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孝和皇帝时，韦、武弄权，母媳预政。士有附丽之者，起家而给朱紫，予以无所傅会，取摈当时。一为中允，四载不迁。会天子还京师，朝廷愿从者众。予求番次在大驾后发日，因逗留不去，守司东都。杜门却扫，凡经三载，或有潜予躬为史臣，不书国事，而取乐丘园，私自著述者。由是择召至京，令专执史笔。于时小人道长，纲纪日坏，仕于其间，忽忽不乐。遂与监修国史萧至忠等诸官书求退，曰：-
【译文】
孝和皇帝登位期间，韦、武两氏篡权，母后临朝执政。是凡依附他们的人，都赐予高官厚禄。我因为没有依附他们，就遭致他们的摈弃。（自从任中允一职后，四年不迁升。）在天子回京都时，大臣愿意跟随他一起走的人很多，我请求将我的还京日期安排在后面，所以，皇帝从东都回京师的那一天，我没有走，留守东都的太子府。一个人关在屋内，有三年之久。有人散布我的坏话，说我身为史臣，却不修撰国史，而是隐居于园圃，自己取乐，私下里撰写著作。于是，朝廷召我进京，让我专门撰录国史。此时，小人得志，法律松驰，风气糜烂，在这一期间做官，心情恺郁而不快乐。于是写信给监修国史的萧至忠等，请求辞去史官职务。信是这样写的：
【原文】
仆幼闻诗礼，长涉艺文，至于史传之言，尤所耽悦。寻夫左史、右史是曰《春秋》、《尚书》；素王素臣，斯称微婉志晦。两京、三国，班、谢、陈、习阐其漠；中朝、江左，王、陆、干、孙纪其历。刘、石潜号，方策委于和、张；宋、齐应篆。悼史归于萧、沈，亦有汲家古篆，禹穴残编，孟坚所亡，葛洪刊其《杂记》；休文所缺，荀绰裁其《拾遗》。凡此诸家，其流盖广，莫不啧彼泉蔽，寻其枝叶。原始要终，备知之矣。
【译文】
我小时就学习《诗》、《礼》，长大后阅读了大量的文学作品。而对于史书尤为喜爱。就已往的史书而言，有左史记事而成的《春秋》，右史记言而成的《尚书》；孔子与左丘明，人称不戴王冠，不执牙药，然而有高尚道德的帝王与大臣，他们在整理、疏解史书时，将自己的道德观隐含于对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的评价中，之后西汉、东汉与三国的历史为班固、谢承、陈寿、习凿齿撰写；晋朝的历史为王隐、陆机、干宝、孙盛编撰。刘氏、石氏建立伪朝，称前汉与后汉，这两个王朝分别让和苞与张氏修撰国史。宋、齐的国史，则由沈约、萧子显编修。除了上述之外，还有在汲郡古墓中发掘出来的《竹书纪年》与从禹穴中得到的一些古代史书。班固写作《汉书》时，编录了刘欲的有关汉史的资料，余下的二万多字，由葛洪整理刊出，名曰《西京杂记》。沈约《宋书》所遗漏的史实与人事，谢绰作了补缺拾遗的工作，名叫《宋拾遗》。这些书籍，内容博大，但是，我对它们一一地进行了探索，考察它们所记事情的来龙去脉，最后，我对这些史书的内容有了全面的了解。
【原文】
若乃刘峻作传，自述长于论才，范哗为书，盛言矜其赞体。斯又当仁不让，庶几前哲者焉。然自策名仕伍，待罪朝列，三为史臣，再入东观，竟不能勒成国典，贻彼后来者，何哉？静言思之，其不可有五故也。
【译文】
像南朝刘峻在所作的自传中，认为自己有作论辩性文章的才能。范哗在给甥侄的信中，盛夸自己的赞体文章写得好。这两件事表明了前哲有当仁不让的性格特点。然而自己虽然列于朝臣之中，三次被任命为史官，两度进入国史馆，却投能写成一部国史。为什么会这样呢？我曾经默默地考虑过，认为没能写成国史的原因有五点。
【原文】
