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之道，坠绪就湮，微言中绝者屡矣。何以至有宋濂、洛、关、闽诸贤出而圣人之道大明，既明而遂不复晦？岂非由于诸贤之扶正教，辟邪说，同时奋起，百折不回，而又各有著述，其择也精，其语也详，足以抉奥阐微，羽翼斯道于千载也哉！
余束发受书，溺于俗学，以记诵词章为务，于道毫无所窥。继与友人崇文山游，见其持论行事一轨于正，因尽弃所学而学焉，始解读小学、近思录与诸先儒之书以发明经旨。因文山而获见倭艮峰先生，得读所著为学大旨，始知圣人之道如日用饮食之不可一日或离，而从事之久，则趣益深，理益明，又不容以一蹴而至也。无如力学不勇，悠忽终无所得。
同治六年，出守凤翔，固横渠夫子之乡也。拜谒祠下，肃然仰前哲之遗徽，徘徊久之不能去，从守祠张生述铭求全书之所在。张生曰：“是书旧刻之在邑者，板多残阙，临潼本，则不知藏于谁氏。道光初，郡中有新锓本，第不敢出以示人。”余讶其言，固诘之，则曰：“是书之刊也，彼时岐邑明经武子鲜名澄者，实任校雠事，于语录、附录诸卷多所移置，且补著张子年谱而参以己议，谓井田不可复行，于是是书出而读者讠华然，是以不敢复示人。”余亟索观，知武生亦汲古好学士，第其所著井田论，未能窥先贤之深意，无足存者。乃属张生，将所移易者重辑如旧，商之罗诚兹明府骧，共捐资而补刻之。以武生所编年谱，删其繁冗附于后，以不没其勤。
编既定，张生固乞序于余，邑贤裔张书云亦以为请。余曰：“子误矣。夫子之书，广大精微，程子、朱子及诸儒论之详矣，余涉道浅，乌足以赞一词哉！且值正学倡明之会，是书之传，久已如日月之经天，江河之行地，又乌待乎序耶！”张生则曰：“人之读是书者，往往静言而庸违。自罹兵革后，读之者益鲜，其不可以无言也。”
余悚然曰：“是守土者之责也。夫天下之祸乱不遽作，实人心风俗有以酿成之；人心风俗之坏，由于教化之不行；教化之不行，由于学术之不讲。凤郡民俗，夙称敦朴，今则学校久废，诗书之道不闻，人知趋利而不知向义，较之往昔，其风亦稍漓矣。果能取夫子之书读之，而身体力行，观摩而善焉；其君子知励存养之修，宏胞与之量，循其性而无违；其小人亦知笃尊高年、慈孤弱之义，尽其职而无愧；皋皋熙熙，祸乱其庶几息乎！第古学校之制未能遽复，而今之从事学校者，又往往以操觚吮墨、媒爵秩而贸冠裳为毕乃事也，是岂张子著书卫道垂教后世与余所以期望郡人士之本心哉！”爰书之以告读夫子之书者。
时在同治九年，岁次庚午仲秋之吉，赐进士出身知凤翔府事后学李慎谨序。
