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周子太极图并说一篇，通书四十章，传旧本遗文九篇，遗事十五条，事状一篇。熹所集次，皆已校定，可缮写。熹按先生之书，近岁以来，其传既益广矣，然皆不能无谬误。唯长沙建安板本为庶几焉！而犹颇有所未尽也。盖先生之学之奥，其可以象告者，莫备于太极之一图。若通书之言，盖皆所以发明其蕴，而诚、动静、理性命等章为尤着。程氏之书，亦皆袓述其意，而李仲通铭、程邵公志、颜子好学论等篇，乃或并其语而道之。故清逸潘公志先生之墓，而叙其所著之书，特以作太极图为首称，而后乃以易说、易通系之，其知此矣。按汉上朱震子发，言陈抟以太极圚传种放，放传穆修，修传先生。衡山胡宏仁仲则以为种、穆之传，特先生“所学之一师，而非其至者”。武当祈宽居之又谓图像乃先生指画以语二程，而未尝有所为书。此盖皆未见潘志而言。若胡氏之说，则又未考乎先生之学之奥，始卒不外乎此图也。先生易说久已不传于世，向见两本，皆非是。其一卦说，乃陈忠肃公所著；其一系词说，又皆佛、老陈腐之谈。其甚陋而可笑者，若曰；“易之冒天下之道也，犹狙公之罔众狙也。”观此则其决非先生所为可知矣。易通疑即通书。盖易说既依经以解义，此则通论其大旨、而不系于经者也。特不知其去易而为今名，始于何时尔。然诸本皆附于通书之后，而读者遂误以为书之卒章。使先生立象之微旨，暗而不明；骤而语夫通书者，亦不知其纲领之在是也。长沙本既未及有所是正，而通书乃因胡氏所定章次，先后辄颇有所移易，又刊去章目，而别以“周子曰”者加之，皆非先生之旧。若理性命章之类，则一去其目，而遂不可晓。其所附见铭、碣、诗、文，视他本则详矣，然亦或不能有以发明于先生之道，而徒为重复。故建安本特据潘志置图篇端，而书之序次名章，亦复其旧。又即潘志及蒲左丞、孔司封、黄太史所记先生行事之实，删去重复，参互考订，合为事状一篇。其大者如蒲碣云：“屠奸翦弊，如快刀健斧。”而潘志云：“精密严恕，务尽道理。”蒲碣但云，“母未葬”；而潘公所为郑夫人志：乃为“水啮其墓而改葬。”若此之类，皆从潘志。而蒲碣又云：“慨然欲有所施，以见于世。”又云：“益思以奇自名。”又云：“朝廷躐等见用，奋发感厉。”皆非知先生者之言。又载先生称颂新政，反复数十言，恐亦非实。若此之类，今皆削去。至于道学之微，有诸君子所不及知者，则又一以程氏及其门人之言为正。以为先生之书之言之行于此亦略可见矣。然后得临汀杨方本以校，而知其舛陋犹有未尽正者。如“柔如之”当作“柔亦如之”，师友一章当为二章之类。又得何君营道诗序，及诸尝游舂陵者之言，而知事状所叙濂溪命名之说，有失其本意者。何君序见遗事篇内。又按濂溪广汉张栻所跋先生手帖，据先生家谱云：濂溪隐居在营道县荣乐乡锺贵里石塘桥西，濂盖溪之旧名。先生寓之庐阜，以示不忘其本之意。而邵武邹敷为熹言：“尝至其处，溪之源委自为上下保，先生故居在下保，其地又别自号为楼田。而濂之为字，则疑其出于唐刺史元结七泉之遗俗也。”今按江州濂溪之西，亦有石塘桥，见于陈令举庐山记。疑亦先生所寓之名云。覆校旧编，而知笔削之际，亦有当录而误遗之者。如蒲碣自言：初见先生于合州，“相语三日夜，退而叹曰：‘世乃有斯人耶’”！而孔文仲亦有祭文，序先生洪州时事曰：“公时甚少，王色金声，从容和毅，一府尽倾”之语。蒲碣又称其孤风远操，寓怀于尘埃之外，常有高栖遐遁之意。亦足以证其前所谓“以奇自见”等语之谬。又读张忠定公语而知所论希夷﹑种﹑穆之传，亦有未尽其曲折者。按：张忠定公尝从希夷学。而其论公事之有阴阳，颇与图说意合。窃疑是说之传，固有端绪。至于先生然后得之于心，而天地万物之理，鉅细幽明，高下精粗，无所不贯，于是始为此图，以发其秘尔！尝欲别加是正，以补其阙，而病未能也。兹乃被命假守南康，遂获嗣守先生之遗教于百有余年之后，顾德弗类，惭惧已深，瞻仰高山，深切寤叹。因取旧衮，复加更定，而附着其说如此。锓板学宫，以与同志之士共焉。
淳熙己亥夏五月戊午朔、新安朱熹谨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