何者？古之国史，皆出自一家，如鲁、汉之丘明、子长，晋、齐之董狐、南史，咸能立言不朽，藏诸名山。未闻籍以众功，方云绝笔。唯后汉东观，大集群儒，著述无主，条章靡立。由是伯度讥其不实，公理以为可焚，张、蔡二子，纠之于当代；傅、范两家，嗤之于后叶。今者史司取士，有倍东京。人自以为荀、袁，家自称为政、骏。每欲记一事，载一言，皆阁笔相视，含毫不断；故首白可期，而汗青无日。其不可一也。
【译文】
为什么呢？因为古代的国史修撰，都是出自于一人之手，如鲁国的左丘明、汉代的司马迁、晋国的董狐、齐国的南史，都能写出不朽的历史著作，为国家与私人所珍藏。从来没有听说过依靠众人的力量，来完成一项修史的工程。只有后汉的东观，集中了一大批名儒，修撰《东观汉记》，然而，内容主次不请，条理混乱。于是受到桓帝时侍中李伯度的批评，说所撰史书虚假不实，仲公理则说应该用一把火将它们全部烧毁掉。当代人张衡、蔡琶对《东观汉记》作了补阀拾遗的工作，后代人傅玄、范哗则对该书大加讥责。今日负责遴选史官的署衙，所选取的史官，比汉代东观史官的人数多上一倍。人人都认为自己有荀悦、袁宏的才能，有刘向、刘欲的学识。然而，每当想记录一件事或一句话时，都停笔犹豫，相互对视，笔端含在嘴里而不能决断，这样，自然是在史官头发都白了的时候，修撰工作的完成仍遥遥无期。这是第一点没能写成国史的原因。
【原文】
前汉郡国计书，先上太史，副上皿相。后汉公卿所撰，始集公府，乃上兰台。由是史官所修，载事为博。爱自近古，此道不行。史臣编录，唯自询采。而左、右二史，｝网注起居，衣冠百家，罕通行状。求风俗放州郡，视听不该；讨沿革于台阁，簿籍难见。虽使尼父再出，犹且成其管窥；况仆限以中才，安能遂其博物。其不可二也。
【译文】
西汉时，郡国每年年底上报朝廷的关于人事、户口、赋税的计簿，先给太史看，然后再给承相看。东汉公卿所撰写的文籍，先存于三公府署，后集中到史馆中。因此，史官修撰史书，有大量的史料可供参考，能够在史书中记载大量的事情。但到了近古时，这种制度不再实行。史臣编录史实，只有靠自己去采访搜集。记述帝王言行的起居注，缺残不全，公卿之家记述死去的家主或祖先生平事迹的文章很少能够流传到外面。向各地搜求风土人情的情况，无论是看到的，还是听到的，都很不全备。到台阁了解制度沿革的情况，却难以见到簿籍。即使让孔子重新出世，他也会受资料的局限，一管窥天，而不能写出全面反映历史的著作。何况我的才能仅为中等，又怎么能够写出记事广博的史书呢？这是第二点没能写成国史的原因。
【原文】
昔董狐之书法也，以示于朝；南史之书拭也，执简以往。而近代史局，皆通籍禁门，深居九重，欲人不见。寻其义者，盖由杜彼颜面，防诸请渴故也。然今馆中作者，多士如林，皆愿长咏，无闻龄舌。倘有五始初成，一字加贬，言未绝口，而朝野具知；笔未栖毫，而措绅咸诵。夫孙盛实录，取嫉权门，王动直书，见仇贵族。人之情也，能无畏乎？其不可三也。
【译文】
过去晋国董狐将自己记人史册中的“赵盾杀害君主”的内容，在朝臣中公开；南史为写下崔抒杀害君主这一事，拿着书写的工具前往。而近代的史馆，设在皇宫之内，史官们深居宫中，人们不容易见到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让史官与人们隔离开来，防止人们为史官对他们的褒贬态度而找上门来。然而，今日馆中的史官，多如林木，一个个都喜欢讲话，愿将史馆中的事告诉人们，而不愿意闭口不言。如修史刚刚开始，才给一些人或事进行一点褒贬，朝野马上都知道褒贬的内容是什么，笔还没有停下来，已写出的内容就为络绅们传诵了。晋时的孙盛由于直书实录，招致权门桓温的嫉恨；隋朝的王劫按实际情况书写，则为贵族仇恨。这种因泄漏史书中的内容而使得史官处境难堪的情况在生活中时常发生，作为史官的我，能不畏惧吗？这是第三点未能写成国史的原因。
