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之医者多喜，用重剂取效，曰：“古方本重，吾已减轻矣。”验之古方，诚然，心窃疑之，以为古人秉气素厚也。嗣阅洄溪徐灵胎所著《慎疾刍言》一书，内《论制剂》一篇，始悟今医重剂之悖乎古也。洄溪之言曰：“古时权量甚轻，古一两，今二钱零。古一升，今二合。古一剂，今三服。古之医者，皆自采鲜药，如生地、半夏之类，其重比干者数倍。故古方虽重，其实无过今之一两左右者。惟《千金》、《外台》间有重剂，此乃治强实大症，亦不轻用也。若宋元以来，每总制一剂，方下必注云：每服或三钱，或五钱。亦无过一两外者。此煎剂之方也。末药则用一钱七。丸药则如桐子大者十丸，加至二三十丸。试将古方细细考之，有如今日二三两至七八两之煎剂乎？皆由医者不明古制，以为权量与今无异，又自疑为太重，为之说曰‘今人气薄，当略为减轻’，不知已重于古方数倍矣。至于补剂，要知药气入胃，不过借此调和气血，非药入口即变为气血，所以不在多也。又今之医者，不论人之贫富，人参总为不祧之品，人情无不贪生，必竭蹶措置，孰知反以此而丧其身。其贫者，致送终无具，妻子飘零，是杀其身而并破其家也。”云云。灵胎为乾隆时名医，学问驾于叶、薛之上，乃其言如此，医者当奉以为圭臬也。按人参误服杀人，在富贵家不一而足。先曾祖通奉公，在四川重庆府同知任内，奉旨驰驿入京视疾，一时求诊者充门塞户，至三鼓甫散。忽仪亲王以福晋病甚，遣官来迎。公以疲乏已极，固辞不往，使者传王命谓：即以夜深不能至，请先付丸药服之，俟质明再迓。公既不知为何病，又无从得药，适案上有莱菔子末一包，遂以与之，曰：“姑服此，明日再诊可也。”盖取其服之无碍，暂为搪塞耳。次日，公尚未起闻马蹄声隆隆，王亲乘车来，一见即谢曰：“福晋正闷躁欲死，灵丹一服，顷刻霍然，已安睡至今。今请偕往覆诊。”公至邸，视之，则风寒微疾，误服人参所致。莱菔末适解之，故见效如是之速。然不敢明言，致太医官干谴，乃定一祛风之剂而出。数日后，王厚酬焉。通奉公恒举此以为笑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