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壬寅春初，引疾得请，于秋仲归抵浦城，有致刘次白抚部一函，语颇切直而有关系，非同寻常尺素书也，因附录于此云。
某自引疾得请后，应即旋闽。因俶装之顷，忽闻浙东英夷猖獗，大帅奔回杭州，钱塘江一带戒严，莠民乘机掠敓，行旅相戒裹足。不得已，暂至扬州避之。嗣因扬城警报踵至，探知芟夷已迫焦山口，复踉跄挈家于六月初渡江。时京口草木皆兵，一叶扁舟，从锋镝中夺路而出。甫过丹阳，即闻镇江府城已被夷兵攻破，道途梗阻。幸途遇带兵大帅齐礼堂参赞慎北来救援，某与参赞曾为甘陇同寅，承其沿途拥护，星夜趱驰，得以安抵苏州。复连夜乘潮至富阳，神魂始定。六月杪至衢州，探闻江南大吏以千万金钱与芟夷议和，许其于江南、浙江、福建、广东四省设立马头互市，业经奏准。呜呼！此乃城下之盟，不得已权宜之计。惟我皇上如天之德，深悯东南百姓久遭荼毒，勉从疆吏所请，使民气得以小苏。凡薄海含生负气之伦，无不感颂皇仁，而咨嗟太息于臣工措理之失当也。
七月初，至浦城，本拟即日买舟顺流归里，忽闻英夷复欲在福州添设一马头，执事已为据情奏请，不胜骇愕。且闻省垣绅户，纷纷各为搬移之计，因此观望不前。继闻此事已奉中旨再三驳饬，仰见圣明覆载无私，洞鉴于万里之外，俾滨海臣庶，均各安耕凿于尧天舜日之中，为之额手称庆。乃不数日，又闻执事以此事顶奏，求顺夷情，则诚某之所不解也。试问执事，夷情重乎？民情重乎？夫前此之准议和，乃我皇上之顺民情，以顺夷情，此经中之权，史传中屡有之。今此之请添马头，乃执事之拂民情，以顺夷情，果何说以处此！民为邦本，执事于本末之分，顺逆之理，亦曾熟思而审处之乎！且此事本末，至易明也。以省分论，福建不能先于江南、浙江、广东也；以富强论，福建不能胜于江南、浙江、广东也。乃江南、浙江、广东每省只准设一马头，而福建一省独必添一马头以媚之，此又何说以处之？且江南之上海，浙江之宁波，福建之厦门，广东之澳门，本为番舶交易之区，而福州则从开国以来，并无此举。今以亘古未闻之事，而为恭奉外夷之故，强率吾闽数十万户商民，必与上海、宁波、澳门一律办理，于国计民生政体均所未安，此又何说以处之？况中原滨海各省，不一而足，倘该夷援福州之例，于山东索登州马头，于直隶索天津马头，于辽东索锦州马头，则概将惟命是听乎？况外番如英夷者，亦不一而足，倘各外番并援英夷之例，亦于滨海各省请分设马头，则又将惟命是听乎？且福州省城外距五虎门大海尚有百十里之遥，苏州省城外距常熟海口不过百里，浙江省城外距龛、赭海门亦不过百里，广州省城则外距澳门不过数十里，若皆以海道可通之故，各援福州之例，并请于各省会分设马头，又何词以拒之？
且执事亦知该夷所以必住福州之故乎？该夷所必需者，中国之茶叶，而崇安所产，尤该夷所醉心。既得福州，则可以渐达崇安。此间早传该夷有欲买武夷山之说，诚非无因。若果福州已设马头，则延建一带必至往来无忌。某记得道光乙未年春夏之交，该夷曾有两大船停泊台江，别驾一小船，由洪山桥直上水口。时郑梦白方伯以乞假卸事回籍，在竹崎江中与之相遇，令所过塘汛各兵开炮击回。则彼时已有到崇安相度茶山之意，其垂涎于武夷可知。此时该夷气焰视十年前更甚，得陇望蜀，人之常情，况犬羊之无厌乎！此局果成，其弊将有不可殚述者，愿执事合在城文武各官，及在籍老成绅士，从长计议，极力陈奏，必可上邀俞旨，下洽舆情，使芟夷知中国不可以非理妄干，自当帖然听命。甚不愿后日以卢龙之责，归咎于当时之大吏及士大夫也。敢拜下风，伏惟垂鉴，幸甚。
按是时吾闽怡悦亭督部方巡台湾，远在海外，省中事务，统归次白抚部主持。余在江苏藩任时，次白为太湖同知，曾以浚河便民荐举，加知府衔。次年复以计典卓荐，擢守徐州，洊至开府，以余为举主，执弟子礼颇恭，故余不惮倾倒言之。次白虽不以为忤，而迄不能见诸施行。顷闻芟夷竟相挈入省城，与大小官吏相通谒，且占住乌石山上之积翠寺，设牙旗鼓角，民间惊扰，官吏不知所为。至是始追咎于始谋之不臧，而不幸余言之中也，悔何及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