【原文】
古者刊定一史，纂成一家，体统各殊，指归咸别。夫《尚书》之教也，以疏通知远为主j(（春秋》之义也，以惩恶劝善为先。《史记》则退处士而进奸雄，《汉书》则抑忠臣而饰主阀。斯并囊时得失之列，良史是非之准，作者言之详矣。顷史官注记，多取察监修，杨令公则云“必须直词”，宗尚书则云“宜多隐恶”。十羊九牧，其令难行；一国三公，适从何在？其不可四也。
【译文】
古代的史家写成一部史书，能成一家之言。不同的史书，不但体例不同，贯穿其中的思想也不同。《尚书》的宗旨，在于让人们通达而又有远见。《春秋》的宗旨，在于惩罚乱臣贼子，让他们遗臭万年；表彰忠臣义士，让他们流芳百世。《史记》的思想则是贬责想脱离社会的处士而肯定想建功立业的奸雄。《汉书》的思想则大力颂扬君主的功德，而不让忠臣的影响、名誉超过君主，这些都是过去修史者的指导思想，至于这些指导思想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我在上面谈论得比较详细，这里就不再重复了。现在史官修史，在大部分情况下，都要听从监修官的指示。然而，监修官们的指示却不一致，杨令公说要按照实际情况书写，宗尚书却说应该对历史人物的错误加以掩饰。十只羊倒有九个放牧的，政出多门，如何执行？这么多的官，他们的意见又不一致，到底听谁的呢？这是第四点未能写成国史的原因。
【原文】
窃以史置监修，虽古无式，寻其名号，可得而言。夫言监者，盖总领之义耳。如创纪编年，则年有断限；草传叙事，则事有丰约。或可略而不略，或应书而不书，此刊削之务也。属词比事，劳逸宜均，挥铅奋墨，勤惰须等。某表某篇，付之此职；某传某志，归之彼官。此锉配之理也。斯并宜明立科条，审定区域。倘人思自勉，则书可立成。今监之者既不指授，修之者又无遵奉，用使争学苟且，务相推避，坐变炎凉，徒延岁月。其不可五也。
【译文】
我以为为修撰史书而设立监修一职，虽然在以往从未有过，但是，从这名称上可以看出其责职。“监”，就是全面领导负责的意思。如用编年体叙述史事，应定一个截止时间，也应有一个详略的标准。或者史臣在书写时，该简略的不简略，应该书写却没有书写，那么，监修就应该做这些策划、删增的工作。又对于史馆中的史臣来说，撰文记事的工作，应该大体平均分配，使他们劳逸的程度基本一样。那么，对于监修官来说，就应该担负起将某表某篇，分给这人，将某传某志，分给那人的工作。并且订立工作规则，划定各人所撰写的范围，这样，人人勤奋地工作，史书便可很快成功。然而，今日的监修者并不分配撰写任务，使得史官们无从着手，既然没有指示，下级也就无法执行指示，于是，史官们争相苟且度日，有什么撰写工作则互相推诱回避。白白地让岁月一天天流逝掉。这是第五点未能写成史书的原因。
【原文】
凡此不可，其流实多，一言以蔽，三隅自反。而时谈物议，安得笑仆编次无闻者哉！比者伏见明公，每汲汲于劝诱，勤勤于课责，或云“坟籍事重，努力用心”。或云“岁序已淹，何时辍手？”切以纲维不举，而督课徒勤；虽威以刺骨之刑，颤以悬金之赏，终不可得也。语曰：“陈力就列，不能者止”。所以比者布怀知己，历抵群公，屡辞载笔之官，愿罢记言之职者，正为此尔。
