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不用张元，而元昊用之，大为中国患。人多咎宋之遗才，而不然也，此其中固有天存乎其间焉。同治元年春二月，上海中外诸军攻克粤贼七堡逆垒，获苏州诸生王畹上伪忠王书，具陈攻取上海之策。薛觐堂中丞阅之，大惊，疏闻于朝，江南北大为警备，幸贼不从其计，卒以无事。至四月后，李爵相督师来沪，以上海为关中，战胜攻取，遂奏廓清之功。然当畹献策之时，使贼稍听其谋，上海一有失事，则后来爵相无驻节之所，饷源断绝，不知又多费若干经营矣。贼平后，畹遁入咪利坚墨海书院以死，不婴显戮，三吴人有遗恨焉。然畹先时亦尝谒吴晓帆观察，陈书，当事者不置意，遂往从贼，此亦张元之流亚也。国祚中兴，彼昏不用，岂非天哉！畹书余于薛中丞幕府中见之，洋洋数千言，今则不能记忆矣。大略劝贼与洋人和，而藉其势以图中原。谓洋人遣使至金陵，以各国贸易所在，请无攻沪，而贼酋不许，洋人遂助中国城守，为失策。此时宜急许其不攻，而要令不得以军装、火药资中国，再遣舟师渡江，分扰通、泰、里下河完善之区，并于海道劫掠华商，使不敢载运货物。贸易不通，捐断绝，官军乏饷，洋人坐困上海，聚数百万避难之人，无所得食，必且生变。而洋人生理既绝，亦必俯首来求好，然后胁之使献上海，策之上也。若一时不能与洋人和，而先欲得上海，亦不必调集大兵也。盖洋人嗜利，近以苏、浙二省避难人至沪地，遂于夷场广造房屋，重收租息，初不问人之来历也。宜遣精兵数千人，伪作难民，赁洋屋以居，地系夷场，中国官无从稽察，中夜一呼，应者四起，纵火焚烧，遇人斫杀，洋人计惟登舟逃逸，而上海唾手得矣。上海既得，然后招回洋人，而厚待之，不撄其怒，而仍可为用，策之次也。云云。其虑甚周，其计甚毒，故在上海者阅之，无不发指，无不失色。乃以枭雄之李秀成，亦如陈叔宝之昏庸，弃书床下，此真国家之福也。呜呼！岂非天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