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古之人言《春秋》三傳者多矣。戰國之世，＼其事罕聞。當前漢專用《公羊》，宣皇已降，《谷梁》又立于學。至成帝世，劉欲始重《左氏》，而竟不列學官。大抵自古重兩傳而輕《左氏》者，固非一家；美《左氏》而議兩傳者，亦非一族。互相攻擊，各自朋黨，嚨枯紛競，是非莫分。然則儒者之學，苟以專精為主，止于治章句，通訓釋，斯則可也。至于論大體，舉宏綱，則言辛兼統，理無要害。故使今古疑滯，莫得而申者焉。
【譯文】
古代，談論《公羊傳》、《谷梁傳》、《左氏傳》的人是很多的。但是，在戰國時代，關于這些史書的議論還不常听到。西漢初時，人們只信崇《公羊傳》，依憑它解釋《春秋》。宣帝以後，《谷梁傳》又被立于學官。到了成帝的時候，劉散開始重視《左氏傳》，然而，受到儒家學者的攻擊，竟不立于學官。不過，從古時到彼時，重視《公羊傳》、《谷梁傳》而輕視《左傳》的，決不是儒家一家；贊美《左傳》而非議另外兩傳的學者，也決非劉氏一族。他們互相攻擊，各自利用自己的政治集團來貶責對方的學術觀點。一時吵吵嚷嚷，是非辨別不清。然而，儒家的學術，如果說它以專精為主，那麼，在解釋段落句子的意義、疏通字詞、注解疑難之處方面，還是可以的。至于從宏觀上闡述一書的思想內容，並提綱摯領地論述大概，則不是它的專長了，它很少能夠做到介紹內容時概括全篇，闡述思想時抓住要害。所以，它使古今的人們對于《春秋》一書中的疑惑不解之處，不能得到任何解釋。
【原文】
必揚榷而論之，言傳者固當以《左氏》為首。但自古學《左氏》者，談之又不得其情。如賈透撰《左氏長義》，稱在秦者為劉氏，乃漢室所宜推先。但取悅當時，殊無足采。又按桓譚《新論》曰︰“《左氏傳》于《經》，猶衣之表里。”而《東觀漢記》陳元奏雲︰“光武興立《左氏》，而桓譚、衛宏並共毀警，故中道而廢。”班固《藝文志》雲︰丘明與孔子觀魯史記，而作《春秋》，有所貶損，事形于《傳》，懼催時難，故隱其書。末世口說流行，遂有《公羊》、《谷梁》、《鄒氏》，《夾氏》諸傳。而于固集復有難《左氏》九條三評等科。夫以一家之言，一人之說，而參差相背，前後不同。斯又不足觀也。夫解難者以理為本，如理有所網，欲令有識心伏，不亦難乎？今聊次其所疑，列之于後。
【譯文】
如果大略地排列各種《春秋》傳的次序，自然推《左傳》為第一。然而，自古以來研習《左傳》的學者，對《左傳》的闡述卻不得要領。如賈逛撰寫的《左氏長義》，說《左傳•文公十三年》所記載的事中提到的自秦還晉的士會，原為劉氏，而劉氏的先祖是堯，因此，漢皇朝的劉姓應該往前推到堯。這種說法只是為了取悅于漢朝廷，沒有任何參考價值。又桓譚在《新論》中說︰“《左傳》與《春秋》的關系，就象衣服的面子與里子”。然而，《東觀漢記》記載說︰“陳元上書皇帝道︰‘光武帝時，將《左傳》立于學官，但是，桓譚、衛宏等人大肆攻擊《左傳》，他們檢出個別的缺點而不顧它的宏美，使得《左傳》的流傳在中途被廢止。”班固的《藝文志》說︰左丘明與孔子在閱讀了魯國的史書後，在此基礎上，撰寫了《春秋》一書。對于原書的內容，進行刪削精簡，而在《傳》中則詳細記述。因害怕當時政治勢力的迫害，所以隱藏其書。周朝末年，口述《春秋》的形式流行，于是有《公羊》、《谷梁》、《鄒氏》、《夾氏》等傳。而班固又匯集潔難《左傳》的九條三評的材料，共有十七卷。不過，他的一家之言，前後矛盾，說法不一，沒有什麼閱讀價值。解答疑難的問題，闡述義理是其根本飛如果沒什麼道理，或者講不清道理，想讓有學識的人心服，不是很難的嗎？今將我疑惑的地方，一一列之于後。
