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予幼奉庭训，早游文学。年在执绮，便受《古文尚书》。每苦其辞艰琐，难为讽读。虽屡逢捶挞，而其业不成。尝闻家君为诸兄讲《春秋左氏传》，每废《书》而听。逮讲毕，即为诸兄说之。因窃叹曰：“若使书皆如此，吾不复怠矣。”先君奇其意，于是始授以《左氏》，期年而讲诵都毕。于时年甫十有二矣。所讲虽未能深解，而大．义略举。父兄欲令博观义疏岔，精此一经。辞以获麟已后，未见其事，乞且观涂部，以广异闻。次又读《史》、《汉》、《三国志》。既欲知占今沿革，历数相承，于是触类而观，不假师训。自汉中兴已降，迄乎皇家实录，年十有七，而窥览略周。其所读书，多因假赁，虽部峡残缺，篇第有遗元，至于叙事之纪纲，立言之梗概，亦粗知之矣。
【译文】
我幼年接受家庭教育，很早就学习古代典籍。少年时，就学习《古文尚书》，每每为它的文辞艰深琐碎而烦恼，难以背诵朗读。虽然多次为此而受到鞭打，学业却还是没有成就。曾经听到父亲为几个哥哥讲授《春秋左氏传》，我常常丢下《尚书》去听，到讲授结束，就说给哥哥们听。因此我暗暗感叹：“假如书都像这样，我就不再懈怠了。”父亲对我的想法很惊奇，于是开始给我讲授《左传》，一年时间就讲解诵读完了。这时我刚刚十二岁。父亲所讲解的我虽然还没有深刻的理解，但其大意我能说得出来。父亲和兄长们想让我博览有关《左传》的注释解说，使我精通《左传》一经。我推托说获麟以后的史事我还不了解，请求阅读后面的史书，以增加不同的见闻。接下来又读了《史记》、《汉书》、《三国志》。后来又想知道古今历史沿革，历代帝王的继承情况，于是凡是这一类的书籍，遇到便读，不再需要人教导训诲。从东汉以后，直到当代皇家实录，到我十七岁的时候，就大致全部阅览一遍。我所读的书，虽然多数因为是租借来的，内容有残缺，篇目有遗失，但叙事的概要，论述的梗概，也还是粗略地了解了。
【原文】
但于时将求仕进，兼习揣摩，至于专心诸史，我则未暇。泊年登弱冠，射策登朝乳于是思有徐闲，获遂本愿。旅游京、洛，颇积岁年，公私借书，悠情披阅。至如一代之史，分为数家，其间杂记小书，又竞为异说，莫不钻研穿凿，尽其利害。加以自小观书，喜谈名理，其所悟者，皆得之襟腑，非由染习。故始在总角，读班、谢两《汉》，便怪前书不应有《古今人表》，后书宜为更始立纪。当时闻者共责以为童子何知，而敢轻议前哲。于是报然自失，无辞以对。其后见张衡、范哗集皿，果以二史为非。其有暗合于古人者，盖不可胜纪。始知流俗之士，难与之言。凡有异同，蓄诸方寸。
【译文】
但是当时我正准备求取仕进，同时学习写作，至于专心于各种史书，我却还没有空暇。到了二十岁的时候，应科举考试得中，入朝为官，这时精神上有了余暇，得以实现了原来的愿望。旅居游览于长安、洛阳，累计好几年，借阅公私书籍，任意阅览。至于有一代之史，分成多种著述，其中又有杂记小书，争相表现不同的说法，这些我无不深究细研，穷尽它们的得失。加之我从小读书就喜欢辨别分析事物的道理、是非，在其中所悟得的一些道理，全都是得自内心，而不是从另l｝人那里学来的。所以还在我童年的时候，读班固《汉书》和谢沈《后汉书》，就责怪前者不应该有《古今人表》，后者应该为更始帝立本纪。当时听到我这想法的人都用“小孩子懂得什么，竟敢于轻率地非议前代哲人。”于是我羞惭得满脸通红，无话可答。后来见到了张衡和范哗的文集，果然认为二史的那些地方不对。我的想法与古人的意见暗暗吻合的地方，大概不计其数。我这才知道一般的流俗之人，是难以与他们淡论的。所以有不同的想法，我都聚集在心里。
【原文】
及年以过立，言悟日多，常恨时无同好，可与言者。维东海徐坚，晚与之遇，相得甚欢，虽古者伯牙之识钟期，管仲之知鲍叔，不是过也。复有永城朱敬则、沛国刘允济、义兴薛谦光、河南元行冲、陈留吴兢、寿春裴怀古，亦以言议见许，道术相知。所有榷扬，得尽怀抱。每云：“德不孤，必有邻。四海之内，知我者不过数子而已矣。”
