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人研究心学者，使要说静时无心。居仁问之：“设若无心，亦 须有理。”彼又应曰：“静无而动有，彼信以为静时真无心与理矣。”夫天命之性，与生俱生，不可须臾离。故静而未有事接之时，则此心未动，此理未发，然此时此心寂然在内。此理全具於中，故戒谨惟以存养之。若真无新与理，又戒惟做甚，又存养个甚。必有物在内，故须主敬，须存养。故程子以为静中有物，静中虽无知觉，亦有知觉在。看未发以前气象，此又非也。静中虽无所知觉，亦有直觉在。又有因程子说：“静中有物，遂要察见本体。”看未发以前气象，此又非也。静中只 有个操存涵养。和当有看件察见或问周子：“言静无而动有何也？”故朱子解之曰：“静非无也，以未形而谓之无。”
今人言心，便要求察而见其心之体，则内裹自相扰乱，反无主矣。然则古人言提撕唤醒非舆，曰：“才提撕唤醒，则心惕燃尽而在，非察见之谓也。”
人心万理咸备，无所不有，只要修省得到。理无形而具於心，心具是理而无迹，故可谓之虚，不可谓之空，空则无矣。心不虚，不能涵具众理，所以心体本虚也。
心与理本矣，心虽虚，理则实。心中无他物，只有此理全具在内。所以为是心者，理也。所以具是理者，心也，故理是处心即安，心存此理即在，非但在己如此，在人亦然。所行合理，人亦感化归服，非但在人如此，在物亦然。苟所行合理，庶物亦各得其所。先儒言人之为学，心与理而已。三代之治，顺理者也，心与理本不相离，逐物欲则离矣，异端则离矣。圣人则心与理一也，贤者合於一也。
离内外，判心迹，此二本也，盖心具众理。众理悉具於心，心与理一也。故天下事物之理虽在外，统之在吾一心。应事接物之迹虽在外，实吾心之所发见，故圣人以一心之理，应天下之事内外一致，心迹无二。异端虚无空寂，此理先绝于内，以何者而应天下之事哉。由其专事乎内，而遗其外，不考诸迹，而专求诸心。厌齐事物之理，专欲本心之虚灵，是分内外心迹为二本矣。愚当思之，内外心迹，终二他不得。空则内外俱空，实则内外俱实，有则内外皆有，无则内外皆无，是则心迹皆是，非则心迹皆非，正则心迹皆正，邪则心迹皆邪，固未当二也。
吾儒则心与理为一，故心存则理明，心放则理昏。释氏则心与理二，故心虽存亦无理。儒者用戒谨恐惟而心存，是敬以直内。万理俱在，而遇事尤加敬慎，故心与理不离。释氏则屏绝思虑事理，使不扰吾心。以为家存惟无事时如此做得，事来以扰便乱了。他心存时巳与理离而为二，因心与理二。故一动便乱或谓释氏有体无用，予以为正是他无体，故无用。
理与气不相离，心与理不二，心存则气清，气清则理益明，理明气清，则心益泰然矣。故心与气须养，理须穷不可偏废，或曰：“修养家之养气同否？”曰：“修养家所养，乃一身之私气，私则邪矣。”恶人气亦盛何也，恶人乃 恶浊X暴之气，血气之私也，二而一也，正则俱正，邪则俱邪。为欲物所胜者，皆是心不能做主也，处事不得其宜者，亦是心失其职也，此涵养省察之功当尽也。心具众理所患者，纷乱放逸惰慢，故须主敬，主一无适，所以整其纷乱放逸，整齐严肃所以救其惰慢，此涵养本原与穷索义理，实交相涉。盖人心只有许多义理，更无别物，涵养既至，则天理自明，穷理既精，本心愈安也。
心精明是敬之效，才主一则精明，二三则混乱矣。
心在重处发热，熟处难忘。若利禄重，则心在利禄上发。功业重，则心在功业上发。那边熟，心只从放那边，是恋着旧习也。若非勇猛奋发，择善固执，改革旧习。难欲勉强操持，心未易收，尝谓学专为己。心自少至外驰，更加主敬，其有不存者乎。
心有主，虽在闹中亦静。故程子以为金革百万。与饮水曲肱一也，然必知之深。养之，心方不动。
心有存主，即能宰制万物。孟子求放心，是本原工夫。释氏置心于无用之地，曷尝有主。
满腔子是恻隐之心，则满身都是心也。如刺着便痛，非心而何。然知痛是人心，恻隐是道心。
无事时不教心空，有事时不教心乱。
心无主宰，静夜不是工夫，动也不是工夫。静而无主，不是空了天性，便是昏了天性。此大本所以不立也。放心是逐物于外，惕然警惧。则卽此而在矣，是知戒谨恐惧，乃存心之要也。
用心不可太过，过则生疾。心为神明之舍，过苦则神枯。惟主一无适，优游涵，自然义理畅明。
容庄则心正。
未有外貌不庄心能一者。
人庄敬礼卽在，不然则昏乱无本。
敬是庄严畏谨之意。程子说主一，是直截在心地上做工夫。
言者心之声，事者心之迹。心正时言必不，事亦顺理。
人心公，便与天同里，才私便与天地万物暌隔。释氏以自私之心，强包括天地万物，故背逆天地，绝灭人物。
吾儒是随事尽理，以存其心。所谓敬者，只是专一谨慎，无事时心专一在此，不敢怠惰。有事时心亦专一在此事上，不敢怠惰。所以无事时心湛然在内，。有事时卽是这箇心去应察处置。所以动静表裹本末共此心，只是箇专一畏敬。佛氏只是硬把捉系缚得住，有事时便乱了。观鼻端是取至近一物，以羁系其心，使动不得，鸣呼。心至灵至贵，为万事主宰。而受制系于一物，可哀也。朱子曰，孟子说存其心，虽是紧切，却添事。不如孔子只说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立定规矩，与学者守，使之心自存。
