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叙事乖理者，其流有五：一曰徒发首端，不副征验。二曰虚编古语，讨事不终。三曰直引时谈，竟无他述。四曰科条不整，寻绎难知。五曰标举年号，详略无准。志曰：“《左氏》昭公十五年，晋籍谈如周葬穆后。既除丧而燕。叔向曰：王其不终乎！吾闻之，所乐必卒焉。今王一岁而有三年之丧二焉。于是乎与丧宾燕，乐忧甚矣。礼，王之大经也。一动而失二礼，无大经矣，将安用之。”按其后七年，王室终如羊舌所说，此即其效也，而班氏了不言之。此所谓徒发首端，不副征验也。
【译文】
《五行志》的叙事在乖悖常用的叙事方法上有五种表现：一是只在开头讲到某人提出的预兆，而在后面却没有谈到有无应验。二是随意取舍古人的话，而不是有头有尾地转引原文所述的事情。三是引述当时人们的议论，却没有叙述议论后的效果。四是归类混乱，使读者摸不着头脑。五是标明年号，时详时略，没有一定的规则。
《五行志》说：“《左传•昭公十五年》：晋国籍谈到周朝廷参加穆后葬礼，周王很快就结束了丧事活动，恢复了宴乐。叔向说：“天子将没有好的下场。我听说，丧期中进行宴乐活动，必然会有死亡的报应。现在天子一年中发生了丧期三年的两个丧事，然而，却在丧期中一边举哀，一边与宾客宴乐，把悲伤当成欢乐也太过分了。礼，是天子治国的大纲。既不服丧，又过早地进行宴乐活动，一次活动失了两种礼，这就是说大纲没了。没了大纲，又用什么来治理国家呢？”按，据《左传•昭公二十二年》所说，在七年之后，周王正如叔向所预料的那样，害心病死去了。这就是对预兆的应验。然而，班固却在《五行志》中一点儿也没有写到应验的内容。这就是所说的第一种表现：开头讲到某人的预兆，后文却不再提到有无应验的内容。
【原文】
志云：《左氏》襄公二十九年，晋汝齐语智伯曰：齐高子容、宋司徒皆将不免。子容专，司徒侈，皆亡家之主也。专则速及，侈则将以力弊。九月，高子出奔北燕。所载至此，更无他说。按《左氏》昭公二十年，宋司徒奔陈。而班氏采诸本传，直写片言。阅彼全书，唯征半事。遂令学者疑丘明之说，有是有非；汝齐之言，或得本失。件所谓虚编古语，讨事不终也。
【译文】
《五行志》说：《左传•襄公二十九年》：晋国汝齐对智伯说：“齐国高子容、宋国的司徒将逃避不了降临的灾难。子容擅权专行，司徒放纵自己而没有约束。都是败坏家庭的人。擅权专行，引起人的忌恨，大祸很快就会临头。放纵自己，奢侈糜烂，力衰竭而自取灭亡。”九月，高子逃亡到北燕。《五行志》转引到此，就结束了。按：《左传•昭公二十年》说：宋司徒华定等人逃亡到陈国。由此可见，班固采录《左传》，只是不完整的内容。比勘《左传》原文，他只引述了事情的一半。这样，自然会使后世学者怀疑左丘明对汝齐的预兆，有肯定，也有否定，认为汝齐的话，有得有失。这就是所说的第二种表现：将古人的话随意取舍，不有头有尾的转引原书所述的事情。＿
【原文】：志云：成帝于鸿嘉、永始之载，好为微行。于民间。谷永谏日：诸侯梦得田，占为失国。而况王者畜私田财物，为庶人之事乎。已下弗云成帝俊与不俊，谷永言效与不效。谏词虽具，诸事网如。此所谓直引时谈，竟无他述者也。
【译文】
《五行志》说：成帝在鸿嘉、永始年间，喜欢扮成平民出宫旅行，并在民间购买土地，置办产业。谷永上疏谏说：“诸侯梦中得到土地，都是国家不祥的预兆，何况天子真的购田置产，做平常百姓所做的事呢？”在下文却不再说到成帝见到此疏谏后高兴还是不高兴，谷永谏劝有效还是没效。引述了谏词，但劝谏之后的事网如不写。这就是所说的第三种表现：引述当时人们的议论，却没有叙述议论的效果。
【原文】
其述庶征之恒寒也，先云厘公十年冬，大雨雹。随载刘向之占，次云《公羊经》曰：大雨雹，续书董生之解。按《公羊》所说，与上奚殊，而再列其辞，俱云“大雨雹”而已。又此科始言大雪与雹，继言陨霜杀草，起自春秋，讫乎汉代。其事既尽，仍重叙雹灾。分散相离，断绝无趣。夫同是一类，而限成二条。首尾纷肇，章句错揉，此所谓科条不整，寻绎难知者也。
【译文】
《五行志》在谈到持续寒冷的众多迹象时，先说嘻公十年冬，降冰雹。紧接着引述刘向占语，刘向认为是嘻公立妾为夫人，阴气太盛的原因。下面，先引公羊《经》说：嘻公十年冬，降冰雹。又紧接着引述董仲舒对这一现象的解释，认为嘻公受齐桓公的胁迫，立妾为夫人，而不敢再宠爱他妾，下冰雹是被胁迫而专一妾的兆象。按，《公羊传》中的经文内容与《左传》中的经文内容，有什么不同，而需要重复说“降冰雹”？况且，在这一层中，先说到降大雪与冰雹，接着又说到下严霜使草枯杀，时间上从春秋开始，到汉代结束。前文已经说了降冰雹事，后文在说过降霜事后，重又说起降雹事。同一类事却用另一类事隔断开来，由一条变为两条，可见，内容上毫无章法。头尾牵扯到一处，结构层次不清，这就是所说的第四种表现：归类混乱，使读者摸不着头脑。
【原文】
夫人君改元，肇自刘氏。史官所录，须存凡例。按斯志之记异也，首列元封年号，不详汉代何君。次言地节、河平，具述宣、成二帝。宣帝地节四年、成帝河平二年，其纪年号如此。武称元鼎，每岁皆书。始云元鼎二年，续复云元鼎三年，按三年宜除元鼎之号也。哀曰建平，同年必录。始云哀帝建平三年，续复云哀帝建平三年，按同是一年，宜云是岁而已，不当言重其年也。此所谓标举年号，详略无准者也。
【译文】
帝王改元，从汉朝武帝开始。史官作史，用年号纪年，须有固定的体例。然而，《五行志》在记载奇异现象时，一开始就说时间在“元封”，但没有标明元封是什么帝王的年号。但是，在紧接着说到“地节”、“河平”的事时，却标明了帝王为宣、成二帝。（(（五行志》此处纪年云：宣帝地节四年、成帝和平二年。）在说武帝元鼎年间事时，每年都写出年号。（开始写“元鼎二年”，下面又写“元鼎三年”按：“三年”之前应略去“元鼎”的年号。）在说哀帝建平年间事时，同是一年的事，也一定标出年号。（(（五行志》开始写“哀帝建平三年”，接着又写“哀帝建平三年”。按，同是一年，应该只写“该年”，而不应该重复纪年号。）这就是所说的第五种表现：标明年号，有时详，有时略，没有一定的规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