈夫死了，为不改嫁而毁容，哀痛以至于丧生，这是才德兼美的人；董祀的妻子蔡氏，为胡人生育儿子，在虏廷遭受羞辱。文词有余，而气节不足，这是言行不一的人。在范蔚宗仗后汉书》中，列传名称《列女》，徐淑不在其列，而蔡淡反被列入。列女史传纪事的标准何在？
【原文】
裴儿原删略宋史，时称简要。至如张伟阴受君命，栽贼零陵，乃守道不移，饮鸡而绝。虽古之钮鹿义烈，何以加诸？鱼包昭文宗学府，驰名海内，方于汉代褒、朔之流。事皆网如，何以申其褒奖？
【译文】
裴子野编删《宋略》，以简要著称于当时。至于如张讳秘密接受君主之令，要去毒杀零陵王，而他坚持道义而不改变，饮鸡酒而亡。虽然是古代的钮魔那样的义烈，又比他多出什么呢？鲍照为文章大家，学识渊博，驰名海内，是汉代王褒、东方朔一类的人物，张伟、鲍照之类人的事都不加记载，如何申明褒奖？
【原文】
夫天下善人少而恶人多，其书名竹帛者，盖唯记善而已。故太史公有云：“自获麟以来，四百余年，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废而不载，余甚惧焉。”即其义也。至如四凶列于《尚书》，三叛见于《春秋》，西汉之纪江充、石显，东京之载梁冀、董卓，此皆干纪乱常，存灭兴亡所系。既有关时政，故不可网书。
【译文】
天下善人少而恶人多，名字写入史书的，大概也就是记善而已。所以太史公说过：“自从获麟以来，四百多年中，贤明的君主，忠诚的大臣以及为道义捐躯的义士，不能得到记载，这是我所担心的。”也就是这个意思。至于如四凶列于《尚书》，三叛见于《春秋》，西汉之史记载江充、石显，东汉之史记载梁冀、董卓，这些都是触犯纲纪扰乱伦常，与国家的存灭兴亡有关的人物。既然与时政有关，所以不能不记载。
【原文】
但近史所刊，有异于是。至如不才之子，群小之徒，或阴情丑行，或素餐尸禄，其恶不足以曝扬，其罪不足以惩戒，莫不搜其鄙事，聚而为录，不其秽乎？抑又闻之，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而斗答之才，何足算也。若《汉》传之有傅宽、靳款，《蜀志》之有许慈，《宋书》之虞丘进，《魏史》之王宪，若斯数子者，或才非拔萃，或行不逸群，徒以片善取知，微功见识，润之不足为少，书之唯益其累。而史臣皆责其谱状，微其爵里，课虚成有，裁为列传，不亦烦乎？
【译文】
但是近代史书所编撰的，与此有所不同。至于如无才之人，小人之辈，有的是见不得人的事情，丑恶行径；有的是白领国家傣禄，空占官位。他们的恶行不值得揭露，罪过不足以警诫后人，而无不搜集他们的琐事，聚而成篇，不是太芜杂了吗？又听说，十户人家的地方，一定有忠心诚实的人。而微不足道的小人，算得什么？如《史记》、《汉书》中有傅宽、靳敦，《三国志•蜀志》中有许慈，《宋书》中有虞丘进，《魏书》中有王宪，像这样的几个人，有的才能并不突出，有的行为并不超群，仅仅靠一点小善行而为人所知，一点小功绩而为人所识，少了他们并不显得少，写出他们只会增加累赘。可是史臣们都搜集他们的世系，征求他们的籍贯，稽考空洞的记载，成为实在的资料，编成列传，不是很繁琐吗？
【原文】
语曰：“君子于其所不知，盖网如也。”故贤良可记，而简犊无闻，斯乃察所不该，理无足咎。至若愚智毕载，妍媛靡择，此则燕石妄珍，齐竿混吹者矣。夫名刊史册，自古牧难；事列《春秋》，哲人所重。笔削之士，其慎之哉！
【译文】
古人说：“君子对于自己所不懂的事情，或许采取保留态度。”所以那些可以记载的贤良人物，史书上没有记载，这属于考察不够周到，从道理上讲，不足以指责。而至于如愚人智者全都记载，美的丑的不加选择，这就是把燕石当成珍宝，滥竿充数了。姓名列入史册，自古以来就不是容易的；事情编入《春秋》，是被哲人所看重的。从事史书编撰的人，应当谨慎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