【原文】
蓋《左氏》之義有三長，而二傳之義有五短。按《春秋》昭二年，韓宣子來聘，觀書于太史氏，見《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然《春秋》之作，始自姬旦誠諸仲尼。丘明之《傳》，所有筆削及發凡例，皆得周典。杜預釋例雲︰《公羊》、《谷梁》之論《春秋》，皆因事以起問，因問以辨義，義之口者，曲以通口，無他凡例也。左丘明則口周禮以為本，諸稱凡以發例者，皆周公之舊制者也。傳孔子教，故能成不刊之書，著將來之法。其長一也。
【譯文】
《左傳》在義理方面有三點長處，而《公羊傳》與《谷梁傳》則有五點短處。《春秋昭公二年》記載道︰“韓宣子執政後，來魯國通問致意。在太史處看書，讀到了《魯春秋》，感嘆說︰“周禮全部存在于魯國，我今天才知道周公的品德與周能夠統治天下的原因了。”《春秋》一書的寫作雖然開始于周公姬旦，由孔子刪訂而完成，但是《左傳》對于《春秋》的添補與刪削，都符合周代的禮法法度，（杜預《春秋釋例》說︰《公羊》、《谷梁》解釋《春秋》，都是由《春秋》的內容而提出問題，提出問題後再分析解答其意義。而沒有一定的凡例。左丘明則根據周《禮》的要義，來定傳注的體例。）繼承和傳播孔子的思想，所以，它能夠成為不可磨滅的史書，為後人寫作史書提供了一套系統的法則。這是第一點長處。
【原文】
又按哀三年，魯司鐸火，南宮敬叔命周人出御書。其時于魯文籍最備。丘明既躬為太史，博總群書，至如《禱機》、《紀年》之流，《鄭書》、《晉志》之類，凡此諸籍，莫不畢睹。其傳廣包他國，每事皆詳。其長二也。
【譯文】
魯哀公三年，魯國司鐸宮失火，殃及桓公、禧公廟，救火的人都說先去救府庫，南宮敬叔卻命令負責保管周書典籍的官員將御書先搶救出來。其時，在魯國的周書典籍最為完備。左丘明于是親自擔任太史一職，廣泛地匯集各種圖書，象《禱機》、《紀年》、《鄭書》、《晉志》之類的史書，沒有一部不從頭到尾地讀過。因此，《左傳》的內容涉及到各國的歷史，而所記載的每件事又很詳細。這是第二點長處。
【原文】
《論語》子曰︰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夫以同聖之才，而膺授經之托。加以達者七十，弟子三千，遠自四方，同在一國。于是上詢夫子，下訪其徒，凡所采披，實廣聞見。其長三也。
【譯文】
《論語•公冶長》所記錄的孔子的話說︰左丘明認為可恥，孔丘也認為可恥。由此可見，左丘明是一位與孔子同一時代的人才。他受孔子之托，為《春秋》作傳。當時，孔子有知識淵博而通達的弟子七十人，又有普通弟子三千人，他們遠的散居于四面八方，近的與左丘明同在一國。于是，左丘明上請教孔子，下詢問孔子的學生。因此，《左傳》一書所采錄的史料，確實能夠擴大我們的視野。這是第三點長處。
【原文】
如谷梁、公羊者，生于異國，長自後來，語地則與魯產相違，論時則與宣尼不接，安得以傳聞之說，而與親見者爭先乎？譬猶近世，漢之太史，晉之著作，撰成國典，時號正書。既而《先賢》、《譽舊》、謂《楚國先賢傳》、《汝南先賢行狀》、《益部譽舊傳》、《襄陽普舊傳》等書。《語林》、《世說》，競造異端，強書他事。夫以傳自委巷，而將冊府抗衡；訪諸古老，而與同時並列。斯則難矣。彼二傳之方《左氏）),亦奚異于此哉？其短一也。
