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言明德新民，明德自明其德也。新民推以及民，使之自新也。故曰先知觉后知。自老子有愚民之说。秦愚黔首，后世一向只是欲愚其民，无有能新其民者。
圣人新民，是欲使民明其德。至老氏愚其民，欲昏其德也。盖恐其智巧奸伪而难治，至秦愚黔首，是欲其蠢然无知，以听从于己，可以肆其暴。今之暴虐不仁者，皆欲愚其民。
义理贯通后，此心便有定主，不可惑乱，故曰知止而后有定。
理在物上，故须格物，方穷得理。释氏遗物，是系空求理，故只见差去。
致知在格物，从事物上穷究，其理便实。若只管思索想象，便是思而不学则殆。
人多因不知而败事，故大学先致知。知至而不能处事者鲜矣。
或问存义在致知先。在致知之后。曰：未知之前非存义，则心昏乱。义理之本源已丧，何以能致知。既知之后非存义，则亦放逸偷惰。天理随失，何以保其知，先儒言未知之前，非敬无以知。既知之后，非敬无以守。又曰：敬者之所以成始成终者也。又问存义属知属行。曰：存义乃知之本，行之事，此未行之行也。
心本有知，因气禀物欲，昏蔽其良知，故须致知。
顾堤天之明命，是事事不远天理，颜子非礼勿视听言动，孟子必有事焉，是此等工夫。
顾堤天之明命，是操存省察，要事事尽理，使天赋之理，不至昏失，岂目常看见光光明明乎，然则参前倚衡是何物，曰：此指忠信笃敬而言，是人做工夫处，常不离乎忠信笃敬，则此心常存，天之明命，无不在矣。
自新为新民之本，未有自新而不能新民者，亦未有不自新而能新民者。
半上落下人难做，办夹界事难做，故君子无所不用其极。
为治须要有本末，德具於己，人自感化，此本也修政立事，处置得宜，末也，本正则末易施，末修则本益厚，然末出於本非两事也。
晓得道理，怕人不实去做，故大学致知后便要诚意，要做不做，此是意不诚，是自欺处。
意者心有专之谓，大学解以为心之所发，恐未然，盖心之发情也，惟朱子训蒙诗言意乃情专所生时为近。
穷理后便有才，诚意后便有德。
心广体胖，诚意之效，是天理实有诸中也。
宰相以不蔽贤不忌功为贤，故曰其心休修焉。
在心无一不尽，是忠，发出在事上无不实，便是信。利极害亦至，故石祟灭身亡家。
私於己者，必害於己，与众同利者莫大焉。
古者义利只是一体事，义所以为利。利即义之所以为也。故曰以义为利，又曰、利者义之和也。又曰、利物足以和义。盖以义制事，自然顺利修於己也。心广体胖，推於人也，民安物阜，利孰大焉，如公刘迁邠，文王治岐，上下莫不殷富。曾子曰，生财有大道。孟子亦曰，善政得民财盖分田制井，恭俭节用，自然上下豊足，皆以义为利。亦非将义去求利只是义则无不利也。以家言之，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义妇顺，利孰大焉。
自小学大学之教不行，高者入空虚，卑者入功利。
自大学格物致知之教不行，学者所见浅陋。
小学是做敬的事，敬是大学骨子，若无敌，一部大学做不成。
在天曰命，在人曰性，在物曰理，在五常为道。其实非有二也。然道义有通乎天地人而言。故曰天道地道人道。
只是这个道理，更有甚事。圣贤随其所指，分别出来，贯通后万物只一理。以其流行不息，赋与万物者，谓之命。万物各有禀受，而此理无不全具，谓之性。性中生意粹然，为断善之长，谓之仁。裁度断制，处得其宜乃性之义，仪章品节，天秩灿然不乱，乃性中之礼。分别是非，条理分明，乃性中之智。实有此理，元无虚假，谓之信。见於日用，各有所当行者，谓之道。通天地人物，莫不各有当然之理，总谓之道。其所以阖阖天地，终始万物，无穷无尽，谓之太极。无非是这道理。
道一也，所指不同。孔子曰，一阴一阳之谓道。邵子以道为天地之本，又以道为太极。朱子曰，元亨利贞，天道之常。子思曰，率性之谓道，然道即理也。一阴一阳之谓道，形而上者谓之道，是指此理见於人身日用也。元亨利贞，是指天理之流行而言也。
工夫本原，只在主敬存心上，致知力行，皆靠住这里做去。道理本原，只在天命之谓性上。万事万物之理，皆在此处流出。
语类云，忠是就臣所不足处言之，此记者之误，盖忠是臣职，当为性分固有，若因其不足，而圣人设此以救之，则是圣人作意安排，非率性之谓矣。
战战兢兢，是不敢有些子放肆，戒谨恐惧，是不敢有些子惰慢。
人常戒谨恐惧，则物欲自来不得，所以存天理之本然在。
古人无时无处不用力，无事之时，必戒谨恐惧。有事之时，必精察其是非。
未发之时事物之理已具但未发耳，此时不容求索，只敬以自持。事物既接，思虑一动，则便是已发，便当省察。然其已发之理，便是未发时的理，体用本来实一贯。
涵养得这道理熟，发变中节。
人之学易差，罗仲素李延平教学者静坐中看喜怒哀乐未发以前气象，此便差却。既是未发，如何看得，只存养便是。息吕与叔苏季明求中於喜怒哀乐未发之前，程子非之，朱子以为即已发之际，而识其未发之前者则可。愚谓若求未发之中，看未气象，则动静乖远，反致理势危急，无从容涵养意味。故古人於静时只下个操存涵养字，便是静中工夫。思索省察，是动上工夫，然动静二端，时节界限甚明，工夫所施，各有所当，不可乖乱混杂。所谓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今世又有一等学问，言静中不可著个操字。若操时又不是静，以何思何虑为主，悉屏思虑，以为静中工夫。只是如此，所以流于老佛。不知操字是持守之意，即静时敬也。若无个操字，是中无主，悠悠茫茫，无所归著。若不外驰，定入空无。此学所以易差也。
道理本全具，未发时敬以养之。莫令有偏也。已发时敬以察之。莫令有差，内外动静，交致其功。
黄勉齋言性虽为气质所杂，然其未发也。此心甚然，物欲不生，气虽偏而有理自正，以释子思未发之中。又引朱子未发之前，气不用事为证。窃恐误也，夫偏浊之人。未发之前，已失其中，故已发不能和，故子思教人致中和。先儒以存养为致中。省察为致和。不善之人，亦有静时，然那时物欲固未动，然气已昏，心已偏倚，理已塞，本体已亏。故做未发以前工夫，须是主敬。子思言戒谨恐惧。程子言庄整齐肃。朱子言端庄静一。
天人各尽其分，而理则自相贯通。至天地位，万物育，人又做著天，三才备而交相为功也。
今人学不会到贯通处，却言天地万物，本吾一体。略窥见本原，就将横竖放胷中，再不去下格物工夫，此皆是助长。反与理二，不若只居敬穷理，尽得吾之当为，则天地万物之理即在此，盖此理本无二。若将天地万物之理，怀放胷中，则是安排想像，愈不能与道为一。如释氏行住坐卧，无不在道。愈与道离也，中庸可以尽易之理。
