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淫逸（《贞观政要》卷六作「泆」）盗窃百姓之所恶也，我从而刑之残之刻剥之（此七字《贞观政要》作「刑罚之」），虽过乎当，百姓不以我（「我」字据《贞观政要》补）为暴者，公也；怨旷饥寒亦百姓之所恶也，遁而陷于（《贞观政要》作「之」）法，我从而寛宥之，虽及于刑，必加隐恻焉，百姓不以我为偏者，公也。我之所重，百姓之所憎也；我之所轻，百姓之所怜也。是故赏约（《贞观政要》作「轻」）而劝善，刑省而禁姧。由此言之，公之于法，无不可也，过轻亦可，过重亦可；私之于法，无可也，过轻则纵奸，过重则伤善。今之为法者，不平公私之分而辩轻重之文，不本百姓之心而谨奏当之书，是治化在身而走求之也。
圣人之于法也已公矣，然犹身惧其未也，故曰：「与其害善，宁其利淫。」知刑当之难必也，从而救之以化，此上古之所务也。后之治（《贞观政要》作「理」）狱者则不然，未讯罪人则先为之意，及其讯之（「则」下九字据《贞观政要》补），则驱而致之意，谓之能；下不探狱之所由，生为之分，而上求人主之微旨以为制，谓之忠。其当官也能，其事上也忠，则名利随而与之，驱世而陷此（《贞观政要》作「之」），以（《贞观政要》作「欲」）望道化之隆，亦不几矣（《贞观政要》作「亦难矣」）。凡听讼决（《贞观政要》作「吏」）狱，必原父子之亲，立君臣之义，权轻重之叙（《贞观政要》作「序」），测浅深之量，悉其聪明，致其忠爱，然后察之。疑则与众共之，众疑则从轻者，所以重之也。非为法不具也，以为法不独立，当须贤明共听断之也。故舜命皐繇曰：「汝作士，惟刑之恤。」又复加之以三谇（《贞观政要》作「讯」）。众所谓（《贞观政要》无「谓」字）善，然后断之，是以为法参之人情也。故《春秋传》曰：「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而世俗拘愚苛刻之吏，以为情也者，取货赂者也，立爱憎者也，佑亲戚者也，陷怨雠者也，何世俗小吏之情与夫古人之悬远乎！无乃风化使之然邪？有司以此情疑之羣吏，人主以此情疑之有司，是君臣上下不通相疑也。不通相疑，欲其尽忠立节，亦难矣。苟非忠节，免而无耻，免而无耻，以民安所厝其手足乎？
春秋之时，王道浸坏，敎化不行，子产相郑而铸《刑书》，偷薄之政，自此始矣。逮至战国，韩任申子，秦用商鞅，连相坐之法，造参夷之诛。至于始皇，兼吞六国，遂灭礼义之官，专任刑罚，而姧邪并生，天下叛之。高祖约法三章，而天下大悦。及孝文卽位，躬修玄黙，论议务在宽厚，天下化之，有刑厝之风。至于孝武，征发烦数，百姓虚耗，穷民犯法，酷吏击断，奸宄不胜，于是张汤、赵禹之属，条定法令，转相比况，禁固积密，文书盈于机格，典者不能徧覩，奸吏因缘为市，议者咸怨伤之。凡治（《贞观政要》作「理」）狱之情，必本所犯之事，以为之主，不放（《贞观政要》作「敢」）讯，不旁求，不贵多端，以见聪明也。故律正其举劾（本作「効」，旧校云：「効疑劾。」按《贞观政要》作「劾」，据改）之法，参伍其辞，以求实也，非所以饰实也。但当参伍聪明之耳目，不使狱吏断练饰治，成辞于手也。孔子曰：「古之听狱，求所以生之也；今之听狱，求所以杀之也。」故析（本作「斥」，据《贞观政要》改）言以破律，诋（《贞观政要》作「任」）案以成法，执左道以乱政，皆王诛之所必加也。（《羣书治要》、《贞观政要》卷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