【譯文】
谷梁赤、公羊高，都出生于別的國家，又生活于左丘明之後的時代。論述的地域與《春秋》不同，談到的事情也與孔子所說的有差異。他們用民間的傳聞來解釋《春秋》，怎麼能夠與親身听到過孔子教誨的左氏爭勝呢？這就好像近古的漢代與晉代的史官以當代人的身份寫成當代史，被稱為正統的史書，而後來《先賢》、《譽舊》、（指《楚國先賢傳》、《汝南先賢行狀》、《益部晉舊傳》、《襄陽眷舊傳》等書。）(（語林》、《世說新語》等，都是搜集的街談巷語，或是訪問前朝老人而成。要和司馬遷、班固、干寶、孫盛相比或並列，是很難的。用《公羊傳》、《谷梁傳》比《左傳》，豈不是和上面的比較一樣嗎？這是《公羊傳》、《谷梁傳》的第一個缺陷。
【原文】
左氏述減哀伯諫桓納鼎，．周內史美其說言︰王子朝告于諸侯，閡馬父嘉其辨說。凡如此類，其數實多。斯蓋當時發言，形于翰墨，立名不朽，播于他邦。而丘明仍其本語，就加編次。亦猶近代《史記》載樂毅，李斯之文，《漢書》錄晃錯、賈生之筆。尋其實也，豈是子長稿削，孟堅雌黃所構者哉？觀二傳所載，有異于此。其錄人言也，語乃姐齡，文皆瑣碎。夫如是者，何哉？蓋彼得史臣之簡書，此傳流俗之口說。故使隆促各異，豐儉不同，其短二也。
【譯文】
《左傳》記載道︰減哀伯勸阻桓公不要接受部鼎，以求道德的完美。周內史高度贊揚哀伯勸諫君主的話；王子朝謀反作亂，然而用巧妙的話語向諸侯表明他忠誠王室的決心。閡馬父贊美他的語言，但對他犯上作亂的行為深惡痛絕。像這樣的記錄人物語言的事例，還有很多。這些歷史人物的語言之所以能被《左傳》記載，原因是當時人們的講話，被史官用文字記錄了下來。講話人的名字與原話的內容都不會湮沒，並流傳到別的國家。而左丘明引用的仍是原話，僅是按順序編輯一下而已。這就好像近古的《史記》轉載樂毅、李斯的文章，《漢書》抄錄晃錯、賈誼的作品一樣。考察這些文章來歷，哪里是司馬遷編造、班固修改而成的呢？然而，看一看《公羊傳》、《谷梁傳》所記載的內容，就不是這樣的了。它們所轉錄的人物的語言文章，語言局促，文章瑣碎。為什麼會是這樣的情況呢？因為《左傳》引用的是各國史臣記錄的史書。而另外二傳所引用的卻是流傳于人們口頭上的。所以，前者委婉縴徐，後者局促不文；前者豐腆，後者簡陋。這是《公羊傳》與《谷梁傳》的第二點不足。
【原文】
尋《左氏》載諸大夫詞令，行人應答，其文典而美，其語博而奧。如嘻伯諫君觀魚，富辰諫王納狄，王孫勞楚而論九鼎，季札觀樂而談國風，其所援引，皆據禮經之類是也。述遠古則委曲如存，如鄭子聘魯，言少昊以鳥名官；季孫行父稱舜舉八元八凱；魏絳答晉悼公引《虞人之哉》，子革諷楚靈王誦祈招之詩，其事明白，非厚誣之類是也。徽近代則循環可覆。如呂相絕秦，述兩國世隙；聲子班荊，稱楚材晉用；晉士握濁諫殺荀林父，說文公敗楚于城淮，有優色；子服景伯謂吳雲︰楚圍宋，易子而食，析骸以羹，猶無城下之盟；祝佗稱踐土盟晉重耳、魯申、蔡甲午類是也。必料其功用厚薄，措思深淺，諒非經營草創，出自一時，琢磨潤色，獨成一手。斯蓋當時國史已有成文，丘明但編而次之，配經稱傳而已也。如二傳者，記言載事，失彼著華；尋源討本，取諸胸臆。夫自我作故，無所準繩，故理甚迂僻，言多鄙野，比諸《左氏》，不可同年。其短三也。
【譯文】