易是君子而时中之道。
随时不是随俗，今人错认以随俗为随时。古人皆因那时节，便做那时事，无不当其可。如尧舜当那时便揖让，汤武当那时便征伐，孔子当周末，又传道垂训，皆随时非随俗也。
泥古则阔于事情，徇俗则偏于苟简，二者皆非天理时中。
程子体道最切。如说鸢飞鱼躍，是见得天地之间，无非此理发见充塞。若只将此意思想像，收放胷中，以为无适而非道，则流于狂妄，反与道二矣。故引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则吾心常存。不容想像安排，而道理流行无间矣，故同以活泼泼地言之。以见天地人物之理，本相流通。但吾不可以私意挠之也。
夫妇人伦之首，王教之端，人事之至切近者，君子之修身齐家，造端乎此。故孔子录时。录正风于始，所以劝也。又录变风于终，所以戒也。
存诸中莫若忠，施于人莫若恕，忠是尽己之事，为万事之根，天命之性。即此而存，天下之大本，即此而立。恕是推己之事，揩磨物欲，消除私吝，使天理流通。物我俱得其所也，先儒言无忠做不得恕，是先有体而后有用也。
只正己而已，人之从达用舍，皆不可必苟以人之从达用舍为累，则失其所守必矣。
谢显道言鬼神道有便有，道无便无。世间无这个活弄的道理，有道无不得，无道有不得。
尸居龙见，渊默雷声，此诚不可掩处，王道之本与。
邵子曰：思虑未起，鬼神莫知，蓋思虑未起。乃寂然不动，万理咸备之时。然此时未有所感，鬼神安能知之。思虑既发，气便感，理便通，近而旦夕，远而千万岁，一思即在。近而目前，远而千万里，一思即到。心神感通之妙如此，鬼神安得不知。鬼神虽知，人尚未知。盖人之知识，虽无不通。其接物必由乎耳目，事迹未著，见闻无所施也，人之所接以形，鬼神所感以气。人则即其已形，而知其未形。鬼神则自其未形，通乎已形，幽明不同，其理则一也。
为政虽使民各得其所，物各遂其生，方尽为政之道。然其本在于得贤才而用之，取人以身。故修身又为得贤之本，未有身不修而能任贤才者。
只从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上求道，便是真实底道理。学至于诚身，便有获乎上之理，只在所遇如何。
诚字大，天理之实，人心之实，人事之实，皆在其中。忠信则专指乎人而言，所以存乎天理之实，故孔门以此为学之本。
此理贯彻古今，无有穷尽。在天为天道，在人为人道，在物为物理。学者惟当随事即物，以明其理，致其知。守于己而勿失，谓之忠。推于事而曲当，谓之恕。
思其所当思，则心亦不放。若不当思而思之，则此心牵缠扰乱。乃所谓放心，当思虑乱时，惕然自省，即自整顿。而壮严自持，则心自湛然在内。
致曲是事事要必推行到极处。既到极处，则诚立矣，诚立则不可掩，故形著动变，自不能已，成己者必能成物，自治者必能治人。
先儒言合内外之道。又曰表里交正，曰内外交养，曰本末相资，曰体用一源，显微无间。曰动静相涵，曰敬义夹持，此等处最宜理会，此处见得破。则知所用力，知所用力，则功利无所诱，异端不能惑矣。
天人之理虽一，天人之分则殊。故天做天底，人做人底，各尽其分。而吾之理则天之理也。故维天之命，于穆不已。乾道变化，各正性命，是天做天底。圣人之心，纯亦不已，应酬事物，各得其所，是人做人底。夫人即那天命不已，乾道变化中来底，吾之性即是那各正性命底。故天命之性，尽在于我，无毫发少欠。若存得吾心，养得吾性，则天命全体。浑具于中，发而应事，各得有所。则吾身天道，亦流行而无间矣。盖天许多道理，我尽有之，但尽得吾身之理，则天道亦尽。今不来吾身做工夫，只去思想天道，愈见二了，岂能合天人之理乎。故程子曰：天人本一，言合天人，已滕著一个合字。
圣人心不离乎理，理不离乎心，所以纯亦不已。大贤以下，必操存省察，乃能不离乎理。苟不操存，不省察，则与理达矣。或问圣人心与理一，不用操，不用省乎。曰：圣人固不待操而存。省而知，然亦无不操，无不省。但圣人心无放逸。人不见其操，诚明彻照。人不见其省，所以神妙不测也。曰：异端亦曰不操而存。又曰：无适而非道，何也。曰：异端不事其操，只要心空无物，既空而无，则不用操矣。异端未尝见道，只想像个道无不在，以为无适而非道。故猖狂妄行，常与道离也。
天地发育万物，是此理之流行。圣人应万事，是此理之发用。学者当随事省察，处之以理，可渐到圣人地位只要熟也。
人之才气大者多疏，密者又琐细，致广大又尽精微，方是圣贤之学。
儒者存此心以应物，心存则处事当理，事得其理，则心益存。所谓内外一致，心迹不分。佛氏只去把持一个心，不去应事，是绝了心之理。当事物之来，不得已而应之。又要把持照看此心在腔子里，是一边外而应事，一边内里持心，应得外面事，不曾存得内里心。存得内里心，又不曾应得外面事，此其所以内外判隔，颠倒猖狂，戒谨恐惧小心翼翼工夫无所用。一任狂妄高大，凌空驾虚，而得罪于圣人也。昔王介甫言以高明处己，以中庸待人，便是内外心迹，判为二事。处己待人，分为二理。殊不知所谓高明者，是不为物欲所累，不沦没其本心。中庸是事得其理，无过不及也，高明所以为中庸，中庸即高明之所为岂中庸之外，别有一个高明，将来处已。高明之外，别有一个中庸，将去待人。诗言明哲保身，不是趋利避害，以保其身。若趋利避害以保身，非老佛庄列，则是奸计小人。圣贤道理极明，许多事业，都在圣贤身上，其出来必兴天下俱安。道不可行，事几亦先见，若不识事几，走出，犯难身亡，俱无所益。
智计之人，多不能保其身者，其智易穷也。何以易穷？以非天地间正理也。明哲保身，是正理，非智计也。不愧屋漏，虽无一事，然万理森然，已具于其中，此是体也，但未发耳。老佛以为空无，则本体已绝矣。今人只言老佛有体无用，吾谓正是其体先绝于内，故无用于外也。不愧屋漏便能到得不赏而民劝，不怒而民威于鈇鉞，笃恭而天下平。
敬只是一个敬，又曰笃敬。恭只是一个恭，又曰笃恭。是笃实做得有力，不走作也。君子笃恭而天下平，君子修其身而天下治。省多少心机，省多少计较，伯者费多少智计，只补得些罅漏。奏格无言，时靡有争。是故君子不赏而民劝不怒而民威于鈇鉞，不先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笃恭而天下平，易曰盥而不荐，有孚顒若，下观而化，知此则知无为而天下治，霸者之功诚小，区区才智不足道。
感应者为治之本，所以能感应者，理也，无声无臭也，即所谓一本也。故曰声色之于以化民末也，善为治者，修身以化之，明善以教之，立政以正之，制刑以一之。感化之机，虽在无声无臭处，然政刑礼乐既具，教化愈行。