【译文】
关于未能写成国史的原因，还有很多很多。不过，由上述概括的五点，可以想见其它方面的原因了。人们在谈论此事时，怎么能撇开这些原因，而嘲笑我这方面的工作没有成效呢？近来拜见明公，您每次都殷勤地教诲我，并不断地询问修撰工作的进展情况。有时说“史书的撰写是一件重大的事情，要努力用心。”有时则说“时间一天天过去了，这项工作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呢？”我以为在没有一个工作计划的情况下，督促再勤也是徒劳的。虽然告知史官不能完成任务将处于刑罚，完成任务则给予重赏，但是最终仍然不可能完成此项的工作。论语说，在职位上的人应该施展自己的才力，如若不能施展，就应该从这一职位上退下来。所以，最近我向知已朋友陈述心事，又多次到群公之处，三番五次要求辞去史官一职，原因就在这里。
【原文】
抑又有所未谕，聊复一二言之：比奉高命，令隶名修史，而其职非一。如张尚书、崔岑二吏部、郑太常等，既迫以吏道，不可拘之史任。以仆曹务多闲，勒令专知下笔。夫以惟寂惟寞，乃使记事记言。苟如其例，则柳常侍、刘秘监、徐礼部等，并门可张罗，府无堆案，何事置之度外，而使各无羁束乎？
【译文】
我还有一些未察告的话，请允许我再向您说几句：最近我接到了朝廷的命令，让我兼任史官的职务，然而，以他官加，’兼修国史”职务的，并非我一人。如张尚书、崔、岑二吏部、郑太常等。我想既然已为他官，就不应该再委任史官的职务。之所以让我做修史的工作，是认为我在中允职上没有多少事情可做，有很多的空闲。所以，便让我记事记言。但是，如果真是出于这样的原因，那么，柳常侍、刘秘监、徐礼部等，他们府门前可以张下罗网捕雀，府中也无堆积要处理的文件，为什么不把他们考虑在内，做记事记言的工作，而让他们无拘无束呢？
【原文】
必谓诸贤载削，非其所长。以仆抢抢铰铰，故推为首最，就如斯理，亦有其说。何者？仆少小从仕，早镊通班。当皇上初临万邦，未亲庶务，而以守兹介直。不附奸回，遂使官若土牛，弃同色狗。逮奎舆西幸，百寮毕从，自惟官曹务简，求以留后。居台常谓朝廷不知，国家于我已矣。岂谓一旦忽承恩旨，州司临门，使者结辙。既而驱驯马，入函关，排千门，渴天子。引贾生于宣室，虽叹其才；召季布于河东，反增其愧。明公既位居端楼，望重台衡。飞沉属其顾盼，荣辱由其俯仰。曾不上祈震极，申之以宠光，金议绪绅，糜我以好爵。其相见也，直云“史笔网书，为日已久；石渠扫第，思子为劳”。今之仰追，惟此而已。
【译文】
如果一定要说其他人对于修撰史书，不是他们的长处，而认为我有这方面的杰出才能，所以，将我排在众史臣前面的话，即使有这样的原因，我也有自己的理由。有什么样的理由呢？我年青时就出仕任职。当皇上登上帝位，但没有临朝执政时，因为我守着省己耿介的品性，而没有阿附奸臣，所以，一直得不到升迁，被人弃若草、狗。等到皇帝返回长安，百官都跟随皇帝去时。我自认为官员要少而精干，于是请求留在洛阳。处在那里的我常常想朝廷不了解我，国家于我似乎不存在了。谁知一天忽然接到恩旨，州级官员登门拜访，传递信函的使者络绎不绝，随即让我乘着驯马大车，入函谷关，穿过一道道宫门，渴见天子。然而天子接见我，就好象孝文皇帝见贾生，虽然赞叹他的才能，但是并不重用。又如孝文皇帝本是为爱才而召见季布，结果反而听信人言，并不青睐。明公已是位居高职的人，在臣僚中有很高的威望，一个人的荣辱升贬，决定于您对他的好恶。您也曾经竭力请求皇上给予我宠爱，在绪绅中夸赞我，让我得到好的职位。然而，皇上见我时，直截了当地说国史好长时间无人修撰了，已经将史馆打扫干净，就由你担当起修史这一个任务吧。今日追忆当时的情景，大概就是这样。