《左傳》中記載的各國大夫的辭令，外交人員的應答，都典雅而富有文采，內容寬泛而又深奧。（如減嘻伯對君王觀魚的勸諫，富辰對王要娶狄人女為王後的勸說，王孫慰勞楚軍時對詢問鼎的回答，季札在魯國听詩樂演奏後的評論之類。）敘述遠古人物的談話，委婉含蓄，使讀者如聞其聲。（如鄭國君主到魯國訪問，說少昊以鳥給官命名；季孫行父稱舜舉薦八元八凱；魏絳在回答晉悼公伐狄的提議時，引用了舜時的訓誡；子革為勸阻楚靈王周游而誦《祈招》之詩之類。）引用近古人物的言語。其言語圍繞中心，循環往復，說理透闢。（如晉與秦絕交時，呂相歷數秦晉之間的世代矛盾；聲子鋪荊而坐，說楚國的人才為晉所用；握濁諫勸晉侯不要殺荀林父時，說文公在城蹼大敗楚軍後仍有憂色；吳國和魯國交戰，即將定城下之盟，景伯勸說吳王時說楚人圍困宋，宋國到了互相交換孩子而食，拾來骨頭燒火的地步，而宋國仍不與楚國訂立屈辱的城下之盟；衛國祝佗對葺弘敘說晉文公在踐土盟會時，盟書引用天子的話，按照晉國的重、魯國的申、衛國的武、蔡國的甲午的順序稱說之類。）可以想見，這樣顯示作者獨具匠心、構思巧妙的措詞，恐怕決不是一個人擬稿、潤色並在一段時間內完成的，而是當時已經有了各國的史書，左丘明不過是按時間的順序進行編排，並與經文一一對應起來而已。然而，《公羊傳》與《谷梁傳》，不論是記錄人物言語還是刊載歷史事件，都丟掉了原內容的精華部分；探索事情的起因，肯定是出自于他們自己的想當然。這種無所依憑、不按章法的做法，使得二傳所說的道理迂腐怪僻，語言文字也鄙理不文。和《左傳》相比，不可同日而語。這是《公羊傳》、《谷梁傳》的第三點不足。
【原文】
按二傳雖以釋經為主，其缺漏不可彈論。如《經》雲︰楚子虞卒。而《左傳》雲，公子圍所殺。及公、谷作傳，重述經文，無所發明，依違而已。其短四也。
【譯文】
《公羊》、《谷梁》二傳雖然以解釋《春秋》為它們的主要內容，然而，空缺不解釋的地方不勝枚舉。如《春秋•昭公元年》說︰“楚子糜死了”。《左傳》注解說︰“公子圍借口去看看楚王的病，進入室內將楚子糜勒死。”到了《公羊》、《谷梁》二傳，只是重復《春秋》上面的內容，對這句話沒有任何注解，依樣畫葫蘆而已。這是《公羊》、《谷梁》二傳的第四點不足。
【原文】
《漢書》載成方遂詐稱庚太子，至于網下。雋不疑曰︰昔衛蒯饋得罪于先君，將入國，太子輒拒而不納，《春秋》是之。遂命執以屬吏。霍光由是始重儒學。按雋生所引，乃《公羊》正文。如《論語》冉有日︰夫子為衛君乎？子貢日︰夫子不為也。何則？父子爭國，果境為曹，禮法不容，名教同嫉。而《公羊》釋義，反以衛輒為賢，是違夫子之教，失聖人之旨，獎進惡徒，疑誤後學。其短五也。
【譯文】
《漢書•雋不疑傳》記載，成方遂偽稱是衛太子庚，來到了京城。京兆尹雋不疑令手下人拘捕他，並說︰“過去衛國蒯饋得罪了父君，逃亡在外，後來想回到自己的國家，可已經做了太子的他兒子輒卻不讓他回國。《春秋》對此事則持肯定的態度。”于是，將成方遂交由廷尉審訊。因此霍光開始重視儒學。按，雋不疑所引用的事例，出于《公羊傳》的正文。《論語•述而》說︰冉有問︰“先生會不會幫助衛國的國君呢？”子貢回答說︰“先生是不會幫助的。”為什麼呢？衛國父子為了爭奪國家權力，兒子的行為居然與吃父吃母的集、境一樣，這于禮于法都不容許，更為名教所憎恨。而《公羊傳》在解釋、評論此事的要義時，反而認為衛輒是一位賢明的人。這種說法違背了孔子的倫理思想，丟失了聖人的精神，起了獎勵惡人，搞亂後學之人思想的壞作用。這是《公羊傳》、《谷梁傳》的第五點不足。
【原文】
