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夫史才之难，其难甚矣。《晋令》云：“国史之任，委之著作，每著作郎初至，必撰名臣传一人。”斯盖察其所由，苟非其才，则不可叨居史任。历观古之作者，若蔡琶、刘峻、徐陵、刘炫之徒扮，各自谓长于著书，达一于史体，然观侏儒一节，而他事可知。案伯嘈于朔方L书，谓宜广班氏《天文志》。夫《天文》之于《汉史》，实附赘之尤甚者也。必欲申以椅掖蕊，但当锄而去之，安可仍其过失，而益其芜累？亦奚异观河倾之患，而不遏以堤防，方欲疏而导之，用速怀襄之害风。述史如此，将非练达者钦？孝标施论谈理衬，诚为绝伦。而《自叙》一篇，过为烦碎；《山栖》一志很，直是文章殆。谅难以偶迹迁、固，比肩陈、范者也。孝穆在齐，有志梁史扛，及还江左，书竟不成元。磋乎！以徐公文体，而施诸史传，亦犹濡上儿戏，异乎真将军元，幸而量力不为，可谓自卜者审矣。光伯以洪儒硕学，而速遭不遇。观其锐情自叙，欲以垂示将来，而言皆浅俗，理无要害。岂所谓“诵《诗》三百，虽多，亦奚以为”者乎？
【译文】
具备修史才能是困难的，而且非常困难。《晋令》上说：“修撰国史的责任，交给著作郎承担。每一个著作郎初上任，一定要撰写一个名臣的列传。”这大概是考察他的写法，假如不具备这样的才能，就不能挂名于史官之职。历观古代的作者，如蔡琶、刘峻、徐陵、刘炫这些人，都自称长于著书，精通史体。但是就像只要看侏儒的身体的一部分，其它部分也就能知道了一样，只要看他们的著述的一小部分，其它情况也就可以清楚了。查蔡伯嘈在朔方上书，说应当增广班固的《天文志》。《汉书》中的《天文志》，其实是最大的累赘。如果要加以指摘，只应当看作密植的禾苗，把它锄掉，怎么能继续他的错误，更增加这种芜杂累赘呢？这就好象已经看到黄河泛滥的危害，却不增加堤防以阻遏它，反而想要挖开口子放开它，以加速加大洪水的危害。如此论述历史，恐怕不是精练通达的吧？刘孝标立论谈理，确实是无与伦比，可是他的《自叙》一文，过于繁琐零碎；《山栖志》一文，简直就是文学作品，恐怕难以与司马迁、班固并列，与陈寿、范哗比肩了。徐孝穆在北齐，曾有志于编撰梁史，等到回到江南，书竟然没有完成。唉！以徐公的骄丽文体，放到史传上来，怕也就像儿戏一样的“霸上军”，不是“真将军”。幸亏他量力而行，没有编写，可算是有自知之明了。刘光伯作为一个博学大儒，却困顿不遇。看他的用心致志的自叙，想要流传后世，可是言词都很浅俗，道理也缘有重要的。难道这不就是孔子所说的“能够背诵《诗经》三百肖，虽然多，又有什么用处”吗？
【原文】
音尼父有言：“文胜质则史。”盖史者当时之文也，然朴散淳销，时移世异，文之与史，较然异辙劣。故以张衡之文，而不闲于史；以陈寿之史，而不习于文。其有赋述《两都》，诗裁《八咏》，而能编次汉册，勒成宋典。若斯人者，其流几何？
【译文】
过去孔尼父说过：“文彩胜过质朴就是史。”大概史就是当时的文，然而质朴淳厚的风气已经消散，时过境迁，文和史走向了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所以以张衡的文学才能，却不熟悉作史；以陈寿的史学才能，也不熟练作文。如果说有人既能撰著《两都赋》，又能编纂《汉书》；有人既能作《八咏诗》，又能编纂《宋书》。可像这样的人，又有多少呢？
【原文】
是以略观近代，有齿迹文章而兼修史传。其为式也，罗含、谢客宛为歌颂之文，萧绎、江淹直成铭赞之序，温子升尤工复语，卢思道雅好丽词，江总猖撅以沈迷，庚信轻薄而流宕。此其大较也。然向之数子所撰者，盖不过偏记杂说，小卷短书而己，犹且乖滥踌驳，一至于斯。而况责之以刊勒一家，弥纶一代，使其始末圆备，表里无咎，盖亦难矣。
【译文】
所以大略地看一下近代，有人属于文章之士，而又同时编修史传。他们编修史传的样式是：罗含、谢灵运宛如撰写歌颂之文，萧绎、江淹直接写成铭、赞的序；温子升特别擅长对偶的句子，卢思道尤其喜好骄俪的词语；江总倾心于艳辞而沉迷其中，庚信流于轻薄而不知收束。这是他们的大致情况。但前面的这几个人所撰著的，不过是不正规的偏记杂说，短篇小传而已，尚且悖谬驳杂到了这种程度，何况要让他们编撰一国史书，包罗一代史事，使其始末完备，从内容到形式都没有错误，大概也是很难的了。
【原文】
但自世重文藻，词宗丽淫，于是沮诵失路，灵均当轴，每西省虚职，东观伫才，凡所拜授，必推文士。遂使握管怀铅，多无锉综之识；连章累犊，罕逢微婉之言。而举俗共以为能，当时莫之敢侮。假令其间有术同彪、娇，才若班、荀，怀独见之明，负不刊之业，而皆取窘于流俗，见嗤于朋党。遂乃哺糟戳酩，俯同妄作，披褐怀玉，无由自陈。此管仲所谓“用君子而以小人参之，害霸之道”者也。
【译文】
但是自从世人重视文采，词句追求过分华丽，于是史家的笔法无人重视，诗人的文辞成为中心。每当史馆职位有空缺，或是需要征集修史人才，凡是得到任命的，必定是文学之士。于是使执笔编撰之人，大多没有考核和综合的识见，著述连篇累犊，却难得有寓意深刻的言论。可是举世之人都认为他们是能人，一时无人敢于轻慢他们。假如其中有人能力如同班彪、华娇，才学可比班固、荀悦，怀有独到的高明见解，胸有修史大业的抱负，都要受到流俗的困辱，和心有偏私的人的讥笑。于是只有随波逐流，放弃原则地跟随着乱写一气。尽管有真知灼见，由于没有地位，无法表明自己。这就是管仲所说的情况了：“任用君子，却又用小人参杂其中，这是损害霸业的方法。”
【原文】
昔傅玄有云：“观孟坚《汉书》，及与陈宗、尹敏、杜抚、马严撰中兴纪传，其文曾不足观。岂拘于时乎？不然，何不类之甚者也？是后刘珍、朱穆、卢植、杨彪之徒，又继而成之。岂亦各拘于时，而不得自尽乎？何其益陋也？”磋乎！拘时之患，其来尚矣。斯则自古所叹，岂独当今者哉！
【译文】
过去傅玄说过：“看班孟坚的《汉书》，确实是驰名一代的奇书，等到他和陈宗、尹敏、杜抚、马严编撰中兴纪传，那文辞简直不值得一读。或者是受时代所局限吧？要不然，为什么那么不一样？这以后，刘珍、朱穆、卢植、杨彪这些人继续编写，最终完成。大概也都是局限于所处的时代，因而不能完全表现自己吧？是多么更加鄙陋啊。”唉！时代局限给编史者所带来的危害，是由来已久了。这是自古以来人们所慨叹的事，又哪里是今天才这样的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