学而时习之，先要学得真，方可时习。时习则无间断，而所学矣。
程子以尽性至命，必本于孝弟，盖孝弟是性命中事，至亲至切而要者。此处能精察而力行之，则性命不外是矣，穷神知化，由通于礼乐，礼乐神化只一理，礼乐乃人事显著者。然其中精微曲折，察而知之，神化可契而知之。
敬只是常常不敢放肆，事事不敢轻为。
忠信则不难人伪，所以为学之本，须要理会忠信是何事。
忠信与诚一也，但忠信指人而言，诚则合人与理言之。
主忠信便是实行，知识有余，而实行不足，无以有诸已。
天理至实，故忠信便存于天理。
人有过贵于能悔，悔而不改，徒悔而已，于何益。改过最难，须著实做得操存省察工夫，使吾身心谨密。
放僻之心不生，则大本坚固过失随觉而不行也，若欲防患于豫，须以敬为主，不使须臾慢忽，又常观书求义，浸灌此心悦怿，使过失不萌，更妙。
人作差了事，须省察悔悟以速改之，不可因循含糊。若能省察悔悟以改之，则后事尚可少过，若不悔改，则终身学不长，而过失愈多矣。
先王因天理人情而制礼，而礼之行，又足以正人情，善风俗，兴教化，盖礼乐之体用，即圣人之体用。圣人之体用，即天理之体用。
吴草庐言三十年前好用功，阻学者进路，居仁三十后工夫方亲切，张横渠三十后才遇二程，孔子言三人有才气者，老而不见用，皆汨没萎弱，不及少年，此无学问充养之功，圣实则老而经历事多，阅理益精，操养益熟，故孔子示人以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耳顺，非若后人聪明才气之士，老不及少也。吴草庐言三十年前好用功，亦说杀了，惟孔子之言可为万世法。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是要一边学，一边思，习而察行而著也。
圣贤待异端极严眞如待，贼相似，孔子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孟子曰：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程子曰：佛氏之言，比之杨墨，尤为近理。故其害为尤甚，学者当如淫声美色以远之。盖异端害道，如莠之乱苗，其害大而深，功利害道，如众草乱苗，其害小而浅。
心不安处，便不可行，故论语多见阙殆，愼行其余则寡悔。
能处贫贱者，必能处富贵。
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以至贵贱贤愚，皆有一定之分，乃天理之当然。故曰天叙天秩，有一毫不尽处。
便是不曾尽得天分，有一毫背戾处，便是逆天，至于死生亦天分也，不安于死者，亦是不安天分。故曰没吾宁也。当贫贱而贫贱，亦天分也，故曰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人不可徇偏好，执已见，义之与比。
曾子当初做工夫全备，一底工夫也到，贯底工夫也到，但未悟耳，一是大本曾子平日战战兢兢，尽其忠诚，便是李大本处，贯是达道，随事穷理，礼记曾子问篇精微曲尽，便是体用上理会，但未知得体用是以原，故孔子一唤即悟。
仁是天地之生理，具于人心者，故先儒以为本心之全德，盖兼四德而为万善之长，而统乎万善者也。故孔门之教，专在求仁之全体，故颜子三月不达，其余则日月至焉。日月至焉，亦是到那境界，只是不久也。
明睿所照，作天下事甚容易，推测而知便难。
非与道为一，不能乐，故曰知之者不如好知者，好之者不如乐知者。程子曰：非乐不足以语君子。有期待计功之心，皆是私心，即害于仁。故孔子曰：仁者先难而后获。孟子曰：必有事焉而勿正。董子曰：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程子曰：以敬直内，便不直。
学计功，所学难是，亦私心，私心害仁，故先你那后获，先事后得为仁。仁者至公而无私，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先难后获，上义下利，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皆无一毫私意。智者难见得真，识得到，未免起些计度，故曰利仁。
义理强穷索，便有滞碍，须涵泳体验，默识而心通之。
有理而后有气，有是理必有是气，有是气必有是理，二之则不是。然气有尽而理无穷，理无穷则气亦生生不息。故天地之阖辟，万物之始终，寒暑之消长，知道者默而识之。
今之贤者，只任他天资见识作事，闲有窥测些天理来用，只是所见浅，终不济事，此由于学不讲故也。
理气不相离，兵以义起，则人心自奋，气自壮。虽不可全用诡计，亦须计出万全。故曰临事而惧，好谋而成。
周子令程子寻仲尼颜子乐处，所乐何事。要求见仲尼颜子人欲净尽天理浑然处，故有此乐。朱子恐八只去望空寻乐，不知天理之实，必流于异端，故又教以从事博文约礼之诲，以至欲罢不能，而竭其才。今人不去此处做工夫，妄去自己身上寻乐，故猖狂不实，自号寻乐子者有之。
今人多谈怪异，以为有者，必流于神怪，以为无者，只是硬见，终不足以解时人之疑，故孔子不语怪以此。盖天地之闲，所以为造化者，阴阳五行之气而已。其交错变化，有正邪常变易险明暗之不齐，正而常易而明者，理之正。人所共知共由，故不以为怪。邪变险暗，世不常有，非理之正，人之惊异，故以为怪。然圣人教人，只在正理上穷究。正理既明，不正者可照见，纵未能照，亦不可先去穷他，只守吾正理而已，邪终不能胜正。今仙家及巫师做把戏者，皆有邪道，但君子所不当知也。
内有所得，不藉于外，故富贵贫贱，皆不足以动其心。以为君子不欲富贵，则逆人情，只是以义为主。
学者于义理见得分明，则贫贱富贵挠不得。
容貌辞气上做工夫，便是实学，谨独是要。
躬行虽难，然当勉，若不躬行，则无以有诸已。言为空言，知为空知，何学为哉？
古之君子，世无道则隐，一则道不可行，二则亦所以免祸。
人之作事，只尽个当然之道，有意必固我，便是私意。只循其当然之理，则意必固我之私可脱，脱则无累矣。
穷理不周遍，则不能约要，故先博而后约。博是零碎处，约是总会处，穷理而至融会贯通，则约矣。后世有博学之士，不能造约，何也？此是博杂之学，非真能穷理，不足贵也。
近日学者便要寻滋味快活，此皆是未学行。先学走，如何不猖狂跌倒？只当去教他穷理力行，见理明，力行正，自有滋味，自能快活。孔子教人去博文，便是人滋味处。教人约人，便是入快活处，但当先难后获。
