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德洪（公元1496——1574年），初名宽，字洪甫，号绪山，时称绪山先生，浙江余姚人。王阳明之大弟子，为王门“授业师”之一。在入京殿试途中，闻阳明先生病逝，即不试而奔丧。三年后中进士，官至刑部郎中，后在野三十年中以教授为生。他待子弟严而有礼，教学上因势利导，不时警诫，有“教授师”之称、见《明儒学案》卷十一。
[原文]
德洪曰：昔南元善刻《传习录》于越，凡二册。下册摘录先师手书，凡八篇。其答徐成之二书，吾师自谓“天下是朱非陆，论定既久，一旦反之为难”。二书姑为调停两可之说，使人自思得之。故元善录为下册之首者，意亦以是欤！今朱、陆之辨明于天下久矣。洪刻先师《文录》，置二书于外集者，示未全也，故今不复录。其余指知行之本体，莫详于答人论学与答周道通、陆清伯、欧阳崇一四书。而谓格物为学者用力日可见之地，莫详于答罗整庵一书。平生冒天下之非诋推陷，万死一生，遑遑然不忘讲学。惟恐吾人不闻斯道，流于功利机智以日堕于夷狄禽兽而不觉。其一体同物之心， 终身，至于毙而后已。此孔孟以来贤圣苦心，虽门人子弟未足以慰其情也。是情也，莫见于答聂文蔚之第一书。此皆仍元善所录之旧。而揭“必有事焉”即“致良知”功夫，明白简切，使人言下即得入手，此又莫详于答文蔚之第二书，故增录之。元善当时汹汹，乃能以身明斯道，卒至遭奸被斥，油油然惟以此生得闻斯学为庆，而绝无有纤芥愤郁不平之气。斯录之刻，人见其有功于同志甚大，而不知其处时之甚艰也。今所去取，裁之时义则然，非忍有所加损于其间也。
[译文]
过去，南元善在浙江绍兴刻印《传录习》分为上、下两册。下册收录了先生的八封书信。其中在《答徐成之》两封信中，先生说：“赞成朱熹的观点，排斥陆九渊的观点，长期以来已成定论，想要改变，十分困难。”这两封信就是为了调解朱陆之争，使人们通过自己的思考而明白这一点。因此，南元善将这两封信放在下册的开头，用意非常好。今天，世人已明白朱陆之辨的内涵。我刻印先生的《文录》时，把两封信置于《外集》中，主要是有些观点还不够完善，因此，现不作收录。关于其他知行本体方在的论述，在《答人论学》、《答周道通书》、《答陆清伯书》、《答欧阳崇一》等四封信最为详尽。在《答罗整庵书》中，明确道出了格物应是学者平常所做的工夫。先生平生面对世人的诽谤和诋毁，在万死一生的逆境中始终不忘讲学。他老人家深忧我们这些弟子不了解圣学而被功利和技巧所迷惑，以至毫无知觉地沦为禽兽夷狄。先生终生兢兢业业地追求与天地万物溶为一体的境界，直至死而后已。这种孔孟以来圣贤所独有的良苦用心，并不因学生和亲人的劝慰而有丝毫的减轻。以上所述先生的情怀，在《答聂文蔚》的第一封信中作了详细的表露。这几封信，均按南元善原本刊刻而收录。先生在《答聂文蔚》的第二封信中，详尽地揭示了‘必有事焉’即为‘致良知’的功夫，论述明白简洁，使人很容易找到工夫的下手处，所以也增录进来。南元善当时的处境极其艰难，仍以讲授阳明学说为己任，最终遭受奸臣排挤。但他仍然认为，他接受阳明学说是一生最大的幸事。因而，他没有分毫的忧愤和悔恨。人们都知道，南元善刊刻的《传习录》，对于有志于学的朋友帮助很大，但不知他其时处境的艰难。我的去取是依据今天的需要，并不是对南元善所刻的《传习录》旧本有什么不满。
[评析]
这篇序为阳明先生的学生钱德洪所作。 钱德洪 （公元1496——1575）：字洪甫，号绪山。浙江余姚人。进士，官至刑部郎中。 序中对《传习录》的编排、刻印等有关问题作了些说明，这对我们今天了解这本书有一定的参考作用。其中有关对先生思想观点的概述，对本卷的内容作了一个简要提示，为我们提示了一条理解《传习录》的思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