若以彼三長，校茲五短，勝負之理，斷然可知。必執二傳之文，唯取依經為主。而于內則為國隱惡，于外則承赴而書，求其本事，太半失實，已于《疑經》篇載之詳矣。尋斯義之作也，蓋是周禮之故事，魯國之遺文，夫子因而修之，亦存舊制而已。至于實錄，付之丘明，用使善惡畢彰，真偽盡露啟向使孔經獨用，左傳不作，則當代行事，安得而詳者哉？蓋語曰︰仲尼修《春秋》，亂臣賊子懼。又曰︰《春秋》之義也，欲蓋而彰，求名而亡，善人勸焉，淫人懼焉。尋《春秋》所書，實乖此義。而《左傳》所錄，無愧斯言。此則《傳》之與《經》，其猶一體，廢一不可，相須而成。如謂不然，則何者稱為勸戒者哉？杜預《釋例》曰︰凡諸侯無加民之惡，而稱人以貶，皆時之赴告，欲重其罪，以加民為辭。國史承口以書于策，而簡犢之記具存。夫子因示虛實，故《左傳》隨實而著本狀，以明其得失也。案杜氏此釋，實得經傳之情者也。
【譯文】
如果用《左傳》的三個長處，對照《公羊傳》與《谷梁傳》的五個短處，誰好誰差，一目了然。若是采用二傳的內容，那麼，唯有一點長處可取，即是它完全依照經的內容進行解釋。而《春秋》一書並不是照實記錄，它對于自己的魯國，降諱丑惡的事情，對于別的國家又按照別國外交使者所告知的情況來寫。考察所記事情的本來樣子，大半不符合。這方面在《惑經》篇中已經詳細地介紹過了。追溯這種情況出現的原因，主要是魯國的史官是按照周代的禮制記載歷史的，孔子不過是對史官所寫的史書進行修訂，並保持舊的體例而已。後來將所謂“實錄”的魯《春秋》交付給左丘明作傳，才使得善的、惡的、真的、假的一起公布于世。如果光是孔子一人利用《魯春秋》裁訂成《春秋》，左丘明不作傳，那麼，那一段的歷史生活，如何能使我們得到詳細的了解呢？有人說︰孔子修訂成的《春秋》，使亂臣賊子感到害怕。又說︰《春秋》的意義，在于使惡人想掩蓋的罪惡，卻暴露于世，想留名千古，卻被歷史遺忘。好人得到鼓勵，壞人感到害怕。然而，考察《春秋》所寫的內容，與此意義相違背。倒是《左傳》，無愧于這一贊譽。這就是所謂《春秋》和《左傳》是一物的兩個方面，它們相輔相成，廢除一個方面，另一個方面就無法存在。如果說不是這樣，那麼，有勸戒的功能這個評價又從何說起呢？（杜預《春秋左氏傳釋例》說︰是凡諸侯沒有侵陵百姓的罪過，而被人無故拘捕，使者都會奔告各國。而要給某一個諸侯定上罪名，也會以他侵陵百姓為辭。魯國史官則將他國通報的情況記載在史冊上，或者簡犢之上。孔子則不管真假，都將它們編入《春秋》中，而《左傳》則根據《春秋》所記，再詳細地描述事情的本來面目。讓真假、得失自己顯示出來。案，杜氏的這一解釋，確確實實反映了經、傳內容上的區別與相輔相成的關系。
【原文】
儒者苟譏左氏作《傳》，多敘《經》外別事。如楚、鄭與齊三國之賊拭，隱、桓、昭、哀四君之篡逐。其外則承告如彼，其內則隱諱如此。若無左氏立《傳》，其事無由獲知。然設使世人習《春秋》而唯取兩傳也，則當其時二百四十年行事，茫然網如，傅後來學者，兀成聾替者矣。
【譯文】
儒家學者譏諷左丘明作傳，多敘述《春秋》之外的事情。然而，象楚公子圍拭君主鄭敖，鄭子馴拭國君凳頑、齊人拭其君主陽生，《春秋》只是記為“卒”；又如隱公、桓公、皆被人謀殺，《春秋》卻只說“莞”；昭公、哀公被臣子趕出魯國，《春秋》又只說“遜位”。象這樣記載別國的事情只听來使的報告，記載本國的事情又隱諱事實真相，如果沒有左丘明作傳，那些史實真相，我們又能夠從什麼途徑上知道呢？但是，假使世上的人們研習《春秋》，只依憑著兩傳的解釋，那麼，彼時二百四十年的歷史情況，則幾乎是一片空白。無疑會使後代學習研究歷史的人，成為聾子與瞎子。