博文所以明诸心，约礼所以有诸已。
性情须要养，饮酒过醉，亦坏性情。
井泉出而不竭，是气生生贯通而不穷也。理不离乎气，即此可睹，理之不穷，川上之叹以此。
见义理不怕见得钝，只怕见得浅，虽见得快，若不精深，亦不济事。故曰参也竟以鲁得之，是理会得事理彻，守得牢固。
克己又言复礼，是从实事上执持。使入规矩法度，而天理在我，非如异端既得之后，空虚无据也。
此心本与天地万物同体，但为私意所蔽，则当致其克复。若欲以吾之胸次，包括宇宙，便成狂妄，流于异端。
颜子克己，只就非礼勿视听言动上做工夫。不言气质之偏，物我之私者，盖能如是，则气质之偏，物我之私，不待克之而自无矣。
论语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或问颜子克己复礼，于天下人何干，而天下皆归其仁。曰：“此正所以相干也。”物我一理，人己一性，盖缘皆自一本中来，故血脉相通，气类相应，自然而然。易曰：“天下何思何虑，天下归 殊而同涂，一致而百虑，鹤鸣子和，皆此意也。”如此则圣人为治之道可知，区区智计之私，自不容矣。
颜子四勿，涵养省察工夫都在裹。
孔子言敬，只说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戒谨恐惧，整齐严肃，主一无适，惺惺法，收敛身心，不容一物俱在内裹。圣人言语，如此周徧精切。
敬则心之体立，恕则心之用行，为仁之功，莫切于此。
古人作事，从本上作，所以简要。如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是甚简要。后人作事无本，受多少烦苦，费尽力，作事不得。
举尔所知，尔所不知，人其舍诸。圣人举事，动得其要，此简易之道。
治乱与亡，美恶邪正，诗备矣。学者读之，不知所以为政，何欤？此记诵词章之学，真不足谓之学也。
盗贼之生，皆因民无恒产，与教化不行而致。既游手无业，又无礼义以维持其心，至飢寒所逼，鲜不为盗，故孔子言庶富教。
世乱而守之节，固可羞。世治而无可行之道，尤可耻也。
齐桓晋文，皆以力假仁。然齐桓颇近正，晋文则全用武力智计。其勤王者反致凌逼，力战屈楚，不由仗义。然则桓公不能王，何也？曰：“桓之事虽正，意则私，只做得到此分际，非有圣贤之学，怎能成王业？”
订顽立心，便可语王道。物我之私既去，则天地之生意在我，推而行之，将无一物不得其所，不然，则虽一匡天下，不过出于智计之私，况祸败者乎？
为己只把做自己分内事，为其所当为，久之只见一个当然底道理，其余都不见矣。
学不为己，读万卷书，与己无干，为己则皆吾事也。
此道理见得明，便信得笃，存之熟，行之力，方有诸己。
有所为皆是私意，故张敬夫言为己者，无所为而为者也。朱子深取之。
论舜无为而治，一则德盛而民化，二则得贤才以任众职。自古为治之道，不出乎修德任贤，两事为要。
忠信笃敬，忠信于敬德最力，然持养处须用敬也。非忠信做敬不笃，笃敬处便是忠信。忠信笃敬，实孔门第一等工夫。非礼勿视听言动，也靠就这里做去，熟处便是仁。忠信笃敬，则随动随静，心自存，理自明。
义以制事者，义有刚毅果断之意，以之制事，则不牵于私意。孔子曰：见得思义，义利不两立，见利须思用义以裁制之，不然，则必牵于私，背于理矣。朱子曰：义如利刀相似，遇着事便劈。诗虽三百篇，然人情之协正，风俗之美恶，政事之得失，无不备见。学者欲择善而固执之，莫切于此。故孔子谓何莫学夫诗，程子谓学诗时使人长一格价。
心无二用，只要所趋正，穷理明，力行笃，则心无所放，而仁在其中矣。良知良能，本于天德之自然。须要样，不养则丧灭。故古人自幼便教之洒扫应对，孝弟恭敬。论语集注言忠信本也，又曰：五者以敬为本，又曰：恭其本欤，皆所以示人用力之方。学问根本，尽在于此。论语之书，涵育熏陶，是尧舜气象，孟子七篇，任道扩充，乃汤武气象也。
孟子天资本英明刚大，他又去集义养气上做工夫，所以才气愈刚大。
人之学先在持其志，志一则动气，如人昏困，是气昏也。若悚然自持，则志立而气自清，故持志在敬。盖严肃之地，昏惰不生，集义养气，亦由于此。
清明刚大之气，须要养，只是循天理不为物欲所屈，便是。
理不离乎气，气清明者理亦明，气浑浊者理亦昏。气刚大者，承载任荷得道理起，气弱小者，便承荷不得，气粗者虽能承载，反隔蔽了道理。故孟子集义养气，扩前圣所未发，程子每称之，天地间正气须养，养只要直，直只要有。
配义与道之气，方是浩然之气，是天地间正气。老佛所养，一身之私气。
必有事焉，此心便无他适，乃操存之要，穷理之本也。
事一差，心便愧，心一愧，气便馁，气一馁，道义便亏。此是一串事，只集义便无此病，必有事焉。是要无间断，勿忘勿助之间，是本心正处，天理天理妙处，人欲静处。
人苟能省察，使事事合理，则学大进矣，此既是集义。
必有事焉，是孟子最善做工夫处。人，人无所事，则心悠悠荡荡无归者，必至外驰。程子取以明持敬之道，其义尤精。孟子虽是说集义，亦以见敬为义之礼也。
程子以必有事焉为敬，是发明言外意，又可见敬是义之骨子，非敬无以集义。
必有事焉，即主一无适，故程子以为敬也。朱子以必有事焉为集义，因上文而言，敬在义中为本也。朱子是本文意，程子是言外意。
孟子知言养气只是个知与行，致知而至于知止，则知言矣。力行而至于仰不愧，府不作，则浩然之气自生。
言之披淫邪遁，原于心之蔽陷离穷，知言由外以知内，故心学不可不讲。欲心之正必明理，心与理元非二物。
孔子贤于尧舜，以事功言也。孟子功不在禹下，亦以事功言也。愚以为颜曾思孟子之功，贤于稷契皋夑，程朱之功，贤于伊吕孟子以后。若非程朱，则天下贸贸焉，人欲肆，天理灭，高者人于老佛。卑者趋于功利，生民之道息矣。
天地生人物，赖圣人为综理，然后能随其性，得其所。圣人理人物，又必赖礼乐政教之施，然后风化美，治功成，然则成天下之功者，圣人也。成圣人之功者，礼乐政教也。或曰：圣人不得位，礼乐政教不可行，如何？曰：此圣人之功，所以难成也，也不得已传述先王之典而修明之，以垂教于后世，使后世之欲修己而治人者，从此而学焉。故圣人代天而理物，礼乐政教代圣人而行事，经籍代圣人而传道，事虽不同，其功一也。故曰孔子贤于尧舜，孟子之功，不在禹下。
行王道者，自修上要工夫，到施为上便不费力。伯者虽不用自修工夫，然施为上最费力。盖天下人物，本同一理，我得此理，人自感化。我以此理处置他，自然顺而易，伯者自身本无此理。人不感化，假这道理去处事，去制伏他，用尽智计，方做得成，故王道简易，伯道崎岖学者所宜精择。