今之学道者，多入异教，是他做存心工夫上差了。程朱辟异端甚详。今被他反引其言入异教去，因此风已盛。鼓惑后学，陷溺人心，世道必愈衰。岂天意如此，奈何奈何。
释氏要无心，终无不得。故在空中见一箇假物事，以为识心见性，以为不生不灭。其实未尝识心，未尝见性也。
天理有善而无恶，恶是过与不及上生出来。人性有善而无恶，恶是气禀物欲上生出来。
五性感动而善恶分，万事出矣。性如水之源，动感是水之流也。如源本淸流出来便有淸浊，淸者是不为沙尘所溷，浊者为所溷也。用力之道，当濬其源，澂其流。
理无不善，所以发而为隂阳五行。以生人物者，气也。其交感错综，益参差不齐。而淸浊偏正，于是为分。而贤愚善恶出矣，虽有贤愚善恶之分，然本然之善。未尝不存乎其中。但贤者因其气之淸，而能明其理。有其善，愚者因其气之浊，以蔽其理，而失其善，流于恶矣。故孟子言性善，是就所生所禀之理而言。孔子言性相近，指气禀而言。韩退之言性有三品，是专就气禀而言。程子言善固性也，恶亦不可不谓之性，是兼理与气禀而言。如淸者为水，而浊者亦为水。盖水之源本淸，流出去便有淸有浊。理之源本善，禀于人便有善有恶，故论性至周程张朱始备。若荀子言性恶，扬子性善恶混，失之远矣。
荀子只性恶一句，诸事坏了。是源头已错，末流无一是处。故其以礼仪教化，为圣人所造作伪为。以矫人之性，而化人之恶。殊不知天高地下，万物散殊，而礼制行矣。此皆吾性中所具之礼。圣人因而品节制作之，礼义教化既成，又足以正其情。养其性，节其欲，成其德，此足见礼乐教化。自吾性中出，圣人因而成之，则性无善无疑矣。孟子言性善，在本源上见得，是故百事皆是。荀子在本源上见错，故百事皆错。
荀子不知性之为理，只在情欲上看，故曰性恶。逐以礼义教化刑政，皆圣人伪为，其罪大矣。盖礼义教化政刑，皆天理之当然。人性之固有，圣人因而裁制之。惟伊川程子言性卽理也，真实精切，发明孟子性善最尽。朱子又曰，性者人心所禀之天理，则又曲而详矣。
朱子曰，未感物时若无主宰，则亦不能安其静，只此便自昏了天性不待外物之引，然后差也。李延平曰，人固有无所喜怒哀乐之时，然谓之未发在，则不可言无主也。
定性无内外，无将迎明道不惟所见端的。又工夫完纯，非去圣不远。不能如此，尝验之。无内外工夫犹可能，无将迎非心性已定，无一毫牵引之私，不能也。
虽昏乱之世，公论犹存。此见人性之善处，此见秉彜之不可泯处。
善乃人性之固有，人之所当为。故张南轩曰，为己者，无所为而然者也。董子曰，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此南轩董子心术之正也。不然，是以私意为，固已与道离矣。
韩子以博爱为仁，虽不是，犹胜以觉言仁者。故朱子训心之德，爱之理。又曰，仁者本心之全德。中庸曰，仁者人也。朱子曰，人指人身而言，具此生理，自然便有恻隐慈爱之意。孟子曰，仁人心也。程子曰，心如縠种，仁则其生之性。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朱子曰，天地以生物为心，而所生之物，因各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为心，故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合此数说而体验之，仁可得矣。
仁则天理浑然，万物皆生意。
人心若仁，则万物皆在吾生育之中。
本心之生理便是仁，不仁戕其心生理也。
涵养得本心热，到淸明和畅处，仁可得矣。
心如榖种，仁则其生之性。古今说仁字，惟此最亲切。
医书以手足风顽为不仁，程子善之。盖人而不仁，私意蔽隔，天理不能贯通。天地万物，漠然与己无干。如风顽之人，手足疾痛，不相管摄也。
程子说鸡雏可以观仁，切脉可以观仁，是无时无处不体验。鸡雏是生意醇粹处，切脉是生理贯通处。程子用心熟方见。
天地人物，分虽不同，同此一理。形虽不同，同此一气。故圣人所以真实恳恻，以仁民爱物，乃其心之自然，非强而为之也。其所以民安物阜，而上下与天地同流者，亦其效之自然，非有一毫增益于性分之外也。民之所以仰瞻感化者，亦其心之自然而不容遏，非有强也。所以然者，理一气一故也。
欲生于气，是气为主而灭乎理，须使理为主而气顺焉。
人之知识才能本于性，然亦不能不蔽于气，故心与气皆当养之以复初。不可自怒，盖怒者求仁之方，施于人之事也。若施于己则自治不严，偷惰苟简，进修必倦，改过必不勇矣。为善最乐，即是心广体胖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