【译文】
到我过了而立之年，所悟得的道理、所积累的想法日益增多，时常遗憾当时没有与我爱好相同、能和我交谈的人。有东海人徐坚，后来与我相遇，相互很投机，都以能遇到对方而欢洽，即使是古代的伯牙和钟子期相识，管仲和鲍叔牙的相知，也不会超过我们的关系。又有永城人朱敬则、沛国人刘允济、义兴人薛谦光、河南人元行冲、陈留人吴兢、寿春人裴怀古等，也因为观点相同而互相推许，因为理想相似而互为知音。所进行的各种研讨，能够尽情地发表意见。我常常说：“有德之人不孤单，必定会有志同道合之人相伴。四海之内，了解我的不过是这几个人而已。”
【原文】
昔仲尼以睿圣明哲，天纵多能，睹史籍之繁文，惧览者之不一，删《诗》为三百篇，约史记以修《春秋》，赞《易》道以黝八索，述《职方》以除九丘，讨论坟、典，断自唐、虞，以迄于周。其文不刊，为后王法。自兹厥后，史籍逾多，苟非命世大才，孰能刊正其失？磋予小子，敢当此任！其于史传也，尝欲自班、马已降，迄于姚、李、令狐、颜、孔诸书，莫不因其旧义，普加厘革。但以无夫子之名，而辄行夫子之事，将恐致惊末俗，取咎时人，徒有其劳，而莫之见赏。所以每握管叹息，迟回者久之。非欲之而不能，实能之而不欲也。
【译文】
过去孔夫子聪明通达，洞察事理，天赋多能，目睹史籍文字繁碎，恐怕观览的人不能得出一定的结论，因此删定《诗》为三百篇，删编鲁史记为《春秋》，阐扬《易》道以废除八索，撰述《职方》以废除九丘，探讨三坟五典，从唐、虞开始截断，直到周代结束，编为《尚书》。所形成的文字不可更改，为后代帝王所效法。自此以后，史籍逾来逾多，假若不是一代杰出的才能之士，谁能来刊正它们的失误呢：我这样的小子一个，竟敢担此重任：对于历代史传，我曾经想从司马迁、班固以下，直到姚思廉《梁》、《陈书》、令狐德某的《周书》、颜师古、孔颖达的《隋书》，无不根据原来的意义，普遍加以修改。只因没有孔夫子的名望，却要做孔夫子的事，恐怕会引起末流世俗的惊恐，受到当代人的责难，白白地费了劳动，却得不到一点赏识。所以常常握笔长叹，久久徘徊犹豫。不是想做而没有能力做，实在是有能力做而不想做啊。
【原文】
既朝廷有知意者，遂以载笔见推。由是三为史臣，再入东观。则天朝为著作佐郎，转左史。今上初即位，又除著作。长安中，以本官兼修国史。会迁中书舍人，暂罢其任。神龙元年，又以本官兼修国史，迄今不之改。今之史馆，即古之东观也。每惟皇家受命，多历年所，史官所编，粗惟纪录。至于纪传及志，则皆未有其书。长安中，会奉诏预修唐史。及今上即位，又救撰《则天大圣皇后实录》。凡所著述，尝欲行其旧议。而当时同作诸士及监修贵臣，每与其凿柄相违，姐龄难入。故其所载削，皆与俗浮沈。虽自谓依违苟从，然犹大为史官所嫉。磋乎！虽任当其职，而吾道不行；见用于时，而美志不遂。郁快孤愤，无以寄怀。必寝而不言，嘿而无述，又恐没世之后，谁知予者。故退而私撰《史通》，以见其志。
【译文】
后来朝廷有人了解我的心愿，于是推一俘我担任史职，从此三次身为史臣，多次任职史馆（武则天朝任著作佐郎，顺序升为左史。当今皇帝即位，又除授为著作郎长安时期，以本官兼修国史，直到今天没有改变。现在的史馆，就相当于古代的东观）。常常想到本朝受命而有天下，已经经历了好多年，史官所编本朝历史，只是一个粗略地记录。至于纪传和志，则都还没有编写。长安时期，恰巧奉诏参加了修撰《唐史》的工作。到当今皇帝即位，又指示编撰《则天大圣皇后实录》。凡是我所著述的部分，常常想按照我以前的想法去办，可是当时一起参加编写的同事以及监修的贵臣，每每与我的意见圆凿方钠，姐龋难合。所以我所编写的，也就都与世俗同流合污了。虽然自认为已经是苟且违心地顺从他们了，但还是大为史官所嫉恨。可叹啊！虽然担任了这样的职务，而自己的意见却行不通；虽然能够被时代所任用，而很好的愿望却无法实现。忧闷苦恼，为不容于时而愤恨，无法寄托我的情怀。如果不表示我的看法，默默无声而不作申述，又怕死了以后，有谁能了解我呢？所以归家私下撰著《史通》，以表明我的思想。