王道之外无坦途，仁义之外无功利。
王者是行其所无事，伯者是有所造为。
物我一理，人之善即己之善，舍己从人，有何不可。人为私意所蔽，故偏执己意，不能来天下之善。
孟子言性善，是指本原之理而言，程子兼清浊美恶，二者皆是也。论太极本然之理，以为生物之主，安有不善，论动静阴阳，错综交运，安得不由清浊美恶之殊。知孟子之说，则知吾性之本善，当求复乎此。而尧舜可为也，知程子之说，则知人不善者，乃气质之偏，当变恶为美，以致克复之功，其有功于圣门，有功于后学，非浅也。
孟子在本原上看，故以性为善，荀子在情欲上看，故以性为恶，韩子在气质上看，故以性有三品，扬子见道不明，故曰善恶混。程朱通兼本原气禀而言，斯为明备。
性即理也，故孟子言性善是也。论善不论气不备，故程张兼气质而言。自程子之说出，不辨而自明，故朱子以程子为密。
孟子在赤子入井时，忍取真心，推而上之，性善可知。
张思叔因读孟子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有所感，遂肯发愤。盖思叔家贫，须如此，然后贫贱富贵，不足以累其心，方立得志住，死生重于贫富，彼死生且不易其志，贫富又何足较哉。宜乎思叔有所感动奋发也。
正道难行，如良玉难售，大器难用，自然之理，学者不可以其难行。遂变其所守，如范我驰骋而不获，诡遇而得禽，岂可因范不获而诡遇乎？然在末世则然，遇汤武又何难行哉。
此理须从优游涵畅中出来，则意味自别，即孟子所谓自得之也。
国必自伐，然后人伐之。秦坑儒书，肆暴虐，任赵高姦邪，是自伐也，岂楚汉所能伐哉？汉亲宦官，害忠良，是自败也，又岂曹操所能篡哉？唐之败也，亦以宦官害忠良。宋之败也，以小人害君子，皆自伐也。盖君子退则虐政施，人民怨，盗贼起，兵伐兴，国亡矣。
处事之法，正己为先，顺理以行之。人之从远，不可必也，不可趋时好。然顺理处天且不远，况于人乎？故行有不得，皆反求诸己。
格君心者须分邪正，明义利，辨王伯，使君心晓然知王道之当行，不安于伯功之小，庶可与之有为，须赖左右匡弼，使君心常存敬畏，方可成其德。
人君心正，自不肯用邪人，此为治之大本。故曰一正君而国定矣。
德化为治之本，政事为治之具，二者交致，而风化盛矣。风化盛，然后鼓舞羣动，熏蒸沦浃，仁及一世。
天下事要心去处，身去行。然物各付物，则无事矣。何谓物各付物，顺理处便是。
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
事物上皆有理，顺理而行，不容些子计较造作。故曰行其所无事，顺理则智不凿而万事治。故曰大智，必有事焉。是指学而言，不可有造次终食之离，勿正心勿助长，是亦行其所无事，正与助长即私意造作，而有事矣，岂顺理之谓哉？
世 变难说。圣贤多只说得个大经大法，其变易无常处，亦说不尽。孟子善说世变，其曰先圣后圣，其揆一也。禹稷颜回，易地则皆然。观其说一治一乱处甚好，但其说不仁者不可以得天下，又说匹夫而得天下，德必若尧舜禹。又曰天子荐之，三代前是如此，三代以后，多不如此。秦晋隋及五代，多以不仁而得天下。汉高帝德非舜禹，亦得天下。盖时势不同，事变不一。古者诸侯万国，各固其疆守，以爱养其百姓，必有君临天下之德，然后能服天下之心，必天下之共尊，然后可得至尊之位。苟无其德，则列国诸侯之众，非惟不服，且将羣集而伐之。故不仁者必不得天下。匹夫虽有其德，无天子之荐，亦不得天下。自战国以来，天下诸侯，消灭将尽。七国之中，无有能行先王之道者，俱以势力战伐，相为胜负。至于并吞之久，惟秦最强。然德不足服人，天下莫肯帝秦，直至六国消灭已尽，秦始为帝，秦又视己之德暴，天下未尝心服。若更封建，则尾大难掉，乃立郡县，更立守命，不使世守疆土，世君其民，而易于制使。然郡县无诸侯封疆之固，守令无诸侯世守之权，又无君民死社稷之心。故秦恶既盈，陈涉以匹夫起兵，而郡县遂不能支，四方豪杰，莫不奋起。秦之宗社，有必灭之理。匹夫固有得天下之势矣，及秦已亡，天下英雄虽多，然才气识量，无有过于汉高者，则天下之势，固当归汉。故刘季以匹夫而为天子，厥后或以战争，或以篡夺，以不仁而得天下。以匹夫而为天子亦多，虽因圣王不作，亦由郡县势轻，不足以自守也，但不仁虽得天下，多灭亡不久。故圣人而不得君师之位，自孔子始。以不仁而得天下自秦始皇始。以匹夫而得天下，自汉高帝始，权与经本非二理。权者称锤之名，能知轻重，而处不失当。经世常法，如两事同至，皆当依经而行，或不能兼尽，必有一轻一重，则当从其重者，如两事皆重，则当详审而并处之。如夫妇人伦，重于告礼，如告则得娶，得以两尽，是经也，告不得娶，则废人伦，而重父之过。故不告而娶，所以从其重者，而处不失当，岂不是权？如尧舜得子贤，以继其位，此常道也，又使其宗庙享之，是两尽其道。然使不肖子居君位，必至亡国，是误天下生民，而宗庙亦灭。故传位于贤，则生民不失所，朱均亦无后患。是以传子为轻，君天下为重也。权所以济经，如一两是一两，如十两是十两，不失分铢。此正天理之精微处，非圣贤不能用。后世学不及此，有以苟且从俗为权者，以机变处事为权者，故权变权术之学兴，于是背乎经，非所以济经也。
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只是天人一理，岂有得了民心，天命不归者？天理即在民心上。后世为政者，反欲愚其民，何哉？
古今说义内者，惟程子说得精。程子曰，处物为义。又曰，中理在事，义在心。详味此言，义内之意自见。
有理必有气。理所以为气，气乃理之所为。生万物者气，理在其中即为性。故说者性，便遗不得理与气。但所指不同，指其本原所由生之理，则有善而无恶。故仁义礼智，何尝不善？恻隐羞恶之发，无往而不善矣。其为不善，是物欲害之也，孟子主意是如。，然物欲如何又害圣贤不得，众人如何动辄便为物欲所害，是其气质不同也。故指其本然之理而言，则为仁义礼智。其善可知，指其禀与气者而言，则或清或浊，或善或恶，不能齐也。或问气何以不齐，曰，气常运行交错，无一息之停，所以不齐也。
仁义礼智，乃性之在内者。是吾固有本然之善，非由外铄。惟当存养之令勿丧，存养之久，则天性自全，本心自明。古人自小学洒埽应对，事亲敬长，周旋礼乐，习为恭敬，无非存养之事。程子发明一敬字，于学者最有力，而整齐严肃，是敬下手处。或曰，整齐严肃。是外貌上做功夫，主一无适，是心地上做功夫。曰，内外一致。未有外面整齐严肃，而心不整齐严肃者。未有心主乎一，而外貌不整齐严肃者。但当内外交致其功，如颜子之非礼勿视听言动，虽在外，即所以养其中，盖自中而应乎外，外不乱则内自有主，内有主则外自整齐。此敬之功所以贯内外动静。分而言之，则静为涵养，动为省察。统而言之，则动与静皆所以存吾心，养吾德也。