【原文】
抑明公足下独不闻刘炫蜀王之说乎？昔刘炫仕隋，为蜀王侍读。尚书牛弘尝问之曰：“君王遇子，其礼如何？”曰：“相期高于周、孔，见待下于奴仆。”弘不悟其言，请闻其义。炫曰：“吾王每有所疑，必先见访，是相期高于周、孔。酒食左右皆膺，而我余沥不霜，是见待下于奴仆也。”仆亦窃不自摆，轻敢方于鄙宗。何者？求史才则千里•降追，语宦途则十年不进。意者得非相期高于班、马，见待下于兵卒乎！
【译文】
难道明公从没听说过刘炫与蜀王的故事吗？刘炫在隋朝做官，曾为蜀王侍读。尚书牛弘曾经问刘炫：“蜀王对你怎么样啊？"刘炫回答说：“对我才能的期望高于周公、孔子，而给我的待遇低于奴仆。”牛弘不理解他说的话，问到他这话是什么意思。刘炫说：“我王每当有什么疑难的问题时，总是来拜访请教，这是对我才能的期望高于周公、孔子。然而，在吃饭时，他手下的人酒足饭饱了，而我连残羹剩炙都吃不到，因此说，给我的待遇比奴仆还低。”我不自量力，觉得自己的遭遇与同宗的刘炫相似，为什么这样说呢？皇上赏识我的史学才能，不惜从千里之外将我调入京师。然而，我的官职却十年不晋一级。想想看，这不也是对我史学才能的期望高于司马迁、班固，而给我的待遇却比士兵还差吗？
【原文】
又人之品藻，贵识其性。明公视仆于名利何如哉？当其坐啸洛城，非隐非吏，惟以守愚自得，宁以充汕樱心。但今者龟勉从事，挛拘就役，朝廷厚用其才，竟不薄加其礼。求诸魄始，其义安施？倘使士有澹雅若严君平，清廉如段干木，与仆易地而处，亦将弹铁告劳，积薪为恨。况仆未能免俗，能不蒂芥于心者乎？
【译文】
对一个人品行的鉴定，应该主要看他的情性。明公，你看我对于名利的态度怎么样？我留守洛阳期间，生活随意，或唱或坐，既不象隐士，也不象官吏，自得其乐，从不因为富贵的事情搅得心神不宁。今天受朝廷任命，尽力从事于编史的工作，然而，朝廷虽重用我的才能，却不多给我一点礼遇。若燕国郭魄处于我的位置，要求厚赏从他开始，又怎么能够实现呢？即使有生性淡泊如严君平、清廉如段干木那样的人，如果将他们置身于我这个位置，也会象冯援那样弹剑要回家，象汲黯那样对皇上用人如堆柴一样后来者居上而表示不满。何况我是一个名利并未摆脱的俗中人，心里能没有意见吗？
【原文】
当今朝号得人，国称多士。蓬山之下，良直差肩；芸阁之中，英奇接武。仆既功亏刻鹊，笔未获麟，徒弹太官之膳，虚索长安之米。乞已本职，还其旧居，多谢简书，请避贤路。唯明公足下，哀而许之。
【译文】
今日国家称获得了许多人才，史馆与秘书省中，人才济济。我既然未能修成史书，工作迟迟不能结束，白白地耗费朝廷的膳食，因此，我请求免去原来的中允职务，让我回到老家，尽可能不再从事史书编撰工作，避路让贤。恳求明公足下哀怜允许。
【原文】
至忠得书大惭，无以酬答。又惜其才，不许解史任。而宗楚客、崔提、郑惜等，皆恶其短，共仇嫉之。俄而萧、宗等相次伏诛，然后获免于难。
【译文】
萧至忠收到我这封信后，非常惭愧，找不到理由答复我。但是，又舍不得我这个人才，不允许我辞去史官的职务。而宗楚客、崔提、郑惜等人都讨厌我对他们短处的批评，他们都恨我。不久，萧至忠与宗楚客等人相次参与韦武与太平公主的谋乱被杀，我才获免于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