【原文】
且當拳、漢之世，《左氏》未行，遂使五經、雜史、百家諸子，其言河漢，無所遵憑。故其記事也︰當晉景行霸，公室方強，而雲屠岸攻趙，有程嬰、柞臼之事。出《史記．趙世家》。魯侯御宋，得俊乘丘，而雲莊公敗績，有馬驚流矢之禍。楚晉相遇，唯在郊役，而雲二國交戰，置師于兩棠。出賈誼《新書》。子罕相國，宋睦于晉，而雲晉將伐宋，規哭于陽門，介夫乃止。出《禮記》。魯師滅項，晉止嘻公，而雲項實齊桓所滅，《春秋》為賢者諱。出《公羊傳》。襄年再盟，君臣和葉，而雲諸侯失政。大夫皆執國權。出《谷梁傳》。其記時也︰蓋秦穆居春秋之始，而雲其女為荊平夫人。出《列女傳》。魏韓處戰國之時，而雲其君陪楚莊王葬馬。出《史記．滑稽傳》。列子書論尼父，而雲生在鄭穆公之年。出劉向《七錄》。扁鵲醫療貌公，而雲時當趙簡子之日。出《史記•扁鵲傳》。親書仕于周室，而雲以晉文如獵，犯顏直言。出劉向《新序》。苟息死于奚齊，而雲觀晉靈作台，累棋申誡吟。出劉向《說苑》。或以先為後，或以後為先，日月顛倒，上下翻覆。古來君子，曾無所疑。及《左傳》既行，而其失自顯。語其弘益，不亦多乎？而世之學者，猶未之悟。所謂忘我大德，日用而不知者焉。
【譯文】
在秦、漢兩代，《左傳》未能流傳開來。于是《公羊傳》、《谷梁傳》以及稗官野史、諸子百家，各自講述歷史，然而各家所講的歷史之間距離較大，人們不知采用那一家的說法為好。所以，它們在記事時的情況是︰當晉景公稱霸時，王室勢力正強大，卻說發生了韓氏滅趙氏，程嬰、公孫柞臼仗義救孤的事。（見于《史記•趙世家》。）魯莊公與宋國在乘丘打仗，打敗了宋國，並得到俊這一地方。卻說魯國的軍隊潰散，並說原因在于莊公駕馭的馬中了亂箭。楚國和晉國軍隊相遇，只是在鄴地之戰中。卻說二國交兵，軍隊布置在兩棠。（見賈誼《新書》。）宋國子罕做相國時，宋晉兩國和睦相處。卻說晉國將要討伐宋國時，情報人員報告說，晉國一守門的衛士死了，子罕都哭得非常傷心，可見民眾與國家同心同德，不可討伐。（見于《禮記》。）項國實際上是被魯國的軍隊消滅掉的，晉國並為此事扣留了魯嘻公。卻說項國是齊桓公滅掉的，之所以不說是齊桓公•是因為《春秋》為賢者避諱。（見于《公羊傳》。）襄公三年，許多國家在雞澤的地方結盟，此時，君臣融洽。卻說雞澤結盟之後，諸侯們開始失去了實際的權力，而由大夫們執掌了國家的權力。（見于《谷粱傳》。）它們記載時間的情況是︰秦穆公為春秋初期人，卻說穆公的女兒做了楚平王的夫人，並受到了吳王闔間的凌逼。（見于劉向《列女傳》。）魏國與韓國都是戰國時期的諸侯國，卻說它們的國君陪同楚莊王厚葬為自己駕過車的馬。（見于《史記•滑稽列傳》。）《列子》書中有對孔子的論述，卻說列子出生于鄭穆公時。（見于劉向《七錄》。）扁鵲曾為藐公治病，卻說是在趙簡子執政的時候。（見于《史記•扁鵲列傳》。）栗書曾在周王朝為官，卻說他在晉文公打獵時遇農夫老古，取其言而棄其人，栗書向他犯顏直諫。（見于劉向《新序》。）荀息死于輔佐奚齊時，卻說荀自、觀看晉靈公作九層高台，他用累疊棋子來勸諫靈公。（見于劉向《說苑》。）由╴L述可見，這些記載或是把先前的事情說成是後來的事情，或是把後來的事情說成是先前的事情，時間顛倒，上下翻轉。但是，自古以來的君子卻對這些記載沒有懷疑。等到《左傳》流行開來後，這些錯l樹被暴露了出來。從這方面來看，《左傳》給予人們的益處難道不是弘大的嗎？然而，世上的學者們，至今並沒有覺悟到這一點。這真叫做︰忘記了我的大恩大德，天天受用卻茫然不知。