仁者本心之全德，盖心中别无他物，只是此一个生理。天地万物，皆不外乎此。故孟子曰，仁人心也。程子曰，心如谷种，仁则其生之性也。故孔门只说为仁，便是从心地上做功夫，仁民爱物，从此流出。
孟子求放心，不是捉得一个心来存，只惕然肃敬，心便在此。
心才私便是放，不必逐物驰骛，然后为放。心一放便是私，不待纵情肆欲，然后为私。这里最难，所以古人战战兢兢。
朱子曰，孟子说求放心，煞是说得切，细看又说宽了。孔子只说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能如此，则此心不容不存。此孟子所以不及孔子。愚谓中庸言戒慎恐惧，程子言庄整齐肃，于此用功。心自无走作处。惟此可补孟子之不及，接孔子之教矣。
孟子发夜气之说，于学者最有功，蓋心也理也气也一也。心存则气清，气清则理明，理明则气益清，气清则心愈存。其要在操存省察于旦画之闲，不为物欲所汨。颜子之非礼勿视听言动，孟子之集义养气，程子之居敬穷理，是工夫。
先立乎其大者，便是中有主了。
今人多惑于怪异，是未尝知性知天。夫乾道变化，各正性命，此外俱是异端。他道不必穷也。
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吾心之理即是天，故程子曰，言合天人，已胜著一合字。
人之学本于良知良能，然全要养。养则良知良能日长，不养则日消。
孟子在良知良能上体验，故曰性善。荀子在情欲交动处看，故曰性恶。依孟子说，则礼乐教化，皆吾性中事。依荀子说，是指气质物欲为真性，故以礼乐教化为伪为也。
王道只是公，伯道只是私。王道一于天理之公，一者诚也，故其光明正大，上下与天地同流，而万物各遂其性。伯道假公以济其私，假者伪也，费尽其智计，方能小补于世。虽不能无功，乃工业之卑者，下此则奸雄之人。
圣人为政，感发天下人心，同归于善，如天覆地载，万物并育其闲，所以其民杲杲。伯者之政，是用其私意智力，假仁义以收人心，故曰其民欢虞。然其所感者私而狭，所为者险而劳，是以功烈之卑。
孟子言善政得民财，是分田制井，率天下之民，务农重榖，以生天下之财。而国家亦赖其贡赋，非是重敛以得民财，又非如王安石用青苗市易，以剥取民财。大学言生财有大道，则财恒足，亦此意也。
人心全是天理，才违理，心便不安，心便愧怍。
莠之乱苗，紫之夺朱，皆以其相似而难辨。与儒道相似，莫如禅学。此最害道者，后之学者，做存心工夫，不得其真者，多流于禅。所谓高者人于空虚，盖天资高迈者，多厌世事之汨穴，而乐于静虚，又好奇妙而忽卑近，又力去做静中工夫，埽除物欲，屏绝思虑，是在内裹先做空了。不觉流于禅学，只缘在小学四书近思录不曾实体验，而与穷理工夫不到，故如此。
理无不实，心无不正，谓之诚。故荀子以养心莫善于诚，周程讥其不讥诚，诚如五榖已成。果实已熟，又焉用养。孟子言养心莫善于寡欲，无欲即诚也，心与理为一也。
莠之乱苗，非老于农事者不能辨，异端害道，惟老于圣贤者能知。
论语一书，尧舜气象。孟子一书，三代气象。
学者要得不差，须实从小学大学做上去。
工夫在大学，效验则见于二南。
程子言论语孟子既治，则六经可不治而明矣。诚哉是言也。若论文字，则论孟与六经文字，体面自殊。若论工夫道理，则六经道理，不出论孟子之外，六经工夫作用，亦不出论孟子之外。所以学者贵自得也，先儒以为推类以通之，非也。论孟六经之道本一，何待推。
所谓一本，天地人物，甚事不是一本。孟子言知其性则知天，伏羲仰观天，俯察地，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参验错综，无一毫不合处。依此写奇偶卦画，而天地人物，古今事变，尽在其中。若非一理，只在此数画，如何便能该尽。
一各生两，只是阴阳两端，交错变化自然之妙。老氏一生二，二生三，是何道理。阴阳两端，再参得甚物来作三，故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生十六，十六生三十二，三十二生六十四卦，加一倍是邵子之数。愚以为阴阳上各生阴阳，奇偶上各生奇偶，此易之礼。易之礼不出于阴阳诸端，变化错综，生出六十四卦，若再错综叠上去，生得无穷卦出来，然只六十四卦，足以该尽事理，再叠反过乎烦，故卦止六十四，亦自然之理也。若天地生物，只是阴阳交变错综，生千生万，无穷无尽，又不可限以数目，故曰一阴一阳之谓道。
阴阳只是一个消长，阳消处即是阴生，非是阳去生阴，阴消处阳即生，非是阴生出阳来，阴阳事物，到极处便变。阳长极了便消，消便变阴，阴长极了亦消，消便变阳，亦不是阴变成阳，阳变成阴，但阴变阳即生，阳变阴即生。以卦爻言之，老变而少不变。老阳一变，便换出阴来，老阴一变，即换出阳来。凡事物吉凶治乱，皆是如此，名之曰易。
易者变易也，随时变易以从道也。是指作易者与用易者言。则涉乎人矣，若论理则易即道之所为，非从道也，
在天曰元亨利贞，在人曰仁义礼智，因天人之分，而异其名，其理则一也。
元为四德之首，仁为五性之长。盖天地闲只有这个生理，更有何物。元为天之生理，仁为人之生理，元即仁，仁即元，天人未尝二也。
天地人物，皆正理所为，著邪妄不得，故易多言利贞，合正理处则事自治。见事皆是正理。合正理处人心自服，见人心尽是正理。
张子以太和为道体，盖太和是气，万物所由生，故曰保合太和，乃利贞。所以为，是太和者道也，就以太和为道体，误矣。
忠信是进德之基，便是立天下之大本。
忠信是立诚处，所以能进德也，忠信二字最力。
非礼勿言，即是修辞立诚，非礼而言，即妄也。非礼勿言，乃立诚也。修辞是修省言辞，去其非礼者，乃立诚也。
天地万物，一理之所为，是理处天地且不能远，况于鬼神乎。
敬以直内，是无许多杂乱邪念，故内直。内直诚便存，盖人心即有理，理本直。敬则可以关防外邪，养本性。敬以直内，是必有事焉而勿正，以敬直内，是正也，助长也，故程子曰，以敬直内，则反不直。
敬以直内是，养得仁义礼智之在内，不偏不倚。故曰中，日大本，义以方外，是达得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情。各得其宜故曰和，曰达道。直内是内里正当。非僻之干，无自入矣。方外是外面处置得当，条理分明。各有体面各有准则，移易不得。