【原文】
昔汉世刘安著书，号曰《淮南子》。其书牢笼天地，博极古今，上自太公，下至商鞍。其错综经纬，自谓兼于数家，无遗力矣。然自《淮南》已后，作者无绝。必商榷而言，则其流又众。盖仲尼既段，微言不行；史公著书，是非多谬。由是百家诸子，诡说异辞，务为小辨，破彼大道，故扬雄《法言》生焉。儒者之书，博而寡要，得其糟粕，失其著华。而流俗鄙夫，贵远贱近，传兹抵悟，自相欺惑，故王充《论衡》生焉。民者，冥也，冥然周知，率彼愚蒙，墙面而视昭。或讹音鄙句，莫究本源；或守株胶柱，动多拘忌，故应韵《风俗通》生焉。五常异票，百行殊执，能有兼偏，知有长短。苟随才而任使，则片善不遗，必求备而后用，则举世莫可，故刘助《人物志》生焉。夫开国承家，立身立事，一文一武，或出或处，虽贤愚壤隔，善恶区分，苟时无品藻，则理难锉综，故陆景《典语》生焉。词人属文，其体非一，譬甘辛殊味，丹素异彩，后来祖述，识昧圆通，家有低诃，人相椅披，故刘潞《文心》生焉。
【译文】
过去汉代刘安著书，称为《淮南子》。此书包罗天地，博极古今，上起太公望，「至商秧，内容纵横交错，自称兼通多种学说，是竭尽全力了。但自从《淮南子》以后，这一类的著作仍不断出现。如果分析起来，那么流派又有多种。孔子死后，微言大义不行于世，太史公著《史记》，其是非判定多与圣人不同。从此，诸子百家提出各种诡辩之说，怪异之辞，斤斤于小事的辨析，破坏圣人的大道。针对这个问题，出现了扬雄的《法言》。儒生们所写的书，内容广博却缺少要点，容易只抓住糟粕而丢失精华。而流俗的浅陋之人，以远为贵，以近为贱，传授这些相互抵触相互矛盾的东西，自己欺骗自己针对这种情况，出现了王充的《论衡》。民，就是冥，冥然无知，他们愚昧惜懂，如同对着墙壁一样看不清任何东西，或是读音错误、语句粗鄙，没有人去探究它们的本源；或是守株待兔，胶柱鼓瑟，不知变通，一举一动，都有种种拘束和忌讳。针对这个问题，出现了应韵的《风俗通》。人的品质天生有所不同，人所遵循的行为规范也不一样，能力有的全面，有的单一，智力也有高下不同假如根据一个人的才能来使用他，那么就会一点长处也不遗漏；如果定要一个人很全面才使用他，那么就会举世无一人可用为此，出现了刘韵的《人物志》。建立帝业，继承家业，立身处世，或文或武，或在朝为官，或在野隐居，虽然有贤明、愚昧的差别，但都有善和恶的不同。假如社会没有对人物的品评，那么势必难以对人物进行综合衡量选择。因此，出现了陆景的《典语》。文学之士写文章，体裁不一，就象苦、甜不同味，红、白不同色。后人师法的时候，缺乏圆通的认识，以致不同流派互相攻击，不同个夕、互相指摘。为此，产生了刘姗的《文心雕龙》。
【原文】
若《史通》之为书也，盖伤当时载笔之士，其义不纯。思欲辨其指归，弹其体统。夫其书虽以史为主，而徐波所及，上穷王道，下按人伦，总括万殊，包吞干有。自《法言》已降，迄于《文心》而往，固以纳诸胸中，曾不蚕芥者矣。夫其为义也，有与夺焉，有褒贬焉，有鉴诫焉，有讽刺焉。其为贯穿者深矣，其为网罗者密矣，其所商略者远矣，其所发明者多矣。盖谈经者恶闻服、杜之嗤，论史者憎言班、马之失。而此书多讥往哲，喜述前非。获罪于时，固其宜矣。犹冀知音君子，时有观焉。尼父有云：“罪我者《春秋》，知我者《春秋》。”抑斯之谓也。
【译文】