【原文】
然自丘明之後，迄于魏滅，年將干祀，其書寢廢。至晉太康年中，汲家獲書，全同《左氏）)o汲家所得書，尋亦亡逸，今惟《紀年》、《瑣語》、《師春》在焉。案《紀年》、《瑣語》載春秋時事，多與《左氏》同。《師春》多載春秋時笙者蒜辭，將《左氏相較，遂無一字差並。故束哲雲︰若使此書出于漢世，劉欲不作五原太守矣。于是摯虞、束哲引其義以相明，王接、荀額取文以相證，杜預申以注釋，注遣注解，釋謂釋例。干寶籍為師範。事具干寶《晉紀敘例》中。由是世稱實錄，不復言非，其書漸行，物無異議。故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于是授《春秋》于丘明，授《孝經沙于曾子。《史記》雲︰孔子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次《春秋》。七十子之徒，口授其旨，傳所刺譏褒諱之文，不可以書見也。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各異端，失其真意，故孔氏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夫學者苟能微此二說，以考三傳，亦足以定是非，明真偽者矣。何必觀汲家而後信者乎？從此而言，則三傳之優劣見矣。
【譯文】
然而，從左丘明之後到三國魏滅亡，在將近一千年的時間內，《左傳》一直不被人們重視。直至到了晉朝太康年間，汲郡人不準盜發魏襄王墓，得到了古代的竹簡書，其所記載的有關春秋史事，全同于《左傳》。（從汲家中得到的古書，不久又散失，今日只存《紀年》、《瑣語》、《師春》。按，《紀年》、《瑣語》記載春秋時代的事情，大多與《左傳》所述的相同。《師春》記載的大多是春秋時巫者的卜辭，與《左傳》校核，竟無一字不同。）所以，束哲說︰“如果此書在漢代被發現，劉欲就不會到五原去做太守了。汲家竹書問世後，摯虞、束哲、王接、荀顫引用其文來對嘆左傳》鉤沉索隱，使它變得明了。杜預對《左傳》進行注釋（“注”指注解，“釋”指釋例），干寶又將它作為修史效法的榜樣（事見干寶《晉紀•敘例》）。從此以後，人們都認為《左傳》是一部按照事實的本來面目進行記錄的史書，不再有人說它的壞話，于是，《左傳》漸漸地流傳了開來，人們一致贊揚它。孔子說︰我的道德理想隱含在《春秋》一書中，我的行為規範則融注在《孝經》一書中。所以，他將《春秋》傳授給左丘明，將《孝經》傳授給曾參。《史記》說︰孔子西訪周室後，論述史書記錄與口頭流傳的歷史事件，並編輯成《春秋》一書。他的七十個得意門生．對人都是口頭傳授《春秋》的內容，講解《春秋沖七刺、褒獎、避諱歷史人物和事件的微言大義，而不讓人們見到《春秋》其書。魯國君子左丘明怕孔子的這些弟子各揣目的，隨意解釋《春秋》，使《春秋》失去本意。于是，依憑著孔子所作的《春秋》，對里面的內容詳加說明，便寫成了《春秋左氏傳》。如果學者們能夠重視孔子本人與司馬遷這二人所說的話，也能夠評判出春秋三傳，準是對的，誰是錯的，誰是真的，誰是假的了，又何必等到看了汲家竹簡後才相信《左傳》是一部實錄的史書呢？由此也可以看出春秋三傳，誰優誰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