天地万物只是一个理，顺之为难。故曰顺以动，天地如此况建侯行师乎。又曰天地以顺动，故日月不过。而四时不忒。圣人以顺动，故刑罚清而民服。后世不知穷理，以智力为治，所以不能大治。
观盥而不荐有孚顒若。□传曰，下观而化。发明观之义最切。盖在上者下之观仰视效。上既能尽观之义。在下者安有不观仰而化乎。必以盥应为言者，人之诚敬，于此为至。盥而不应，不可以词害义。盥则必应盖言盥而不应之时。在下者已信而瞻仰之以见观感之神速，故下文言神道设教也。奏格无言，时靡有争。笃恭而天下平无为而治，皆此义也。
不能谨于始者，必当悔于终。过此则迷复矣。能悔者犹救得一半，秦穆公汉武帝是也。终迷者秦政项羽是也亡无日矣。
无妄诚也。诚天理之宝也。圣人只是循其实理之自然，无一毫私意造为。故出乎实理无妄之外。则为过眚循此实理无妄而行之，则吉无不利幸而灾疾之来。亦守此无妄之实理，而不足优。卦爻辞皆此意。学者则当择善而固执也。
人只当守定实理。实理之外，不可再有妄动，故曰无妄行有眚，无攸利。
独立不惧，遁世无闷，非大过人者不能也，此时当如此。
损上益下曰益。损下益上曰损。周礼泉府卖货之滞与民者，欲有益于民也。王安石行市易法青苗钱，是欲益上损下也。故周公行益安石行损道。
天下只是个公与私，义与利，而所为所成迥别。天地革而四时成，与汤武革命，皆是至公。义所当革，如春革冬，非春要革冬，乃天地之气，自然而然。夏革春，秋革夏皆然。如汤革夏命，武革殷命，皆是理势之自然，非有心于得天下。若有心谋天下，便是私而不义。汤武只是存天理以治国爱民，及德盛民归，自不容已。而桀纣之恶日甚，天下之民，皆引领望之救己，戴之为君。汤武亦不得徇私逆理，违天拂民，而不救也？而桀纣失君道，天命已去，汤武尽君道，不得不奉天命以伐之。既诛桀纣，则天下之人，固不肯舍汤武而别求君，汤武亦不当舍天下而不为君，此如四时之革。理势气数之自然，非有心于革也。如秦革周汉革秦，唐革隋，皆有心谋夺其位，非天命所当然。或曰：周秦隋皆天命已绝。何谓不当革，曰：周秦隋天命离绝，而高祖太宗，亦以私意取之，非理势自然之革。况始皇之暴乎，必如天地四时之无私，乃革道之至也。或谓武王伐纣，既无心谋天下，当择商之贤子孙如微子箕子者。而立为天子，自居诸侯之位，岂不可乎，曰：此亦私也。夫天下者天下之天下，商岂得而专有之。若使一家可以专有之，则肆淫虐而无害也以理论之，当以首出庶物者为君。次者为臣，下者为民。君所以总理民物，臣所以分任庶职，民则受治而安生。若肆暴虐，则君道失，臣民无主，自当归于有德。况周之德盛民归，又伐暴救民。天下之人，岂肯释周，故孔子以天理四时之革，同乎汤武之革，一循乎理，无一毫人欲之私也。
人性本善，循理而行，本不难。施之于人，亦顺而治，此乾坤简易之理。
吉凶者，得失之象也。饭天下之事，得其理则吉，失其理则凶。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然。虽否困蹇剥之时，苟处之有道，在我亦有吉亨之理，如六爻中正者，未尝不吉；不中正者，未尝不凶。
吉凶祸福不再此理之外，故易可以知吉凶。
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此说得人鬼死生最明。
□□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此圣人做天底事。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天之作用，又与圣人不同。
尽夜者，死生之道也。尽是息，夜是消。尽是伸，夜是屈。尽是始，夜是终。不是将消者再来做息。屈者再来作伸，尽则必夜，夜则必尽，是自然之理。昨日尽夜，自是昨日底尽夜。今日尽夜，自是今日底尽夜，不是将昨日尽夜，来作今日尽夜，是昨日尽夜了。今日尽夜再生，造化不穷，往者过。来者续，旧者灭，新者生。自然而然，死生便是此理。精气为物。物便生，是聚也始也。游魂为变，物便死，是散叶终也。造化自能聚散，自能始终，岂将既往之聚散。来做新来之聚散，将既往之始终。来作新来之始终，如寒来暑往，是寒极必暑，暑极必寒，亦不是将去年寒暑。来作今年寒暑，是今年新生底寒暑。故归根返元死生轮回之说，是不识造化也。
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成之者性，继那天道便是善，成那善便是性，以此之性善无疑。性恶者，蔽于气也。气从何出，亦理之所为。故程子又曰：善恶皆天理。但人自不可流于恶。又曰：不是善恶在在性中相对而生。既曰不可流于恶，不是在性中相对而生，，则元初只是善也。
朱子曰：易有交易变易之义，交易者，阴阳之相感；变易者，阴阳之相推。相感者固相生，相推者亦相生，故生生之谓易。
天地设位，而易行乎其中，只是敬也，敬则扶得道理在。
善则千里之外应之，不善则千里之外远之，此可见感应之理。如曰：不赏而民劝，不怒而民威于鈇钺。笃恭而天下平，声色之于以化民末也。观盥而不荐，有孚颙若。下观而化也。上老老而民与孝，上长长而民与弟。天下何思何虑？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虚中无我，有感必通，诚能动物。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此明感化之机，不动声气。盖在无声无臭处，其原是一本。此无为而天下治，其要在谨独。
退藏与密，只是其心湛然无事，而众理俱在也。
易曰：斋戒以神明其德。程子主一无过是斋，子思戒慎恐惧是戒，合而言之敬也。
天下之理，虽万殊而实一本，皆具于心。故感而遂通，若原不会具得此理，如何通得。一阖一□谓之变，虽变亦是常理，故曰中庸。
太极理也，道理最大，无以复加，故曰太极。凡事到理上，便是极了，再改移不得。太是尊大之意，极是至当无以加也。
太极者理也。阴阳者气也。动静者理气之妙运也。
有是理必有是气。故有太极便生两仪。有是气必具是理。故两仪既判。太极即具于其中。故曰一物一太极。又曰万物共一太极。
理是气之主。气是理之具。二者原不相离。故曰二之则不是。
一各生两。一物中便有两仪。是易中自然直数。画卦者因之。若天地生物。无非两之所为。所生之物。其数不拘于此。絪缊交错。多寡不齐也。
