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乙丑之秋，郭远堂中丞开藩苏州，余与同官诸人晋谒，翌中，中丞觞之。酒酣，中丞忽问元和令萧山陶君肖农曰：“某人近日在家否？”陶对曰：“已游庠，且食饩矣。”中丞乃笑谓余等曰：“此系渠乡人，当金陵初复时，冒称校官，往谒曾侯，高谈雄辩，议论风生，有不可一世之概，侯固已心奇之矣。中间论及用人须杜绝欺弊事，遂正色大言曰：”受欺不受欺，亦顾在己之如何耳。某盱衡当世，略有所见。若中堂之至诚盛德，人自不忍欺；左公之严气正性，人亦不敢欺；至如某某诸公，则人虽不欺而尚疑其欺，或已受欺而不悟其欺者，比比也。‘侯不禁大喜，抚髀称是。因谓之曰：“子可至军营中，一观我所用之人。’某诺而出。次日，遍谒诸文武，归而复命曰：”军中多豪杰俊雄之士，然某于其间得二君子人焉。‘侯惊问何人，则举涂方伯宗瀛及中丞名以对。侯又大喜称善，乃待为上客。顾一时未有以处之，姑令督造炮船。未几，忽挟千金遁去。所司以闻，且请急发卒追捕，侯默然良久曰：“止，勿追也。’所司惘然退，侯乃自循其须曰：”人不忍欺，人不忍欺。‘左右闻者皆匿笑，不敢仰视。“中丞言至此，又顾陶君曰：”此人既游庠食饩，当令人勉之务正；如曾侯者，难再遇也。“次日，同官聚谈，举为笑柄。或曰：”幸金数不多，故侯大度置之耳。“或曰：”侯恐播受欺名，故忍而不追也。“余曰：”不然。昔宋韩魏公总五路师，经略西夏，有人以伪书干之，得厚赠去。已而事露，诸将请捕之，韩公曰：“此人敢于百万军中，持伪书以欺我，则其人之胆识必有过人者；若迹之急，必投入夏国，是又生一张元也。’遂止。后世论者，共服韩公之深识远虑。当金陵甫复时，发逆未平，捻势正炽，曾侯之见，即韩公之见也。大臣谋国深远，岂惜此区区之金及受欺之名哉？”众皆以余言为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