《史通》为什么而写？因有感于当时编写史书的人，对史书编撰的原则掌握得不够纯笃，所以想要辨清它的目的宗旨，穷尽它的体裁纲要。此书虽然以史为主，但它所波及到的内容，上穷王道，下展人伦，总括包容了千万种社会现象。从《法言》以下，直到《文心雕龙》之前的这些著作，当然是已经容纳在胸，竟然没有一点隔阂。书中所要表达的意见，对前人有评价，有褒贬，有鉴诫，有讽刺。它所贯穿的年代很深远，所网罗的事情很具体，所商讨的问题很深入，所阐明的论点有很多。一般谈说经学的人讨厌听到对服虔、杜预的讥笑，论述史学的人则憎恨有人说班固、司马迁的失误。而我的这本书往往非议前代哲人，喜欢论述前人的错拐。得罪于当代社会，是固然的了。不过还期望有知音君子，能不时从中发现值得一看之处。孔尼父说过：“使我获罪的是《春秋》，能够使人了解我的是《春秋》。”或许也是说我现在的情况。
【原文】
昔梁征士刘孝标作《叙传》，其自比于冯敬通者有三。而予辄不自撰，亦窃比于扬子云者有四焉。何者？扬雄尝好雕虫小技，老而悔其少作。余幼喜诗赋，而壮都不为，耻以文士得名，期以述者自命。其似一也。扬雄草《玄》，累年不就，当时闻者，莫不晒其徒劳。余撰《史通》，亦屡移寒暑。悠悠尘俗，共以为愚。其似二也。扬雄撰《法言》，时人竞尤其妄，故作《解嘲》以训之。余著《史通》，见者亦互言其短，故作《释蒙》以拒之。其似三也。扬雄少为范跤、刘散所重，及闻其撰《太玄经》，则嘲以恐盖酱瓶。然刘、范之重雄者，盖贵其文彩若《长杨》、《羽猎》之流耳。如《太玄》深奥，理难探啧。既绝窥逾，故加讥消。余初好文笔，颇获誉于当时。晚谈史传，遂减价于知己。其似四也。夫才唯下劣，而迹类先贤。是用铭之于心，持以自慰。
【译文】
过去梁朝徽士刘孝标写作《叙传》，．自认为和汉代冯敬通相比有三点相同，而我不自量力，也暗自和扬子云相比有四点相同。哪四点呢？扬雄曾经爱好雕虫小技，年老以后后悔年轻时所作的诗赋。我小时候喜好诗赋，而壮年以后就不再写作了，对作为文士而知名感到可耻，希冀把自己当成一个著述之人。这是第一点相似。扬雄撰写《太玄经》，好几年没有写成，当时知道的人，没有人不讥笑他徒劳。我撰写《史通》，也经历了好几个寒暑，悠悠尘俗，都认为我愚蠢。这是第二点相似。扬雄撰写《法言》，当时人竞相责怪他的狂妄，所以他作《解嘲》一文作为回答。我著作《史通》，看到的人也都谈论它的短处，所以我作《释蒙》一文表示对抗。这是第三点相似。扬雄年轻的时候受到范迫、刘散的看重，等到听说他撰写《太玄经》，就嘲笑说恐怕将来只能给人家盖酱坛子。如此说来，刘、范所看重扬雄的，大概是重视他的那些富于文彩的作品，如《长杨》、《羽猎》之类，而《太玄经》这样深奥的作品，难以探寻其中的精微，既然无法探究学习，所以加以讽刺。我起初喜好诗文，在当时颇获得一些声誉，晚年谈论史传，于是就在知己中减了价。这是第四点相似。我只有低下的才能，而行事却和先贤相似，因此我把先贤的这些事迹铭记在心，用它来自我安慰。
【原文】
抑犹有遗恨，惧不似扬雄者有一焉。何者？雄之《玄经》始成，虽为当时所贱，而桓谭以为数百年外，其书必传。其后张衡、陆绩果以为绝伦参圣。夫以《史通》方诸《太玄》，今之君山，即徐、朱等数君是也。后来张、陆，则未之知耳。暖乎！境使平子不出，公纪不生，将恐此书与粪土同捐。烟烬俱灭。后之识者，无得而观。此予所以抚卷涟腼，泪尽而继之以血也。
【译文】
然而还心有遗恨，惧怕不像扬雄的有一点。是什么呢？扬雄的《太玄经》写成的时候，虽然为当时人所不重视，但桓谭认为，几百年后，此书必定流行。若干年后的张衡、陆绩，果然认为它天下无双，可与圣人相比。如果把《史通》比做《太玄》，今天的桓君山，就是徐、朱等几位，而后来的张衡、陆绩是谁，就不知道了。唉！假如张平子不出，陆公纪不生，恐怕此书就要如粪土，样受到捐弃，将要灰飞烟灭，而后代的有识之士，也将不能看到它了。这正是我所以抚卷而泪下不已，泪尽而继之以血的原因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