朱子谓易为卜筮而作恐不然。易是摹写天地间变化。河出图。圣人则之。是则其阴阳奇偶之数。河图亦因卜筮而出乎。伏义仰观天文。俯察地理。远取诸物。近取诸身。参验得无不是此个道理。故画出卦画以示人。既画之后。即阴阳消长。吉凶悔吝。无不在其中。故因用之以筮占吉凶。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为之器。阴阳形而下之器也。阴阳之道理也。故曰一阴一阳之谓之道。道人之动作威仪。形而下者也。其理则形而上者。圣人制而行之谓礼。施之天下谓之法。习矣而不察。行之而生物须要阴阳交感乃生。或以气交。或以行交。天物氤氲。万物化醇。是气交男女構静。万物化生。是形交血气盛则生子。子长则父母衰。此即易也。变易之大者。
古人以阴阳为善。阴为恶。阳为君子。阴为小人。此以类而言也。若论一阴一阳之谓道。岂可以阴为恶意类而言。则阳刚健。阴柔弱。阳清明。阴浊暗。非善恶而何。
程子言善恶皆天理。非言有不善之天理。言善恶皆天理中出来的。是理处便是善。非理处便是恶。盖太极流行。便有动静。阴阳是非邪正。亦是理之自然。不能无者。非言恶者亦可名为天理也。
扶阳抑阴虽圣人之用意。实天理之当然。盖圣人之意。盖圣人之意。即天理所在理所在非如人之私意。
圣人只是尽其道。感化之妙。自然而然。圣人固欲人之感化。亦未尝有心也。故曰同归殊涂。一致百虑。之虚中无我而已。
易之道广大悉备。程子以事理明之。朱子又多以象占推之皆可。盖一阴一阳之谓道。其交错变化。高下清浊。偏正美恶。无所不有。故六十四卦中象占无不备事理无不该。既不可专拘于事理。亦不可专拘于象占也。然事理又切世用。
立天之道。曰阴兴阳。阴阳气也。理其中。立地之道。曰柔兴刚。刚质也。因气以成立之道。曰仁兴义。仁义理也。具于气质之内。三者分殊而理一。
立人之道。曰仁兴义。仁兴义。人不仁义。则人道绝矣。今人处事。不存天理。只用智计。更戲欲人道。
一物之中。便有两仪。阳中有阴阳。阴中亦有阴阳。如天本属阳。又曰立天之道。曰阴兴阳。地本属阴。又曰立地之道。曰柔兴刚。岂不是一各含两之义。如邵子加一倍法。是易数之本。五行虽是五。除了土作冲气又只成四个。四个又只成两个阴阳。水是太阴。火是太阳。木是少阳。金是少阴。冲气是阴阳会处。会则和矣。故士居中。天下无一物无阴阳。火难属阳。亦有阳火阴火。丙丁是也。水难属阴。亦有阳水阴水。
壬癸是也。余皆然。以动静言之。动属阳。静属阴。以始终言之。始为阳终为阳。终为阴。以先后言之。先为阳，后为阴以方所言之。东为阳。西为阴。以屈伸言之。屈为阴。伸为阳。大二开辟。小而呼吸。程子言无无对者。相对处变是阴阳。只有太极无对。太极含得有动静之理在内中自有对也。凡事前一截属阴。凡物头属阳。尾属阴。上属阳。下属阴。左属阳。右属阴。
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程张所论不同。朱子于或问论之详矣。然亦是各据自己分上说。程子得之易。故其言快。张子得之难。故其言由经历次序上说。
各卦之义。兴卦之辞。本义多主象占。然有事则是理。有是理则有是象。有是占。亦非有二也。若专主本义。则似乎太拘。必读程传。方发明得尽。
以易为卜筮之书。固不足以尽易。以为非卜筮之书。亦不可。盖易是精微之书。造化人事。无不在内。故以之卜筮。则知吉凶。以之处事。则无悔吝盖文明始开。即生伏义。文字未立。先画卦爻。故此书虽圣人所作实则天开观龙马负图。可见伏义仰观俯察。远取近取。图中奇偶。兴天地间造化事物。无不契合。乃画八卦。因而重之。是以尽天下古今之变。以之卜筮。足以知吉凶。盖卜筮事变只一理相通而应。无异术。故圣人用之卜筮为多。孔子发明之后。天理人事。显然为学本末发兴存亡。进退出处。莫不详尽自程子作传。多归于人事而天道著明。易道至此。无余蕴矣。
天下之变无穷。惟易可以尽之。盖易阴阳奇偶。变易无穷。若天地之阖辟。气运之盛衰。日月之更迭。寒署之往来。阴阳之消长。人物之死生。国家之兴亡。世道之古今。其消息盈虚。升降屈伸。吉凶消长。进退存亡。幽明终始。善恶邪正。皆是此理。虽万变无穷。易足以尽之。盖易自造化中写出来故也。其余诸经。或因时制作。随时记录。天理人事。无不详尽。所以垂世立教。无不精切。但天下古今之变。惟易能尽也。本义多本彖传。
读易者当先观彖辞彖传。次读程朱传义以发明之。爻亦然。程传又有发明到彖传爻象外意者。学者所当礼也。
文王在羑里而演易。周公又系爻辞。是欲以此尽天下古今之变。以为专为卜筮恐不可。卦之六爻。以中正为善。又必有正应。方可有为。盖中正则才德不偏。有正应则君臣相遇。诚意相孚。方可以成天下之治。
康节言画前有易。此说最精。未画卦之前。卦之理已有。但非圣人写不出来。礼乐亦然。制礼作乐。虽出于圣人。未制作之前，礼乐之理已具。特假圣人之手以成。如曰天地设位。而易行乎其中。天高地下。万物散殊而礼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乐兴焉。皆此意也。删后无诗。却说不定。如有圣王者作。其诗固也在。
观尧典见得圣人作事，只是公天下之心无一毫私意。
今人有遏去思虑，以为心不放者。有常拘制看住心在这里，以为存者。皆非圣贤存心之法，所以流於异学。圣贤只说戒慎恐惧，则心自存，何当看住此心，不许他走。只整齐严肃，则心便一，何当遏绝思虑。以求不杂。主一只是常要整齐，非是寻得本物事来照管不失。尧曰钦明。只钦则本心自明，亦不是要见得此心光明。如一物在此，儒释之分，正在此处，宜深察明辨也。
圣人之道大行，薰蒸渐染，得人皆去伪善，所谓黎民於变时雍是也。
君相之职最难者是知人。四凶在尧时，尧照见他心术，毫发不隐。如共工则曰静言庸达，象共滔天。於苏则曰□哉？方命圮族，但当时舜禹稷契等未出。苏之才高可用。故只用只得用之。曰往钦哉。戒之甚切。驭之甚严。然亦用之治外事而巳，不使之预朝政也。非圣人不能如此处置。非圣人照临在上。亦用四凶不得。如荀彧不识曹操。孔明误信马谡。温公不知邢恕。刘元城不知程子定夫。胡文定不知秦桧。皆是大本有欠。烛理不明故也。是以君子大居敬而贵穷理。
辟四门。明四目。达四聪。此舜为治手段。后世所当法也。然□扬贤才而用之。则四门辟矣。得贤明忠道之士而寄以耳目。广询博访。以来直言极谏。则四聪达。四目明矣。金人不宜布帛换金银。是他有见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